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三次报告的批示 ## 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一次报告 ## （1959年3月27日）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4月2日 ## 王任重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送去王延春同志写的3份材料和许道琦同志写的一份材料，请审阅。王、许两同志都是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延春同志写的3份材料的主要内容： 　　一份材料是“麻城县万人大会（即五级干部大会）的情况”。这里面反映了这个县采取了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经验。 　　一份材料是穷队赶富队的问题。在五级干部大会上采取典型对比的办法，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以事实证明只要穷队有志气，经过努力，再加上国家和公社的支援，穷队是完全有可能赶上富队的。 　　一份材料是“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这里面反映了如何总结1958年的经验，确定1959年的措施。 　　许道琦同志写的一份材料，主要内容是对于“吃饭不要钱”补充了一些有关政策上的意见。 　　我看了上面的材料，觉得还有用处，特送上。 　　此致 　　 敬礼！王任重3月31日 　　（任重同志并省委：） 　　麻城县万人大会从3月23日下午开始，已经开4天了。他们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到会者，除县里的干部外，有300名公社干部，600名管理区干部，2500名生产队干部，5600名生产小队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账派。开始，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来，有的只派来几个代表，有的走到半路还想回去，有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们认为过去几次的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次也无非是整一顿。但是，会议开始之后，这些人的疑虑立即就消除了，不安心的安下来了，不愿意来的都来了，来得少的增加了。会议期间，有一部分人，来来往往，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生产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这样内呼外应，连成一气。 　　会议开始，通过三级检讨、三个兑现，一针见血，解开了疙瘩。 　　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使基层干部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得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在检讨中，只要诚恳谦虚，心平气和，讲知心话，基层干部便大受感动，许多人也纷纷检讨起来，有的说：“我的错误比上级还大，上级向我说好话，我要和上级讲和。”有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这样检讨说：“上次开会整我20多天，思想没有通，布置的生产任务，我根本没有贯彻，现在上级对我们这样好，我自己很惭愧，对不起上级，这回一定要干。”还有一个支部书记，本来想在会上要5万斤口粮，出出气，听了上级的检讨以后，他说：“我再也不要粮食了。” 　　认真检讨，承认错误，使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但是，只有检讨不能真正地解开疙瘩，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什么？有三个：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这“三兑现”，干部称之为神方妙诀，能解人人之疙瘩。 ## 首先是退钱退物 　　不论县、公社、管理区，都必须这样做，县里以县长挂帅，成立个清理委员会，专门进行这项工作，退钱退物关键在于公社一级，公社党委书记虽然参加了全省六级干部会议，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但是不承认有现钱，个别的公社，钱真是花光了，大部分的公社还有不少的现钱，就是舍不得拿出来，有的只想退一部分，有的根本就不想退，有的还算倒账，把收入都算公社的，开支都给生产队分摊，结果是生产队还要给公社找钱。总之，自己想留一手。因此，必须继续打通公社党委书记的思想，强调算账，强调兑现。县委要说服他们，到底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几万块钱呢？同时，还要从经济上给以撑腰，公社钱花了，要给予贷款，县里抽公社的钱和物资，要退回去。公社党委书记在认清利害之后，就坚定了，他们立即向生产队摊开家底，表明态度，彻底算账，现钱、现物立即退回，已经用了的，也要贷款偿还。会上，县和公社当场开支票，拿出现钱320万元，分别退还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还各生产队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143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这样—搞，会议立即沸腾起来，个个喜颜悦色，他们说：“只要上级来纠正，我们生产把命拼。”有的马上打电话回去，有的写信回去，有的带着钱回去向社员报喜。有一个干部，临走时留言道：“你们好好开会，我先回去干，保证几天之内，生产变新样。” 　　钱和物的兑现，使会议进入了高潮，人人敢于鸣放，大字报贴了又贴。这时候，要告诉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应当沉住气，体会生产队干部的心情，让他们畅所欲言，出出气，不要一听不顺耳就顶了回去，除了一些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如要不要公社，要不要工资制、供给制等）以外，一般的不搞辩论，就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辩论，也应当在解决好上下关系，大家心情舒畅以后才进行。在讨论体制时，有些人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担心公社是“放长线钩大鱼”，有的人说：“现在讲的好，谁知道秋后又讲什么？”对于这一点，一定要反复宣布，这是毛主席讲的，省委有正式的决议。要向大家讲清楚，什么时候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时间可能是3年、4年，也可能是5年、7年，决定的条件在于穷队赶上富队，在于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大家自愿。总之，要使大家深信无疑，真正安下心来。 　　24日，会议上，钱和物兑现的消息传播出去，轰动了全县的每个角落。群众反映说：“只讲政策，还是怀疑，一切兑现，非常满意。”从25日起，群众的生产情绪，直线上升。城关公社五四一队，原来只有900人出勤，25日增加到1700人，其中有278个妇女，是公社化以后一直不出工的。以前平均每人每天做棉花营养钵1345个，25日每人平均做3795个。群众说：过去吃饭时“摔摔打打”，干活时“懒懒踏踏”；现在吃饭时心情愉快，干活时劲头很大。城北一队，前些时候，支部书记带头清麦田沟，社员在一旁讥笑，谁也不理。这次干部领得现款回来，发了工资，没有书记带头，社员们乘夜清沟。他们说：过去我们做，晓得谁来“担”，如今归自己，谁不加油干！一个社员叫王光禄，公社化以后，只做了3个半天的工，这次听了政策，深受感动，自己向干部宣誓：“从前消极我错了，今后定把模范当。”现在，他每天早出晚归，下雨也干。五四九队，60岁的老社员刘光启，听到消息以后，说出了内心话，他说：“毛主席的话，我都听，都说得对，可是有一个问题使我想不通，57年我没有很好干活，还分得136元，去年大家都讲风格，我拼命做了5700多分，却只分得4块3角钱，我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去问队长，队长说：搞共产主义嘛！要讲风格，你还想个人发财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这样整我吗？从此以后，我把每天不离身的粪筐扔了，这次听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远是英明的，我骂了他，对不起党。”现在，老头又把粪筐找回来，每天起早摸黑地拣粪。 ## 其次是安排口粮 　　会前统计，全县6014个食堂，口粮能够接到麦收的1638个，接麦收有困难的2545个，目前就要供应的1821个。粮食的紧张现象，不但出现在经济作物地区，而且出现在产粮地区，不但出现在低产地区，而且出现在高产地区，全县没有一个地方不吵供应。产粮区和高产区吵得更厉害。这次群众听说县里开万人大会，就叮嘱干部，向县里要粮食。因此，许多干部来开会的主要打算，就是要求解决口粮问题。会议上，在钱和物兑现以后，干部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粮食问题上来。数千张大字报绝大多数是要求解决口粮问题，他们说：“一有权，二有钱，如果口粮也解决了，保证马上掀起生产高潮”。 　　粮食问题的紧张现象是怎样凑成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没有做好，生产队对购粮不摸底，怕多购，因而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吵供应；被无代价调出粮食的生产队，也想从吵供应出出气；食堂安排口粮也没有个底，按人口计，宽打宽算，多要口粮。此外，县里也怕粮食紧张，在统购上，想多抓一把，在统销上，怕突破指标。这样便愈来愈紧张，而且谁也不相信谁，上面不相信下面真缺那么多的口粮，下面也不相信上面能解决问题。会议上，下面自报麦收前全县需要供应粮食3000多万斤，比县里的计划增加了2000多万斤。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如实地把口粮安排下来，县委首先在大会上作了检讨，说明1958年至少比1957年增产两亿斤，购粮任务没有增加，但没有完成任务，供应指标却超过了。这显然是因为工作没有做好，而不是真的没有粮食。县委向大家拍胸表示：已经完成购粮任务的地方不再增购；没有完成任务的地方，首先安排好口粮，一直接上麦收，留足留够之后，能卖多少，算多少；缺粮的地方，只要说实话，真缺多少，保证供应多少。这样做以后，紧张的空气逐步缓和下来，许多生产队看到县委的决心这样大，多要供应指标的便自动少要了，够吃的便不要供应了。乘马公社第九生产队，原来要2万斤构应指标，现在不但不要，而且还愿意节约3000斤粮食支援缺粮队。城关公社原来要340万斤的供应指标，现在只要171万斤了。在这个基础上，县委组织所有的生产队进行算账对比，将58年和57年相比，收成多少？收购多少？纳税多少？吃多少？一一对照，让他们更加摸底，更加清醒。最后，县委根据各生产队算账、安排的情况，对那些较实际的先定下来，分批解决，需要供应的马上供应。 ## 第三，是支援穷队 　　会议上，富队要回了钱和款，十分高兴，大部分的穷队不但不能进钱，有的还负债，因此，他们发愁困难解决不了，有的说：“分级管理好是好，就是穷队日子难过。”有的认为还是“坐的菩萨坐一生，蹲的菩萨蹲一生”，情绪十分低落。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单独召开了一些穷队座谈会，调查他们的具体困难和要求。中一公社晏店八队是个穷队，他们尖锐地批评领导上有“嫌贫爱富”的思想，过去工作的重点、物资的支援，都是偏于富队，对穷队长期忽视领导。县委和公社党委接受了这种批评，决定改变领导方法，真正地做到“抓两头”，不仅要抓富社富队，更要抓穷社穷队，要帮助穷社穷队发展生产，赶上富社富队，会议上宣布，过去穷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律缓还，已经被扣的要退回来，县和公社重新给穷队贷款280多万元，并派出400多个干部和一批技术人员加强对穷队的领导，支援穷队的各项兑现，使穷队干部的情绪迅速转变过来。为了进一步树立穷队赶富队的志气，树立穷队靠自力更生为主，发展生产的决心，县委培养了中一公社晏店八队作典型。这个队1958年平均每个劳动力的产值是164元，农副业总收入只有7．99万元，除了纳税、上交和开支，剩下的不够吃饭钱。这一年，超过富队。经过反复规划，除了大力提高粮食、棉花和花生的产量外，还决心大力养猪、养牛、养羊、养鱼、开陶器厂、砖瓦窑、搞搬运、加工业、手工业等，全年预计总收入可以达到26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的产值将达到535元，比中一公社最富的五爱一队还多100多元，一年就赶上富队了。这个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勇敢地向富队宣战，他们的挑战，很发人深思，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计划切实可行，没有半点浮夸，因此，给全县的穷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大家对赶上富队更有信心了。 　　今天，会议继续在进行安排口粮的工作，估计在“三兑现”以后，绝大部分的人会心情愉快安下心来。明天县委准备有计划地派一大批人回去，进一步使会议高潮与生产高潮结合起来，把当前的生产抓上去。 　　会议下一步，还有三个内容：一是把几定具体地定下来；二是把若干具体政策问题规定下来；三是修订1959年的生产规划，把增产指标和主要技术措施定下来。会议大约还要进行四、五天。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希及时指示。 　　 王延春 吴德简3月27日下午于麻城 ## 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 ## （1959年3月30日） 　　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污贪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1959年4月3日 ## 王任重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送上麻城县五级干部会议材料一份。看来算账要算到底，只要我们采取既严肃认真又保护大多数干部的方针，能够帮助干部改正错误，密切和群众的关系。要防止马虎了事与简单粗暴两种偏向。这是一次全民性的整风整社运动。这种做法的效果如何，继续和麻城联系并报告主席。 　　敬礼 　　 王任重3月31日 　　（任重同志并省委：） 　　2天来，会议情况有新的发展，简报如下。 　　粮食问题，本来想通过普遍算账，把粮食总账弄清，从而实在地把口粮安排好，可是并没有达到目的，一搞还是顶到口粮问题上来，多要口粮的劲头并没有转变，全县800多个生产队就有700多个要供应，报起来的供应数还是大达2500万斤（比原来只压缩500万斤），不仅超过县里计划供应900万斤的指标，而且超过全县库存1800万斤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一方面把4月份的供应工作安排好，一方面有意义的引向全面算账。 　　为了发动群众，我们开了一个小队长座谈会，和他们商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公社和生产队之间，已经搞了“十定”，生产队和社员之间是不是也需要搞“几定”？小队长都十分赞成，大家认为也需要搞，初步拟了“十定”：1、定1958年的总收入、总开支和分配账目。2、定1958年的超产奖励。3、定1959年的生产计划。4、定1959年的主要技术措施。5、定本队1959年的工资和供给标准。6、定1959年的收入、开支和分配方案。7、定1959年的劳动定额和超产奖励。8、定1959年的三包和劳动力。9、定生产小队的职权范围。10、定工吃饭，旷工出钱。 　　由于“十定”充分地反映了群众和小队干部的要求，因而立即获得了他们的热烈拥护，大家认为“十定”是激发社员生产积极性的法宝，尤其对第一、第二和第十条大感兴趣，他们说：“账目不向社员交待，不贯彻多劳多得，社员哪有积极性？”有的说：“县和公社都向我们交账，都兑了现，生产队不向社员交账怎么行？”有的说：“上级真看出问题来了，搞好58年的决算，就是推动59年更大跃进的动力”。一致的要求是“要搞个水落石出”，“账算不清就不回去”。 　　散会后，小队长十分活跃，马上串连开了，都准备着和队干部查对账目。这时候，生产队的干部情绪开始紧张了，有的强调算账有七困难、八困难，有的设法麻痹小队长，主张要了口粮就回去搞生产，不开会了。公社和管理区有的干部，对搞清账目缺乏信心，有厌倦情绪，也希望早结束会议。 　　县委和公社党委书记一起，分析了会议的形势，认为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之后，又转到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上来了。在过去在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生产队有“一切都被公社拿走了”的挡箭牌。现在，公社向生产队交账了，该退的退了，挡箭牌没有了，要清清楚楚向社员交账，问题就非露暴不可了。因此，县委决定抓住“十定”中的第一第二两条，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帮助生产队干部过好这一关。 　　于是，就这样做： 　　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决心，一定要算清账目。算什么账？根据群众的要求，要算五笔账（即多劳多得账、成本账、超产奖励账、收入账、开支账）和3个兑现（即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兑现）。 　　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生产队干部、小队长分别开会，因为生产队干部在场，小队长就没有敢大胆揭发问题。 　　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除顾虑。生产队的干部有顾虑，有问题也不敢大胆交待，怕判刑，怕撤职开除，怕兑现，怕群众不饶等等。生产小队长的干部也有顾虑，不敢大胆揭发问题，怕报复打击，怕撤职，怕搞不清楚等等。为此，县委宣布两条政策：一是贪污多占者，只要自报出来，承认错误，算清账目，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自报出来者作贪污分子认处。二是给小队长撑腰，不准任何人报复打击，今后小队长的调动权交给公社党委。此外，对于问题较大的干部，领导上要个别谈话，帮助他们下楼。 　　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下乡的县委，每人都搞个试点。 　　五、开广播大会，向全县社宣布这一条：1958年的收入，除了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下余的都是生产队自己的。因此，各生产队都应当彻底把58年的收入、开支和分配的账目算清，作好结算工作，向社员公布。宣布这一条是为了动员社员起来参加算账。 　　29日仅仅半天的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题。好多生产队查起账来，对不上口。宋埠公社抽生产队的钱是77万，生产队账上却有99万。拜郊二队，各小队共交给生产队24．8万斤籽棉，生产队的账上却只有19万斤。张畈一队，9个小队和队里查对账目的结果，出入很大，粮食差2．9万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黄豆差270斤，钱差几百块，生产队的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歧亭六队24个干部，有19人共贪污2400元，5个没有贪污的都是不在家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最严重，他们说，贪污十几块钱的算是“清白干部”，贪污一两百块的相当普遍，多的在千块以上。小队干部也有贪污行为，但不多，一般的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块，贪污的名目多得很：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只有2．1万个劳动力，却被生产队领去了2．3万个劳动力的工资。有贪污超产奖金的，三河公社5个大队，有4个大队的奖金被贪污了。有贪污工农业投资的，东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队的干部，把社员投资工农业的现款和7个大元宝都贪污了。有贪污副业收入的，龟山公社八队4个干部集体贪污4900元的副业收入，因为分不平，下手抢了，连通讯员也抓了一把，有贪污过节费的，三合公社春节发肉发钱，有的生产队干部就把钱扣了。有贪污罚款的，龟山公社八队的干部，私罚社员40元，都拿去喝酒。此外，还有贪污存款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反正是见钱就抓。 　　看来这一关非紧紧扣死不可，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农民的问题，关系到保护广大基层干部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如何贯彻到底的问题。县委要求作到，有问题的干部都在会上交待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看来，避开单独搞粮食问题的作法是有利的，其结果并不是把粮食问题放下，而是更有利于解决粮食问题，在发动群众作好58年的结算工作中，就会把粮食账搞清楚的。 　　因此，我们认为，宁可多开两天会议，也要把这一关抓好。这样作法，如有错误，希即指示。 　　 王延春 吴德简1959年3月30日 ## 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 ## （1959年4月1日） 　　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 　　 毛泽东1959年4月3日下午 ## 王任重给毛泽东的信 　　（中央并主席：） 　　送上王延春同志关于麻城万人大会的第三次报告，解决生产队的算账问题与队干部的贪污多占问题，内容还好。 　　敬礼 　　 王任重4月2日 　　（任重同志并省委：） 　　自29日转入解决小集体与社员矛盾以来，情况很好，今日止，有170个生产队突开了，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棉花41万斤，油脂20万斤，干部贪污挪用公款36万元。下面说几个典型材料： 　　城关公社枫树十四队原来总收入定案为7．5万元，这次算账后清理出5．3万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 　　宋埠公社116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66116元，每人平均570元。 　　白杲城关公社116个生产队549个干部（包括小队长）共贪污87451元，每个平均159元。 　　城关公社红石三队区干部贪污挪用和已经查对与下落不明的款共1．2万元。 　　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的合计就贪污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产队一直多领了3000多个劳动力的工资，贪污了。 　　宋埠公社五星二队队长洪中明用打假支票、偷卖公物、改单据等十种办法贪污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队的干部以补助照顾为名，私分3次，共500元，第3次曾经有一个党员反对，人们用“脑筋太死，赶不上形势”说服了他。 　　东木公社木子店六队一个食堂主任贪污226元，会计怀疑，他就这样吓唬会计：“你看哪有共产党员贪污的。” 　　由于贪污挪用所引起的干部生活特殊、制服、皮鞋、烟酒、鱼肉、不务生产、乱搞皮绊等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 　　几天来会议的经验，使我们愈来愈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它是关系到党的政策能否一贯到底的问题，是贯彻到生产队而止还是一直到群众中去，算清生产队的账又能一直到群众中去，否则就到生产队为止。因此说：算账是政治问题、是政策问题、是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 　　从会议的经验看，解决这个矛盾，要比解决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艰巨得多，这是因为，生产队一级的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极其严重，绝大多数的人手脚不干净，在混水中摸了不少的鱼，现在反到他们头上，抵触很大，开始时，这些人暴露问题很不实在，说58年以前的，不说58年以后的；说难算的，不说易算的；说少的，不说多的；说花完了的，不说有现钱；说棉花，不说粮食。问题太大不好交待，同时小队长也有顾虑，他们本身有点把问题，“手已抓驴尾，深怕驴打腿”。 　　打开局面，关键在于深入思想发动，防止任何简单粗暴，我们采取“两头挤”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对生产队干部的教育，反复讲明党的态度，动员他们自己交待问题；另一方面大力发动小队长，依靠他们帮助队干部弄清账目。 　　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毛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同时领导上主动作检讨，承认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分担责任，表明党的态度是帮助大家下楼，只要交待清楚，承认错误，仍然是好干部，仍然会得到党和群众的信任。 　　领导上坚决和小队长站在一边，只有依靠他们和队干部碰头对账，才有可能算清“无底账”，而且，通过算生产队的账，就必然又要涉及到管理区、公社的账，这样便进一步促进管理区、公社和生产队算清账目，为了发动小队长积极投入算账工作，对58年的超产奖金在会上搞兑现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对于有点把问题的小队长，要帮助他们迅速轻装上阵。 　　大会动员、小组座谈与个别谈话、查账、算账，要结合进行；要特别注意多表扬、多鼓励，抓住典型，有一个鼓励一个，有一点鼓励一点，造成一个自动交待、彻底交待、和党一条心的声势；要多启发、多诱导、抓住思想、有疑必解、不粗暴、不追逼、实事求是，造成一个充分民主、和风细雨的局面。总之，靠思想、靠群众、靠算账，二者结合，才有可能弄清问题。 　　现在，会议越开人越多了，生产小队的会计、有问题与没有到会的干部、知底细的积极分子都赶来参加，从万人增加到1．4万人。 　　这一段的会议对会外的影响很大，群众听到要算清账目，要搞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高兴若狂，干劲加番，很多地方，社员已经行动起来，积极的揭发问题。为了使开会和发动群众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决定将会议已经基本上解决问题的干部，有计划的派一批回去，一方面领导生产，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决算。 　　会议上采取分路前进的办法，已经基本上搞清问题的生产队就将进入安排生产、生活、鼓干劲、搞高潮的阶段。 　　以上就是3天来会议的简况，当否？盼示。 　　 王延春 姜一 吴德简4月1日24时 　　·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