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四）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就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为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白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提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就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人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二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史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时，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得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提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到现在二十八年了，我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象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是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碳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是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认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六○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给人民银行行长代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洲、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活跃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汉。伊拉克七月十四日革命成功，美国十五日占领黎巴嫩。我们八月二十三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三十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三十几笔帐，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指头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是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个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颗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提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消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百分之七十。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还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百分之三十，瞒产私分百分之十五，共百分之四十五，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分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百分之十五至十八)国家税收(百分之七至十)，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得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二十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钱，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巨。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的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富的。公共积累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它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七十万个小社，一社五十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观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抢劫。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慢。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枝钢笔，将来不止三枝，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枝。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有修正主义，拦路抢劫、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是讲得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得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如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如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作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社)。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煤、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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