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定一在教育部贯彻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看了会议的简报，感到大家讨论得很好。意见有些分歧，这是因为有的学校风吹得早一些，思考得较多；有的学校吹得晚一些，还没有经验，有的问题还搞不大清楚。不要急，天津大学的一些同志，曾有一个时期对有些问题，例如不要搞“一竿子到底”，思想有些不通。对于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提出为什么要“以校长为首”，好象这样党委就没权了。过去什么都要由自己批条子，领浆糊，领桌子都是自己批，好象权力很大，很舒服。不自己批条子，要把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去掉一些，就感到不舒服，好象权力就丢掉了，现在天津大学觉得很好，大家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很大一部分总支书记也觉得这样做好。别的学校也可以试一试，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试行一段时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是就文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想到的，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工作条例的讨论和试行

　　文件要在中央教育部直属的26所学校中试行。这26所都是全日制，没有半日制的。不包括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们是另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我们指的全日制高等学校。别的部门、如卫生部、铁道部、煤炭部、冶金部、地质部，国防科委等部门都有学校，在那些学校试行不试行，如何试行，由他们自己决定。因为情况复杂，不那么简单。如关于劳动的规定，在26所学校中还差不多，但到别的学校就不一定适当。可以考虑弹钢琴的是否要那么多的劳动；医学院还是下去劳动好，还是下去医病好，只有那么一些时间，是否还是去工厂、农村进行卫生工作，带点“二百二”，阿斯匹灵到那里去医病的好。地质院校出去走遍全国，野外劳动很多，劳动究竟怎样搞，他们自己可以规定。各地方的学校也可以自己考虑。地方情况也不大一样，南方北方不同、学校有多有少，领导系统也不一样，有的问题可以经过省市教育厅局批准，有的要由省市委决定，不必经过教育部批准，不一定完全和文件规定的一样。

　　还有一些，如中日医科大学，即过去美国人办的协和，我们规定假期放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他们那里放3个月，我们同意他们那样办。不要搞得那么一律。甚而至于体制问题，现在也有3种提法：一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即58年指示中所规定的；还有一个说法：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们这里规定的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有人挖苦我们，说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不过也的确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中日医科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看可以试一试。这里我要交代清楚：凡是这一类问题，各地方、各部门不要不经过调查研究，不经过考虑，就都一律试行。我们想在26所学校中试验一下取得经验，看究竟好是不好。有了经验，将来再修改。不要急，在这里可以多讨论，学校里可以讨论，在各部会议上也可以都讨论一下，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应该根据调查研究规定出东西来，而不是灵感一动，就决定怎么办。

## 二、关于整风问题

　　同志们要我讲一讲整风，我就从整风讲起。整风本来是很好的事，但在一定的时期这两个字的名声给搞坏了。恐怕是从1959年到1960年给搞坏了的。我们经过三次斗争：第一次是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那次中央控制得比较严，搞出了40万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包括丁玲在内有大学教授，如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很有学问的。那个斗争搞得好的。现在有一批右派已摘掉帽子，有一批不能摘，看样子少数人要戴着帽子去见上帝，见玉皇大帝，摘不掉了。

　　以后搞了一次反对国内修正主义，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个斗争是非常需要的，本身很好。但以后就搞得不大好了，扩大了，动不动就是修正主义。有些地方扩大到荒谬的程度。例如人民大学新闻系反对修正主义，认为“新闻界事实的报导”，“新闻的真实性”都是修正主义观点，主张新闻不安真实性。把新闻事业说成是“暴力机关”，“压迫机关”。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它不是暴力机关。这还不算，把反对的人都撤了职，加上个帽子，叫做新闻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者。这不是荒谬得很吗？

　　再一个就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共经历了这样三个斗争。第一个斗争进行得很好；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也进行得很好；反对国内修正主义、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也做得很对，但有的地方有些扩大化，有些地方扩大化到荒谬的程度。地方也搞，河南、甘肃也有这种情况。

　　教育机关里面，后来搞了一个教育改革，挖根子，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批判。也扩大化了，得罪了很多人。拔“白旗”，有的学校学生中拔了15%，有的学校拔了40%。先生中也拔“白旗”。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违法乱纪：搜查宿舍、搜查学生，和拆信件等等。搞了这样一些名堂。

　　（这个事情也好，不经过这么一个经验，大概也不会懂得，现在比过去懂得一些了。）

　　我们现在管大学的同志，很多人过去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去过。我们都是从山里来的，打游击的，现在领导大学了。过去连大学生都没有当过，现在管大学当然没有经验。犯点错误只要改正就好了，有什么了不得的。

　　我说整风在一个时期搞坏了，变成整人了，把斗争扩大化了。有两种扩大化：一种是把不是政治问题，如学术问题，世界观问题，也当做政治问题搞。另一种是把政治问题中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方法不是和风细雨，不是采取毛主席所说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而是在整人。

　　中央开会时，少奇同志讲过：我们这一辈人，也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大都经过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段。这就是王明路线的时期。大约在1931到1934年的时候。那时的问题比现在严重得多了。肃反扩大化。有人这样形容：有人在茅房外面小便，被认为是不讲卫生；不讲卫生就是危害苏区卫生；危害苏区卫生就是帮助敌人帮助敌人就是反革命。根据这样的逻辑，不仅斗斗而已，要当成反革命杀头！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死了很多好同志。象我这样的人，可算是残余。那个时候，四方面军的张国涛，二方面军的夏曦，还有江西地区的某某人，都是王明派去的钦差大臣。我们这一代经过这个阶段知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不行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搞毛主席提倡的整风，就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16字的办法。但这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新的一代并不知道。我们的学校负责人大都是“三八式”的。总支书记大都是“四九式”的，这些同志还不懂得。因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现在大概得到经验了。少奇同志讲过，我们孙子一代还会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

　　要为整风恢复名誉。这次没有用整风的名字，而是用轮训的名字，要用整风的精神轮训干部。不是假整风，不是整人，不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样的整风。而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提高干部。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不得。那时几十万党员只有他们“二十八个半”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要打击别人，自己不能有错误；有了错误，也不能承认。到后来，还不是根本垮了台？垮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上面，把30万军队搞到只剩下15000人，连十分之一也没有留下，十几个苏区丢得只剩下一个陕甘宁。失败到那种程度，还是他们正确，还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家要问，这算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要让他们滚蛋。毛主席出来讲话，不要让他们滚蛋，要他们改。1945年“七大”开会时，毛主席出来讲话，说一定要选他们，不能学他们的样。结果还是选举他们当中央委员了。1956年召开“八大”，过了11年了，中国革命成功了，王明到这时还不承认错误，大家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当中央委员会。中央决定还选他。中国革命已经成功，他犯过那样大的错误，失败了几十年，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大家都气得要死。结果，毛主席还是要选，选上了。还是选上的好。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党就是这样做的。今天批判斗争，明天帽子一戴，撤职，叫你滚，我们党那有这样搞整风的？要为整风恢复名誉，要学毛主席的方法，不要把党内搞成只有那么几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专门打击别人，是打手，自己任何错误都不承认，自我批评一点也没有，谎报成绩，不讲真话。这样搞下去，我们党是要灭亡的！

　　这不是一下子可以搞好的希望大家把这个精神带回去，告诉同志们，现在有些地方也常搞成不好的风气，自己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有的学校搞交心运动，人家不交心还好，一交心就糟糕了。这样搞下去，我们党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了。

　　党内有一批同志怕否定成绩。怕什么？有成绩，是一分就是一分，有两分就是两分，没有成绩就拉倒。为什么要怕？无非是想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要这样搞。人家总会犯错误的。新的一代会犯错误，老的也会犯错误，老的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进过大学的门，一进去就当校长，管理大学，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

　　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有了两方面的经验，才算有比较完备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都是我们的财富。

　　应该去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神气，搞实事求是：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如果说要搞整风，那就是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干部中，用整风的精神来讨论六十条，即用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讨论，而不要因为有人同意这个或不同意那个便予以打击。

## 三、产生缺点的根源

　　在中央指示中讲到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成绩何在，缺点何在，都讲到了，不必重复。对第三阶段，所以有些成绩和错误，思想上是怎么来的，讲一点供大家参考。也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我们的教育方针叫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方针是怎么出来的？就是经过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并且参考了马克思的著作，毛主席的讲话，搞出来的。

　　这个方针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这次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来的同志们对这个方针很感兴趣。我和他们讲话也讲过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3个提法：一个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个叫综合技术教育；一个叫工艺教育。后来到苏联变成一个名字，叫综合技术教育。我们专门去看过，综合技术教育到底如何搞的。看来没有一个学校在搞什么综合技术教育。我们想，要搞综合技术教育，大概学校要有工厂，农场，工厂还得要有电机厂，机械厂等，各种工厂都要有。今天上课学氧气，明天学黄金，就去搞黄金，后天又学生物学。这样的工厂是办不起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一定办不起。上了课就得改变，今天搞氧气，明天又不是了，工厂是不开工生产东西的，闲着无用，专门为综合技术教育的，这种工厂是办不起的。我们只能有什么劳动就参加什么劳动。工科大学较好，有一些工厂，其它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也是劳动。扫地、理发也都是劳动，都可以参加，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不要看不起体力劳动，要重视体力劳动，当然，能学多少技术就学多少技术。我们只能这样。

　　开头时，我们提出这个方针，是为了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这些人要“教授治校”，要专门读书，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订出另外一套东西，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是对的。因此就出成绩，这就是指示中提到的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党的领导确立起来了。第二条是师生政治思想面貌的改变。这是长远的，很大的成绩。现在要想否定它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指示中也讲了三个缺点。这些缺点，都有思想根源。思想怎么来的？一个一个来讲一讲。

　　一个叫发展得过快。为什么不叫它慢一点？这里有这样一个过程：

　　58年春天，快放暑假时，中央曾讨论过发展规模。当时看到过去的两次大肚子：52年的大肚子招了7万多；56年的大肚子招了18万，都比前年多了一倍多。因此考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把招生限制在15万到20万左右，不要波动太大。这个想法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可到后来，工业方面提出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要给他们200万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说拼老命也办不到。想办法，顶多给100万，包括中专和大学工科。这样数目就涨上去了。

　　第二次北戴河会议，在中央教育工作指示中提出，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要普及高等教育。这是经过讨论的，有的同志不主张写进去，但多数主张写，于是写进去了。

　　第三次，是1960年，大家都要发展，感到高等教育人材不够。我们曾要地方、各部提出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数字。记得各部数字最大的是冶金部。还记得华北一个地区，在一万万人口中，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要搞到240万大学生。我们当时问他们，你们吃什么？要有吃的、烧的、用的、穿的，还要安排教师。他们非招不可，也真是敢想敢说。

　　为了压低数字，我们搞了一个草案发给各省。没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搞到120万到150万；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搞到250万到300万。当时声明，这样就是世界第一了。这个数字现在看来也大了，办不到。

　　第四次，59年底，要办五年制专科，招收初中毕业生。

　　经过这么几次，以后就不行了，就降下来了。今年招收60多万人。

　　这样，就出现了3次大肚子，一年26万，一年27万，一年30万。想避免大肚子，结果搞成更大的肚子。

　　以后要考虑两点：一是养不养得起。一个工科学生每人每年要1000多元，文科学生每人每年600多元，国家是要拿出一笔钱来的，还要给粮食吃，要搞运输，一是学校容不容得下，有没有那么多橙子。这个经验我们学到了。各省市、中央各部的同志都在这里，要记住这一点，这也是惩前毖后。

　　第二条缺点，是关于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党内的团结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不少，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批判斗争，在学生中拔“白旗”，拔到15%，40%；党内不民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事实上变成党委书记个人负责制，党的领导遭到了削弱，等等。发生这些缺点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根据我国的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等，都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綫，这个统一战綫，应该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这里说的资产阶级，是指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中派、右派，应该怎样区分？资产阶级的右派是我们的敌人，这没有问题，但是提出一切资产阶级都不要的口号对不对？那是很大的错误，原则性的错误。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反对我们的，就是那四十几万右派。但即便对这一部分人，能用的还要尽可能利用，有的给他戴上帽子他就老实了，还可以用。

　　毛主席说过，在中国，知识是那个阶级的？农民的知识不多，水平是低的。工人比农民多一些，但是水平也不高。地主阶级的知识我们现在用不上了，过了时了，当然，有些还可以学一学，例如四书五经之类。对我们有用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比较起来最多，要让他们做老师来教我们。列宁写过很多文章讲这个问题，集中起来也就是两条：第一是不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反革命；第二是一定向他们学习，那怕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也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列宁坚决反对不要这些人，凭空地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一定要利用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对那种思想一向批评得很厉害，有一个资料可以印发给大家看看。

　　中国出了一批右派分子，这批人划分清楚了。剩下的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分子，这批人不关心政治，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无所谓，只要有饭吃就行，即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除中间分子而外，还有左派，左派愿意进行思想改造，愿意向党靠拢，愿意变成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联合左派和中间派，特别是中间派。不联合他们，就无法培养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三种知识分子的合作，即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这三种人的合作。这样文教事业才能搞好，否则是搞不好的。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对不对？完全对。但是由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变成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那问题就大了，左派、中间派有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谁头脑里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比如还有主观主义之类的东西。难道我们都是那“二十八个半”，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且即使新的知识分子培养起来了，其中会不会有人跑到外国去要求政治避难？清华大学就曾有过一个，我看今后还可能有，经济革命比较快，没收、赎买就完了；农业集体化就比较慢；至于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变革脑子里面的东西，那就更困难得多，我看要搞到100年，那里会有搞一次运动就搞完的？由于否认这个长期性，否认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同时否认联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的必要性，于是就乱搞批判，乱拔“白旗”。本来对这些问题我们党有明确的政策，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但这时就搞“左”了，把学术问题、世界观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了。

　　会议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条例中规定在自然科学中，必须提倡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这个“自由探讨，自由发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见就是不许压迫人，不许说：“我是米丘林，是无产阶级，你是摩尔根，是资产阶级”；“我是巴甫洛夫，是无产阶级，你是魏尔啸，是资产阶级”；“牛顿的三定律是资产阶级的”，“共振论是资产阶级的”，等等，对自然科学不准贴政治标签。鲁迅说过：谩骂不是战斗。不管三七二十一，骂人家是资产阶级，把人家骂倒，这比阿Q式的精神胜利还低级。骂人难道科学就能大发展吗？骂人没有使科学发展，相反，基础课的质量降低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提高了，不是所有基础课都降低了。

　　对这个问题，我一向是这样讲的，如果说做自我批评，那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自我批评可以少一些。

　　有的同志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当中，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界限很难区分，对，的确难分。但是一定要分，而且也可以分。我们经过反右斗争的，是有经验的。当时对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就没有当成右派问题来处理，有人起来反对我们，要杀共产党，那才是右派。不会分，应该学。如果采取分不清就不分的态度，那我们党岂不就糟了？如果一时分辨不清，就首先作为学术问题处理；如果不懂，就请示，上面有省委、中央局，还有中央。你来问，我们不答复，那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不懂，问都不问就乱斗一顿，这很不好。

　　（因此，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一定要坚持。如果是反革命，就法办；是右派，就斗争；但如果不是，那就一定向他学。不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和列宁的话相违背。）

　　1956年我们开始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有人反对，军队上的几个同志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看来那个思想根子没有去掉。学术上的争论、世界观的不同，人民内部矛盾，一万年还会有。到共产主义还会有唯心主义的。

　　这一条缺点，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之外，还有组织上的原因，就是所谓“一竿子插到底”。

　　以前的好几次斗争，包括对武训传的批判，反对胡风的斗争，同丁玲，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央控制得都很好，斗争进行得很好。是右派就戴个帽子，左派、中间派都觉得我们在保护他们。到了后来“一竿子插到底”，问题连反映都反映不上来。下面的权利很大，北京大学下面把付鹰斗了一年，学校党委不知道（究竟知不知道？我看你们也要整整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总支不报告，中央、市委，连学校党委都不知道。有的地方还有自杀的，湖南医学院（就是以前的湘雅医学院，很有基础的一所学校）反对魏尔啸，说魏尔啸是资产阶级，是唯心主义，一个教授是研究魏尔啸的，也说他是资产阶级，是唯心主义，这个人就自杀了。

　　“一竿子插到底”在当时对不对？有人说当时对，有人说不对。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当时有人提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说可以在几所学校试一试，结果所有的学校都搞开了。经过两年多的试验，现在可以做结论了：这个办法是错误的。这里有的同志讲的很好，这个办法是搞分散主义。总支可以决定，支部也可以决定，支部可以写个条子给先生，说：“某某先生，学生要去劳动，今天不上课了”，先生只好回去。我看，“一竿子插到底”是反面的经验，当然，这也是财富。

　　有的同志说今后实际上还是总支领导，还是“一竿子插到底”，我看不能这样说，今后不许再有“一竿子插到底”的情况发生！

　　有的同志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权力集中于学校党委是加强党的领导。从前军队里连有党代表，营有党代表，后来改了，团以上有政治委员，有政治部。连叫做政治指导员，营叫做政治教导员，任务也是保证、监督，进行党的工作和战士中思想教育工作。

　　关于保证监督什么，也有争论，有人说只能监督党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很奇怪。文件不是讲得很清楚么？中央的指示中说：“系的总支委员会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的作用”。工作条例第55条写得也很清楚：“系的总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团结和教育全系人员，贯彻执行学校党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的决议，保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和本系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为什么还会发生争论？是否没有看过文件？如果没有看，再去看看，不看文件是讨论不出什么名堂的。

　　总支，“一竿子插到底”可以试验，这是我讲过的，试了两年多，证明“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支部领导下的教研室负责制”，这一套办法是错误的，是反面的经验。现在条例中规定今后不再搞了。别的学校愿意试的还可以再试试，但教育部直属的26所学校不要再重复这个经验了，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好不好？以前的斗争进行得很好，“一竿子插到底”就搞乱了，难道经验还不够吗？毛主席说过，人不必比猪聪明，只要和猪一样聪明就可以了，不要比猪还蠢。猪碰到墙壁会转弯，而教条主义者碰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一竿子插到底”碰了两年了，应该回头了。

　　第三个缺点是几个“过多”：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对劳逸结合，总务工作注意不够，等等。思想根源何在？各校情况不一样，大家回去可以想一想，这里提供一些想法供大家参考，目的不是为了打击人，整人。

　　我们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教授治校”，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不久，有许多同志不满意，“左”的东西就出来了（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同志们还要注意），当时提出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半工半读”，认为共产主义学校必须搞“半工半读”。关于共产主义学校，要求师生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是可以的，这并不一定非要有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例如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过去还有很多烈士，如象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人物，这些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哪里有什么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具备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保证没有一个学生跑到外国去。

　　全日制学校实行“半工半读”行不行？这里讲的是全日制高等学校，不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种学校。“半工半读”是清华大学首先提出来的，是蒋南翔同志提出来的（对蒋南翔同志：因为你在说明工作条例时没有讲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来和你商量商量），而且还登了报。当时我说不要这样提，清华大学“半工半读”，那全国还有什么全日制学校？武汉大学也搞了一个系，实行“半工半读”。所以非要提这样的口号，思想上是认为劳动愈多愈好，劳动愈多愈共产主义。同时，地方、各部门都到学校调劳动力，而当时有那么一种风气。所有的劳动都要参加才能起模范作用。因此扫街、种树等，都要去。这样，劳动就多了。现在有的同志怪学校外边，不错，学校外边派任务是原因之一，但学校内部也有原因，就是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思想：劳动愈多愈好。

　　还有一种想法，即第二个口号，以北京大学为代表，就是“三结合”——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以为劳动愈多、科学研究愈多愈共产主义，以为这样才能叫做“共产主义大学”。开始高年级搞科学研究，后来低年级也搞，这样就把教学搞掉了。现在总务工作很重要，是不是又要搞“四结合”？其它工作重要，还可以提“五结合”，这样“几结合”就可以搞得很多。劳动、科学研究的多少，并不决定学校的性质，科学研究有条件可以多搞一些，没有条件可以少搞一些，甚至可以不搞。决定教育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共产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要看是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不是决定于“半工半读”。美国也有“半工半读”，它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决定于科学研究的多少，美国大学里科学研究多得很。决定教育性质的，只有那么两句话：是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以后不要再用“三结合”这个口号了，不必登报批评，但是不要用这个口号了。

　　另外，还有一个政治运动过多，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但是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自己学习，逐步变为内行；第二是与内行合作。不学习，又不合作，就是“光旦”！结果就是戴高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等等。即使领导权建立起来了，这样搞法也不行。我们搞了十几年，搞出一条方针，但是距离内行还远得很。管理高等学校，不过刚刚达到小学毕业的程度。

　　总之，这三条缺点都有思想根源。请同志们回想一下，找出那些做对了，那些做错了，而且还要问为什么错了，以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治人”的目的。

　　当然，这三条缺点是就全国情况来说的，一个地区、一所学校情况还会有各种不同。

## 四、关于党委领导

　　特别讲讲条例中的第60条。有关党委领导的，不止第60条，但主要是这一条。由于党组织多抓了行政事务工作，学校中党的领导有的削弱。不这样做，党委的领导可以搞得更好。要看到建立了领导权是一个方面，党的领导有的削弱是另一个方面，怎样改进党委的领导，把六十条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开会讨论，不能由书记个人决定。”

　　第二点是“各级党组织都要按照职权范围办事，凡不在自己权限内的问题，必须向上级请示报告。”党委只能管你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学校不是政府，例如侦察，那是公安部门的事。高级知识分子的处理，不能自行决定；口号不能随便乱提；你提一个，我提一个，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日新月异，搞的很乱。总之，不在你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不能乱做，不请示报告不行。

　　第三点：上级的方针、政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向上级反映，但是不得自行其是，以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讲过来讲过去就是那么几条。在学校中特别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听说武汉大学生物系有一个总支付书记叫汪向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我们中国在生物学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说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摩尔根是资本主义的，但他把苏联的那一套带回来了，就是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搞得一位左派老教授何定杰日子很不好过。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类例子还很多，以后不要这样做。党委也不要随便提口号，随便骂人，政府的事要报告政府，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工作条例现在还在试行阶段，大家可以提反对的意见，可以讲道理、争论，甚至拍桌子，如果还不通，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但是根据党中央决定的一定要执行，不能讨价还价。

　　第60条下面又写道：“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一定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一定要下决心摆脱许多行政事务工作，腾出手来，抓学校中的重大问题。”目前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总务工作，我看应该好好抓一下，把电灯问题，吃饭问题等解决一下。有重大问题就要抓。党委的任务，一个叫重大问题，一个叫思想政治工作，第三是党的建设工作，第四是团结人的工作。团结人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党就要团结人，教师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之间有意见，我们就要做工作，其中当然有批评，但是要做到“团结——批评——团结。”

　　关于工作方法，这一条说：“一定要深入到教师中去，学生中去，职工中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同群众一起商量，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什么叫领导？领导要正确，正确才能领导，不正确就不能领导。自命为领导是不行的。王明领导，白区丢了100%，苏区丢了90%，他领导得很厉害，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还是不行。学校是学校，党委的同志可以清闲一些，超脱一些，多作调查研究，多学一些，天天批条子没意思，那样学校办不好。

　　现在党委的机构怎样搞好，有的设多了，有的设少了，可以调整书记兼不兼付校长？可以不兼，有的要兼，也可以试一段。

　　条例第8条关于红的标准，是对全体师生的一般要求。对党员还应该根据党章有更高的要求，要多红一些。陈毅同志觉得“红透专深”这个口号不好，因为很难办到。无论如何，我们党员应该多红一点。但是，党员也要好好学习，不要是好学生就分配很多工作给他做，不要使党员都是60分，留级，红而不专。这样将来对我们是有损失的。

　　以上有不妥当的，欢迎同志们提出意见。工作条例在试行中还可以修改，现在还是草案。只在26所学校中试行，在其他学校怎样办，由中央各部门、省、市委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订出办法。

　　现在我们的经验多了，“左”的，“右”的，对的，错的都有。这样我们不是变弱了，而是更强了。主席说过，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由三十万减到一万五，损失了十分之九以上。但是剥下来的一万五比以前的三十万是强还是弱了？主席说是强了，因为有了经验。我们有了经验，还要通过整风（不用这两个字），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和风细雨，不要有错误就撤一大批职。有些同志可能改不过来，但多数是改得过来的，能改过来就再好没有。但是一定要经过一段过程。大家回去好好讨论讨论。

　　在党内讨论，可以先用一段时间专门讲讲缺点，要摆一摆，某年某月某日那件事办错了，而且要想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成绩，有没有办法。这样印象会深刻一些。天天讲成绩，缺点就发现不了。我们这次就是这样办的，先讲缺点，然后再看有什么成绩，明确了成绩是根本的，而且确定了改正缺点以巩固成绩这样一条方针。大家回去也可以这样办，先揭发缺点，但是不要刺激人，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成绩？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老怕人家讲缺点，抓住一句话就说人家是右派，就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这样搞不好，我们去延安整风时也是这样办的，先揭发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把他们的错误摆了一大堆，多得可以堆成山。最后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还有一点，他们还是要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管“左”倾或右倾，思想方法是共同的，就是不调查不研究，夸夸其谈。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

　　来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在文教方面的罪行》，首都红代会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编印，196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