# 毛泽东批发安徽桐城县闹粮问题的报道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一九五八年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 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

## （见《经济消息》第九期）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作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调查报告说：桐城县去年粮食平均每亩二千二百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总产量达到八亿四千多万斤，扣除从收获到现在的一切支出，还有三亿五千万斤，按全县农业人口五十三万计算，平均每人还有粮食七百斤左右，照理就是不应该有什么粮食问题的，然而，最近一个时期内，到处街谈巷议，都吵着没有粮食吃，要求“马上供应”；有的食堂一天只喝两顿稀饭或煮青菜吃，甚至收成最好的公社食堂也吃糠粑。有的干部说：“今天吃萝卜，明天吃青菜，后天就要盖锅盖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粮食平均亩产六百几十斤，但这两年都没有普遍闹粮，去年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斤，反而普遍闹粮；往年闹粮一般都在春荒时期，歉收的地方闹得厉害，这次闹粮却从去年十二月就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是丰收地区。是征购多了吗？也不合乎实际。一九五七年征购一亿四千多万斤，去年增产一倍，但征购只一亿五千万斤，增加得并不多。同时，农民实际生活也不象缺粮的样子。工作组到桐城县以后，所接触到的农民，不论男女老少，脸面上的气色都很好，看不到饥形菜色。为什么不该闹粮食问题，而闹了粮食问题呢？这是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调查报告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原来各个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瞒产的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一千七百斤，只报七百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个夹壁墙中藏粮三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二百斤，另一个生产大队私卖粮两万斤，平均每个劳动力分现款四十元；有的是粮食收下来无人管理，干部和社员私自到稻草堆里去拿，有一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队长、记工员每人往家里私拿了四、五百斤。据说，这个队没有一户不私拿粮食。此外，还有少数干部集体贪污，使群众吃了大亏。例如，有一个生产大队的正、副队长和会计，合伙私卖粮食八万斤，把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食堂却只喝稀饭，吃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往年闹粮是富裕中农带头，只是一部分人闹；今年却是基层干部带头瞒产，带头形成群众性的闹粮风潮。

　　为什么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后一切都要归公”，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帐”的办法，使小社感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产的大队几次追加统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摸不到底，因此，思想上普遍存在着几“怕”：一怕不实行“三包”办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调剂余缺；四怕自己报实产量而别队不报，自己的队吃亏。这样，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就产生了“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再说”的思想，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县委和工作组在查清了闹粮问题的真相后，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分配和统购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益仍以大队（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实行“三包”超产归队的办法；统购任务以农业社为单位结算；绝不无代价地调拨粮食，私人存粮一律归个人支配。这样，不到一个星期，不少大队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纷纷恢复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稀一干；暗仓又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由闹粮变成了议论丰收，无精打彩变成了兴高彩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翻印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于重庆（八十份）

　　地委书记会议文件一    00001

　　· 来源：

　　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