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红彦在云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 （一）

　　这次会议时间短，有些问题不可能解决得很深透，而是集中地提出和解决了中游思想和官僚主义问题。因为中游思想和官僚主义大量存在，许多同志都接触了一些思想。因为看到了大好形势，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就有深刻感觉，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所有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感受得深刻一些，我们就可以很快改变这种状态，就会更大更好的跃进。这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要求。

　　第一，中游思想问题。中游思想在干部中如果大量存在，必然对大跃进是一个绊脚石。当然，中游思想不同于落后思想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中游思想的同志，一般还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自己不大学习，不接受人家的先进经验，加上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虽然他们还认为自己满不错，其实和先进一对照，和政策一对照，认真研究一下政策，认真深入一下实际，就会发觉自己有许多问题。这次我们提出和解决中游思想，对大跃进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同志部接触到了，这是这次会议的很大收获，特别是主要干部能够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楚一些，也等于我们挖了一个很大潜力。因为许多工作都要靠我们的主要干部来领导、挂帅，他们的思想明确，群众力量就可以更大地发挥出来。

　　第二，对于官僚主义，会议也揭发了不少问题，各级都有。当然，有好多东西主要是从领导机关出去的。县以上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确实不少，但公社、管理区的官僚主义也并不少。

　　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坐在机关里，一天开会，打电话，造表格，忙忙碌碌。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他解决的不是当前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这在领导机关表现得比较多。一个是工作时很忙，也很累，很苦，就是不善于用脑子想问题，思想上不艰苦。比如我们开了一些会，决定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可是他几分钟就给你传达完了，还背上包袱，在下边到处跑，到处看。但下边有些什么问题他不晓得，不用思想考虑问题，虽然看到了不少东西，他却没有办法综合分析看这些问题的本质。这是思想上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这两方面。

　　现在揭发的好多问题，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它产生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些领导同志也知道，但是他只知道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些现象的本质所在，所以好多问题应该及时解决的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这次会议上，我开始讲话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大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希望同志们能有个深刻的感觉，经常注意这个问题。

## （二）

　　现在讲一下会议中所反映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对成绩和缺点的看法问题。

　　这次会议揭发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甚至某些错误，既然存在这么多缺点甚至错误，那么我们所说的大好形势是不是正确呢？究竟我们的形势好不好？讨论中，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那么清楚。对我们的工作要看到前进的积极的一面，这是主要的，根本的；也要看到消极的甚至落后的一面。看到了这些缺心，是不是就推翻了基本的方面？不能。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大好形势，无论工业，农业，财贸，文化教育等各个战线都是大好形势。因为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央指示，大跃进以来，广大干部辛勤劳动、努力工作，造成了这个形势，这是事实。正因为有这样的形势，正因为我们前进和发展这么快，也就必然会暴露出许多在开始时想不到的或在前进中所产生的新的问题，不能因为在工作过程中由于没有想到或想得不完全而产生的一些缺点，就否定大好形势，就否定我们的成绩。譬如食堂问题，如果马马虎虎，满足于现在，好象问题也不大，但是认真办好，问题就很多。工作没有做，当然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你要做，就会有问题。领导工作就是要在不断前进中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看到工作过程中有问题就退回去、或怕有问题就不去做。农村分配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认真研究政策，不抓这个问题，不把它提高到这是执行总路线、实现大跃进、发挥群众积极性的这样一重要角度上来对待，就反映不出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还会认为问题不大。但是你要认真抓这个问题，问题就很多，就要做艰苦的工作。又譬如，现在搞城市人民公社，要雷厉风行的搞，谁要反对城市人民公社化、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反对他，顶住他。但是要组织城市人民公社，就有好多问题要研究解决。我看到一个材料，现在号召加入公共食堂，这是对的，但规定伙食一个月就八、九元，十来元，还有的十一元，那么城市里有好多工资低的每月收入三、四十元，二、三十元，家里有几个娃娃，要他加入公共食堂，他就加入不起的。这样的问题要认真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办好食堂，城市人民公社就巩固不起来。办托儿所也是一样，娃娃都入托，收多少费应该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托儿所就办不起来，就要脱离群众。不论大小工作，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在办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不办了，把方向丢掉了呢？不可以，应该坚持办，不能够因为产生了这些问题，就把消极面扩大，丢掉了方向；但同时又要坚持解决好在办的过程提出来的许多实际问题。有些同志往往在这问题上犯错误。开始办的时候，他昏头昏脑，不研究政策，办起来后，他又反对；有的同志开始不反对，办的过程中也不反对，但他在那里蛮干，不解决实际问题，结果问题成堆，也犯错误。有的人看到成绩，往往忘记缺点，不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果犯了错误；有的人过多看到缺点，否定了我们工作的基本方面，丢掉了方向，也犯了错误。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我们的领导工作就在于支持先进和积极的一面，克服落后和消极的一面，使工作不断地前进发展。这次讨论中看到一些缺点，提到有落后面，有中间状态的问题，有的同志就把主要的、积极的那一面丢掉了，认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问题很多，没有办法。这一条应该引起各级干部注意。凡事情都有个先进和落后，而我们的事情先进总是主要。对此要有个正确的判断，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干什么？没有这一条，我们就没有方向了。比如，我们现在在工矿、在各个方面搞技术革新，瞬息万变。那样大的成绩，在农业战线上，那样大的干劲，如果说先进的、积极的不是主要的，又怎样解释呢？所以，不能把主要方面丢掉，我们要拿主要方面解决次要方面，用积极方面去克服消极方面。

　　第二，关于落后与中间状态的界线问题。

　　我们现在说的落后，一般是指的庐山会议以后，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解决得不彻底的那些地区和单位。因为那里资本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地富反坏掺杂进去，问题很复杂，因此形成了一个落后局面。因此，这种落后的地区和单位，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在工作发展过程中的先进和落后问题，性质是政治问题，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问题。在那些地区，我们的政策不能贯彻，在那里他们大搞自留地，大搞私人养猪和自由市场，大量恢复资本主义，对集体经济和群众生活不加以安排，以致造成减产和肿病死人。当然，我们省是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这样大的一个地区，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每年要做到没有一个公社，一个管理区减点产是不可能的，没有是不合理的，有才是合理的。对这类减了产，有困难的地区，只要我们及时发现解决，拿出粮食，安排好生活，搞好生产，情况就会很快改变。但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地区，则是属于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没有解决的落后地区，给他粮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你给了他粮食他还层层克扣，贪污盗窃。这些地方的落后，应该看作是严重的问题，其中好多是属于组织不纯，干部不纯，已经烂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在那里当了家了。我们说的落后就是指的这种性质的落后。因此，必须发动群众，采取革命办法，揭发那里的错误，从组织上加以整顿、改组，很快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

　　中间状态一般的不是这个情况，他们还是在做工作，但是不大用思想，坐井观天，认为自己已经不错了，普遍的一个论调是“今年比去年好”，满足于小的成就。我们搞社会主义，当然今年要比去年好，今年不如去年，还有什么搞头，问题在于好到什么样子，为什么你不说：“我们应该好，能够好，为什么没有搞得更好，搞得不如人家？”为什么你不这样向自己提出问题，找寻原因？另外他们还说：红旗当不得，太紧张了；落后也当不得，要挨批评；中间状态好，不紧张，也不挨批评，反左没有我，反右也没有我，我们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这种精神状态还能把人民的事办好吗？或许他们认为：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辛辛苦苦的，不反对社会主义。你既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你就得热爱社会主义呀！当然，应当承认绝大部分具有中游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干部，他们本质上并不抵触社会主义，但他们工作中也并不那样热情负责。作一个人民的好干部，应该这样想：为什么人家能办到，我办不到？因此，要对有中游思想的干部狠狠说清楚：你们这样不对，你们这种论调并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下去还要犯错误；人民并不是只要求你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干部，人民要求你们引导他们走正确的方向，很负责地把他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使社会主义事业一天天的发展。群众觉悟一天天的提高，群众的要求一天一天的多，这种中间状态，怎么能保持得下去？保持不住的。要对这些同志说清楚，你们要警惕，你总会要走到落后的方面去的，“不左不右”是保持不住的。

　　但是，有些同志对落后问题、中间状态，界限往往划不清楚。或者夸大了落后面，或者夸大了中间状态的面。这样对工作没有好处。应该从本质上把问题分析、研究清楚，才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不要不加分析，认为这里也是落后，那里也是中间状态，说落后面太多了，中间状态太多了，这是不行的。一方面说成绩是主要的，一方面又说落后面和中间状态太多了，这样阵营就捣乱了，所以要把界限和性质搞清楚。

　　第三，如何对待一些犯错误的干部。

　　这个问题也要有个界限，有个区别，首先区别错误的性质问题。往往有两种：一种是那些少数烂了的地区，他那里不是在办社会主义的事情，而是在办资本主义的事情；一种是他在办社会主义的事，但是工作中缺点不少。这就涉及性质问题。那种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的，是属于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政治问题，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把他们反掉，不反掉他们，他们就会反掉我们；对于那些坚决搞社会主义，但是工作中缺点确实不少的同志，要保护和鼓励他们积极的那一面，严格批判他们缺点错误的那一面，教育培养他们，使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个性质问题。如果不正确分析，加以区别，那就界限不清了，是非不分了，敌我不分了。在我们多数好同志中间，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有些缺点，比如积极性不高，不研究问题，作风不好，等等。要鼓励他们好的那一面，教育他们坚决改正缺点。界限清楚，是非明确，对干部就有很大的鼓舞。

　　改造落后地区，要派强的干部，去了要能辨别清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如果派政治上辨别不清问题，懵懵懂懂的人去负责搞，他们也会把工作搞乱。要放手发动群众，但对各种人的意见也要加以辨别。除了要派强的干部去，领导上还要亲自去抓，不抓也会出问题。会议中我们印发了鹤庆县的一个管理区的材料，请大家看看，注意这个问题。

　　第四，上面曾提到，我们不仅要提倡生活作风上的艰苦，而且要提倡思想上的艰苦。现在我们规定了一些办法，大量的干部都很快深入到基层去了，他们背上铺盖，到第一线去，这是一种极好的现象，是应该提倡的一种作风。但是光这一条行不行呢？你睡到机床旁边是为了什么？如果光是睡在那里，不研究那里的问题，不帮助解决那里的问题，“三同”的意义就不大了，要求我们到第一线去、到食堂里去，是要求我们真正深入到实际里面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思想艰苦。这样的事情不少，如对剑川的金华公社，前前后后干部是去了不少的，你也去一阵，我也去一阵，你也去调查一阵，我也去调查一阵，问题也发现了一些，但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得怎么样呢？结果问题还是存在，那里害病还是害病，没有饭吃还是没有饭吃。这样去了有什么意思？不少干部去了不是认真研究问题，敢于负责地解决那里的问题，结果搞了这么久，问题还是成堆。这是思想上的官僚主义。好多同志他倒不是坐在机关里，还是辛辛苦苦地到处跑，但是跑了也还是不知道是回什么事。要号召我们的干部，大大提高领导水平，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不能把我们干部的水平降低到仅仅是搬了铺盖到那里去睡觉，或只是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生活作风上艰苦是完全需要的，但还要动脑筋，分析、判断问题，还要敢于负责。要求各级干部都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象机器一样，你说这样，他就这样，你说那样，他就那样，那就不行了。

　　因此，要求干部要学习。但有不少同志一天连报纸也不看。当然有些文章质量不高，但编报的同志是辛苦的，写篇文章也不容易，但是有些人却不看；人家已经有了经验，他也不学习、接受，对自己的工作也不加以总结、提高，这怎么行？我们省委机关能做些什么？这里还是比较空的。如果你们把一些真实情况反映上来，把一些好的工作经验总结上来，省委就可以把你们的经验拿来鉴别一下，加以推广，指导工作，这就好了。如果我们各级干部都不做这个工作，那么省委领导也会是个空的，它一失去了实际的东西，没有群众的东西，不也就成了官僚主义者了。我们一定要依靠群众，把群众中的许多好东西集中起来，加以推广。各级领导都要做这个工作，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官僚主义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 （三）

　　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很着急，人在这里开会，家里工作这样忙。这个心情好。我们这个会不再开下去了，就结束了。回去以后如何办？

　　第一，会议结束回去后，要大抓生产。属于方针政策的一些问题，一川同志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那个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来中央又指示了不少问题，提出了要开展五大运动。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问题主要是想克服中间状态。对中间状态问题要大吼一声：你们要警惕，马马虎虎不行，要按党的要求、按群众的要求办事，否则你们这种状态不能保持，要保持你们就要落后。对官僚主义要大吼一声。官僚主义看起来很严重。开展五大运动，克服中间状态，改造落后地区和单位，反对官僚主义，中心目的是什么？中心目的是要掀起工农业的生产高潮。但不解决这些问题，高潮掀不起来，只有在运动过程中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把工农业生产高潮掀起来。因此我们要继续认真抓生产，继续把生活问题安排好，把没有解决的问题继续解决。劳动力问题必须解决好，应该把农村的主要劳动力用到搞农业生产的主要方面去。农业上要抓的问题，如秧田问题、水的问题、肥料问题、食堂问题、卫生问题、小春分配问题、大春包产问题，都要解决落实，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心都是为了生产高潮。

　　关于劳动力问题，我还要提一点意见，一是把主要劳动力用到第一线去，不要浪费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个劳逸结合的问题，要请大家注意。我们提倡苦干实干，但还有巧干，有些地方灯笼火把的连夜干，究竟效果如何？因为农忙，保持一天只是几点钟的劳动是不行的，但是一定要保证有一定的休息，精神才能恢复过来，干起活来才更加有劲，这也是应该办到的。从夜晚干到白天，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搞得不好，白天也可以当夜晚，讲点辩证法嘛！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度的。假如有个紧急情况，遇到大水灾、火灾，连夜拼命的干，那是应该的，不干也不行，因为时间不允许。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也老是这样干，就值得认真考虑，我怀疑这样做的效果。劳逸结合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上午开到下午，下午开到晚上，晚上开到明天，一次、两次还可能坚持，但是明天再接着开到后天行不行？效果如何？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如果一直开到明天，恐怕大家都不听了，会议秩序也很难维持了，尽管你能管住不散会，但是你不能管住我不听。同样的，在劳动中你可以管住不收工，将铺盖搬到田间去住，白天晚上干，但这能维持多久？效果如何？这是个强迫命令的办法。所以我们要有实际的干劲，也要有很好的组织能力，组织得很严密，一定不浪费，使群众情绪饱满，精力充沛，这样工作效果才大。过去军队一天行军走八十里，可以按时到，走一百六十里行不行呢？那就一定会拖拖拉拉，掉队的很多。所以一定要加强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注意群众的休息，注意群众的生活，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时我们只看到形式，红旗飘飘，十分热闹，不看实质，不注意实际效果。形式和实质应该是一致的：有一定的形式，有一定的气氛、才有一定的内容，所以造成一种声势，但同时必须注意劳逸结合。这个问题有必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几个月是紧张的阶段，组织不好，反而效率不高。要特别注意大搞技术改革，节省劳动力，努力提高工效，工矿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农村也要很好重视。总之，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既要集中劳动力，又要抓安排好劳动力；既要安排苦战，又要安排休息；既要苦干，也要巧干，搞技术改革。

　　第二，要掀起一个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高潮。今天人民日报有篇社论，云南日报转载了，请同志们看一看，各行各业都要把支援农业问题看成是自己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工业、交通、财政、金融、贸易、科学、教育、卫生、体育都要把支援农业看做自己工作中的很重要问题，而且要迅速的做出成绩来。上次省委发了个指示，规定了工厂、军队、机关等系统怎样支援农业的问题，我们要认真的检查这件事情办得如何？如果我们各行各业、各个人民团体，大家一齐努力，农业战线本身也更加努力，争取今年搞一个大丰收、特大丰收，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好办一些。这是有战略意义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临时措施。这一条要引起我们到会同志们的注意。

　　第三，这个会议提出了不少问题，如何看待呢？一、强调大好形势，不要动摇，即使有一些单位、有一些社形势不大好，我们也相信肯定可以解决；除了这些地区、单位，一般的地区和单位的干部状态、生产情况、群众情绪都是好的，都是大好形势。二、我们这次会议接触的问题很多，要搞五大运动，要反官僚主义，又提到反贪污、反浪费，提到改变中间状态，改造落后的地区、单位，提到的这许多问题，如果都能解决当然很好，问题是不能一下都解决。这么多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中间状态突破，把中间状态改变过来，把官僚主义作风大大的克服一下，使全体干部和人民精神焕发，全心全意搞好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中心。因此我上一次讲三反问题，突出的讲了反官僚主义问题，今天我还要讲反官僚主义问题。至于反贪污、反铺张浪费问题，目前一般的不再向公社以下传达了，首先到会的干部先注意起这个问题，铺张的不要再铺张了，不对的事情停下来；有些贪污的如果他一般的干工作还积极，贪污也不严重，指明这对工作对你自己都不好，要立即改正，真正他改正了群众也可以原谅。这样，先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拦住。各地回去不要急于去布置反贪污、反铺张浪费。领导干部要有个底，不怕揭发这么多，要加以分析，还要衡量一下工作的轻重缓急，如果大家不抓生产，坐在那里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铺张浪费，可以反出点成绩，但没饭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教育干部经常警惕，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要反掉。提高干部的水平，包括干部的道德水平。贪污、浪费何时反，如何反？看这个问题严不严重，省委还要摸一些底，做些调查研究，规定些政策界限范围，以后再说。现在不要把我们原来的部署搞乱了。

　　最后一点，这次会议时间虽然短，但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大家都精神愉快，感到提出来这些问题的确是个问题，思想上都触动了一下，有的触动比较深刻一些，有的触动比较浅一些。如果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能继续把这些问题感受得深刻一些，认真改变作风，提高领导水平就好了。至于反五多五少问题，今后省上开那些会，发那些表报、文件，我们迅速采取措施。各部门的那些统计表报要审查，大部分对当前工作不急需的要砍掉，这个首先要从上头来做。今后从省委、省委各部门、各群众团、各业务部门召开的会议，一律要审查，经过批准，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开，先准备两、三个月内不开会。各地也要研究一下，文件、会议要规定个办法，以便抽出时间多到下面去深入摸一下问题，问题摸深了，就是开会，效果也会大一些；如果大家都不大了解实际，你叫我参加这个会我就参加这个会，你叫我参加那个会我就参加那个会，至于研究什么问题我不晓得，会议的效果如何也不注意，那有什么作用？所以各地，从地委、县委到公社党委，都要规定些办法，不能再开这么多会议了。

　　来源：李原、明朗、王腾波、唐忠信主编《阎红彦同志讲话集》（1950·7-1966·11），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