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延春在麻城县调查的四个材料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 　　一、“这回我们睡醒了！” 　　二、这个矛盾突出了 　　三、“活代表会” 　　四、山林的分级管理问题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印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 　　（任重同志并书记处诸同志：） 　　送上我们最近在麻城县调查的材料四件，请审阅指正。 　　敬礼！ 　　 王延春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 ## “这回我们睡醒了！” ## ——麻城县贯彻公共食堂政策前后 　　麻城县干部和社员在讨论六十条中，争论得最多和盖子最难揭的，就是公共食堂问题。 　　对于公共食堂的缺点，大家都清清楚楚，但是不敢说，因为这个盖子盖得特别严紧，干部和社员都有过“历史的教训”。几年来，我们说过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是“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人民公社的支柱”；大喊“公共食堂万岁！”做过了多少次的指标和决议。在反右斗争中，很多的干部和社员因为说过食堂的“坏话”，而受到“辩论”和处分；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所以，这次贯彻公共食堂政策，好些人猜想这又是一场“严重的考验”。“世界上那有这号好事!”有的人戒告自己：“历史的教训不可重演”。有的人躭心“一天一个新精神”，今天“放”，明天又要“收”。1959年，这里曾经刮过“下放食堂”的风，后来很多的人就被狠狠地整了一顿。那时候，铁门公社铁门管理区副书记张贵堂就是说食堂“坏话”的，结果被当作批判的“典型”，大会斗争，撤职降级，逼得他咬破指头，写下血的“保证”。这一次动员鸣放，他望着手指头说：“这个口子还没有长好啊！” 　　为了彻底揭开食堂的盖子，县委带头做检讨，担担子、大鸣大放。根据六十条的精神，县委宣布了这几条：第一，过去在食堂问题上所说的“大话”，一切的“明文规定”，完全作废。第二，干部和社员被斗争、处分错了的，一律平反，当面承认错误。第三，办食堂只是吃饭的一种形式，办不办食堂不是人民公社办得好坏的标志。第四，办不办食堂是群众自己的事，一定要各户自己作主，参加和退出，都其自便，不准强迫(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第五，愿意办食堂的，实行自由结合，单独核算。办什么样的形式，采取什么政策，完全由参加的人民主决定。 　　县委一带头，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就照办。上边担担子，下边出怨气；层层担担子，层层出怨气。鸣放展开了，盖子揭开了，不赞成办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人，敢于说心里话了。 　　张家畈公社张家畈管理区六大队支部书记丁祖书说：“办食堂是凭‘党性’，不是凭良心”。1958年，他向上级反映了群众不愿意办食堂的意见，而上级给他的回答是：“你们要是办不起食堂来，就考虑要不要党籍”。问题如此严重，谁敢不办；怎么办呢？只好想尽一切利诱和强迫命令的办法：第一步是杀猪打鱼，大吃“开张”饭。这个办法，只引诱了少数的人。第二步是不发口粮，看你来不来？结果来了一部分，家里暂时有吃的还是不来，还是“化”不了。第三步是扣上帽子，不吃食堂就是“破坏人民公社”等等。但是社员还不那么怕，仍然观望着。第四步是不准冒烟，违者罚一块钱。这个办法，吓唬了一下，没有执行通。第五步是搜查粮食、没有炊具，来一个“一网打尽”。这样才把全部人强迫进来。可是进来了又办不好，很多社员还是吵着要退出去，怎么办呢？还有最后的办法，那就是扩大供给制，用许多“不要钱”来吸引社员，使社员不得不吃下去，谁不吃食堂，谁就吃大亏。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它反映了公共食堂是怎样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盲目办起来的。 　　六十四岁的社员刘四妈说：“我早就猜到办食堂不是毛主席的主意，是从半路取来的假经。” 　　六十岁的老农胡尚云，意味深长地批评我们：“这回你们睡醒了！” 　　但是，即使是盖子揭开了，人们还是坐观风色。有的说“别的工作可以抢先，退食堂可不能抢先。”有的主张等别处的社员都退完了，再放手还不迟。中央六十条发下来的时候，省委就派出工作组在这个县的闵集公社搞试点。这里社员讨论后，绝大多数人都要求退出食堂，有一部分食堂经过公社批准，社员都退回去了。可是工作组走后，他们听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别的地方都未“动手”，怕“影响不好”，于是又马上恢复起来。经过这场风波，社员更不相信了，直到领导给他们做检讨，再三认错，才重新退回去。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没有在食堂问题上受过“辩论”、受过处分，而是照着上级的意图，好心好意地办食堂，三年来，费尽心血，把食堂办起来了，而且办得不坏，受过多次的表扬，现在他们唯恐贯彻新精神，会妨碍食堂的巩固，所以极力主张把食堂办到底。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就出现了两派的争论：一派是福田河、乘马两个公社的26个管理区总支书记，他们那里的食堂是全县的红旗，所以他们总结了食堂的八大优越性，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到群众中去揭盖子。另一派是其他公社的部分干部，他们针锋相对地总结了食堂的八在缺点，反对大办食堂。 　　会议期间，县委特地把这两派人编成若干个调查组，派到福田河公社食堂办得最好的地方去作实地的调查。 　　福田河公社张店管理区总支书书记田济波，和调查组的同志一起回到自己工作过的地区去调查，看到57年生产队长有25个坚决反对办食堂，48户社员有31户坚决要退出食堂，态度就转变了。他说：“这和我想象的情况相差太远了，我再没有理由坚持大办食堂了。” 　　从亲身的调查中，他们了解到，过去所谓办得好、长年不垮台的食堂，多是平均主义最严重的，这些地方食堂中的“供给”部分，一般都占社员分配收入的50%以上，多的达到80%以上。扩大供给制，食堂就可以实行这“不要钱”那也“不要钱”，把社员吸引住。例如：福田河公社四道河管理区七大队第二生产队的食堂，长期是“红旗”食堂，现在家底很厚：27户的食堂养有20头猪，有两口鱼塘和六亩菜地，貯存着万把斤腌菜、干菜和千把斤食盐，还有400多元的存款。这个食堂，社员吃肉、吃鱼、吃菜、吃烟、烧柴以及进行食堂的基本建设，都由队里拿钱，三年来共开支19,628元。如果把这钱加到供给部分中去，则三年供给部分为22,340元，占分配部分的88.2%，工资部分为3,001元，点分配部分的11.8%。名义上说是供给、工资三七开，实际上成为倒一九开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食堂在切实纠正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以后，也就“靠不住”了。 　　调查食堂问题，必须同分配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些同志原来所以坚决大办食堂，也是做过调查的。但那是孤立的调查，平均主义的盖子并没有揭开，所以有很大的片面性。有的干部将前后不同的调查作比较：不联系分配问题，光是征求社员是否愿意吃食堂，这样赞成的人占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五十以上。可是和纠正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联系起来，把账一算，情况就变了，赞成的人就只有百分之几了。 　　在这次大讨论中，同志们总结了我们过去在食堂问题上的错误：第一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把部分人的要求当成了群众的普遍要求；第二是政策上的平均主义，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三是方法上的命令主义，违背了自愿的原则。三年来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现在明白了，只有彻底纠正这些错误，才有可能真正把食堂办好。只有让所有的干部，都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他们才敢于在群众中彻底揭盖子，敢于真正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 　　现在，从已经彻底揭盖子的地方看来，绝大多数的人是愿意退出食堂的，而且多数的食堂是退得精光。一些自己无法做饭老人、小孩和单身汉，只要困难给予解决，他们也愿意退出去。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呢？是不是连一个赞成办食堂的也没有呢？不是的。我们了解群众的心情，他们并不是想把食堂“一棍子打死”，吃食堂有什么好处，群众很清楚。但是，他们不满意这几年的做法，不但是平均主义，更要命的是粮食不能到手，不由自己当家，这种日子过怕了，现在是在气头上，不退不行，“先把粮食捞到手再说！”估计，随着政策的贯彻执行，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公共食堂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因此，对于那些想退出去而困难的社员，必须切实给以帮助，一般的办法是，让这些户和亲属、邻居搭伙，生产队在物质上给予必要的照顾；或者由他们自由结合，办小型食堂，这种户，每个生产队也只有两三户。大农心忙时，自由结合，办农忙食堂，部分社员赞成这种办法。 　　目前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买不到锅。想回去，没有锅，还是不成。因此，他们采取了稀稀拉拉、自由退出的办法，宣布家里准备好了的先退出去，暂时有困难的留下来，什么时候困难解决了，什么时候退出去，做到户户满意。 　　自由退出食堂，已经是群众普遍的要求，社员把退出食堂比做是：“开笼放雀”，喜出望外。事实证明，这个疙瘩愈早解开，对生产愈有利。 　　纠正了吃食堂的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工分值钱了，农村中又出现了1958年以前的那种蓬蓬勃勃之气。这时候，你到处可以听到: 　　二十二岁的“大小学生”退学了，参加劳动来啦！ 　　三十岁的“壮老头”把胡子剃了，找队长要活干啦! 　　往日见不得风、见不得雨、见不得太阳的“皇娘”，如今也下地来啦！ 　　装了七个月“孕妇”的细林嫂，觉得干活不方便哩，她把一大包破棉絮解下来啦！ 　　王岗的社员天未亮就去扯秧，天亮时一看，大家哈哈笑啊！有的人黑夜里错穿了老婆的花布裤子呢！ 　　十四岁的娃子还不大懂事，当初吃食堂他真高兴，啥事都干，可是他爹打他：“你劳动做啥，怕没吃的吗？”这一回，按劳动工分分粮食了，娃子还是玩，他爹又打他：“你不劳动，谁给你吃的？”娃子糊涂起来了：过去打我爱劳动，现在又打我不劳动，为啥呢？ 　　听着这些新闻报导，想着社员对我们的批评，的的确确，我们是现在才“睡醒”的。 ## 这个矛盾突出了 ## ——麻城县闵集公社抓紧解决评工记分问题 　　闵集公社在解决食堂、供给制问题，纠正平均主义之后，社员迫切要求解决评工记分问题，这里面存在着很不合理的现象，严重地障碍贯彻多劳多得的政策。 　　在过去大搞平均主义、工分不值钱，“混着做混着吃”，多劳不能多得的时候，劳动管理上的许多制度被破坏了，一直乱到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 　　(一)活路普遍没有定额；或者有定额没有执行；或者是定额很不合理，执行不通；或者是只给女社员定额，男社员不定额。 　　(二)没有严格的评工记分制度，往往是队长说，会计写，关起门来记“估工”；或者是由记工员独揽记分大权，记多少算多少；或者是十天、半月按天数、底分估一下，不管社员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社员把这种工分账称做“黑心账”。 　　(三)由于以上两条，造成评工记分极不公平。一种是平均主义，出工早的和出工晚的一样得分，干活多的和干活少的一样得分。干重活和干轻活的一样得分，质量好的和质量差的一样得分。一种是徇私舞弊，干部、干部家属、干部的亲朋故友、强霸的人、滑头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劳动少而记得多；妇女、老人、小孩、学生、老实人、手工业工人，这些人往往是劳动多而记得少。十二大队第四生产队记工员王永雨，两个劳动力，今年头四个月记了2,084分，生产队长王学成，两个劳动力，记了1,385分；而社员王学法，也是两个劳动力，比队长、记工员劳动多，却只记1,099分。六大队第三生产队放假回家参加劳动的中学生王景浩(十九岁)，很能干，跟社员一直插秧不分上下，而社员一天记十二分、十四分，他一天只记六分。四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熊守远，是个半劳动力，割大麦时定额是一亩记十七分，他因为是个半劳动力，割一亩只能记八分。五大队的33个手工业工人，1960年的分配收入只占他们上交给大队的52%，其中理发工人分配所得只占其上交的29%。缝纫工人只占27%。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是普遍的。六大队第二生产队，今年以来四个干部，多记1,200分；干部的亲朋故友6户，多记1,100分；强霸、滑头人3户，多记400分。社员总结他们记分的办法是：人狠咀滑记“混工”，亲戚朋友记“送工”，干部月月记“定工”，社员时常“白做工”。 　　(四)最严重的是歧视妇女，男女同工不同酬，大男子主义的封建思想仍然十分浓厚。根据七大队第二生产队的调查，今年头四个月，按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来说，女社员做了全部农活的50—60%。男社员只做了40—50%。而所得的工分刚好相反，在14万个工分中，男社员得了67%，女社员只得33%。十二大队第四生产队，今年头四个月中，30个女劳动力记18,831分，平均每人每天得五分，16个男劳动力却记了22,763分，平均每人每天得十一分。在这方面，男社员欺负女社员、剥削女社员工分的办法很多；把定额的活推给女社员干，男社员干不定额的；把重活、紧活推给女社员干，男社员干轻活、杂活；把所谓简单易做而很笨重的活推给女社员干，男社员拣那些所谓技术性强、而很轻松的活干，比如栽棉花营养钵，男社员就拣牵绳子、开沟这类所谓技术性强的轻活，女社员又是送粪、又是挑钵，又是栽，到头来工分却比男社员少得多；还有，女社员劳动多了就按底分记，少了就按定额评；往往对女社员百般“挑剔”，不是说这不合规格，就是说那质量低，遇到女社员反驳的时候，男干部、男社员就会说：“你们去驮水车、扶犁把看看！”总之，在有些人的思想中，不管女社员干多少活，工分总不能超过男的！ 　　评工记分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反映了残存的剥削思想、封建思想。合作化运动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它损害着妇女、老少和老实人的利益。现在，在纠正平均主义、贯彻多劳多得的政策以后，这个矛盾突出起来了。扫除评工记分中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成了当前广大社员新的最迫切的要求。现在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天天在为评工记分“吵架”。有时候吵得很兇，有的女社员争不过人，甚至气得伤心落泪，她们说：“过去是丈夫、公婆压在我们头上，现在是男干部、男社员压在我们头上！”她们对不合理的“底分”的意见特别大，说是“底分”比石头还重，压的喘不过气来。在工分值钱的时候，群众把工分看做是“命根子”，记分不公平就严重地妨碍生产、妨碍团结，破坏多劳多得的政策。所以，解决这些问题是迫不及待的。解决这个问题和解决食堂、供给制这些问题一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这个问题比起食堂、供给制等问题是更复杂的。在特殊化风反的不彻底的地方，障碍会更大。但是，根据闵集公社的经验，只要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大鸣大放，大整大改，问题是好解决的。他们初步的经验是： 　　(一)运用反特殊化风的“两头挤”的方法，一手抓教育干部，一手抓发动群众，领导带头揭盖子、担担子，发动每一户和每个人，算账对比，“吐苦水”，出寃气，向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作斗争，通过斗争，把制定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的大权掌握在社员群众手中。这里特别注意了发动妇女的工作，专门召开了妇女代表会。共青团支部负责去发动小孩。党的支部还专门召开老人座谈会。发动所有的妇女、老人、小孩这些被歧视的人起来斗争，发动他们到小组会中，到自己的家中去吐苦水、出怨气，去教育所有的社员和干部。所有的干部，都分别参加社员的座谈会，倾听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出怨气，接受群众的批评。 　　(二)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民主清理今年元月以来的工分账；民主订出严格的评工记分制度；民主制度或修订当前“麦收四快”活路的定额(下一步再制订全年全部农活的定额)。 　　(三)严格按定额记分，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干部、社员，不管底分多少，不管有没有底分，只认定额不认人，完成多少定额就记多少工分。在评工记分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互相监督，做到“六亲不认，公平无私”。 　　(四)生产队在派工中，切实做到因活派人和因人派活，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适当的活做，达到人尽其才。男女要有适当的分工，男社员多做重活和有定额的活，尽量把轻活、杂活让给女社员。目前，多数的社员都退出了食堂，妇女的家务劳动增加了，要教育男社员，应当体贴妇女，分担家务劳动。 　　(五)建立与健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监察机构，把监督、检查评工记分的工作，作为它们的重要任务之一。生产队的工分账实行日清月结，按照向社员公布。 ## “活代表会” ## ——麻城县闵集公社六大队贯彻六十条的经验 　　麻城县闵集公社六大队在普遍宣传六十条和解决社、队规模问题以后，四月下旬起，开始动手解决食堂、分配等各项问题。处在大农忙时期，生产时间不能占用，社员的休息要得到保证，六十条的贯彻又必须经过群众充分讨论。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党支部同群众一商量，决定采取一切通过社员代表大会和开“活会”的方法来进行工作，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这里原来也有社员代表大会，但是，群众说那是“聋子的耳朵，作摆式的”。代表中干部占百分之七十。社员群众不愿意当代表，把当代表看成是一种不得已的“差役”。为了一新耳目，首先根据六十条中的规定，宣传了代表大会的职权，改选了代表。 　　食堂问题和供给制的问题是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在新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党支部书记再一次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揭了盖子。代表们你一咀我一咀地扯了一番。究竟怎么办？没有作决定，只是出了几个题目，提出几种可行的办法，要求代表们带到群众中去酝酿讨论。 　　第二天就议论开了。到处都在议论、人人都在议论这些问题。 　　“你还吃不吃食堂啦！” 　　“看上边怎么说吧！上边说吃就吃，上边说不吃就不吃”。 　　“上边的政策是叫社员们自己讨论决定哩！” 　　“那就看大伙儿的意思吧！大伙儿说吃就吃，大伙儿说不吃说不吃。” 　　“不！上边说不要‘一刀切’。谁愿意参加就参加，谁愿意退出就退出。” 　　“在食堂吃饭，柴、菜都不要钱，谁不想沾这个光！” 　　“以后要改变啦！柴、菜、炊事员的工资都要分摊。” 　　一个代表一边扯秧，一边同旁边的社员扯开了。 　　“我一个单身汉。五七年进了八十几块钱。五八年庄稼长的好，盘算还可以多进几块，下半年吃大锅饭，年底一算账，倒欠二块五。五九年刚好顾到一张咀。六0年还算不错，分了十五块六角。”一个一贯劳动积极的单身汉一边走路，一边和同路的社员算着账。 　　“以后吃饭自由啦！”食堂里，一个小伙子端着饭碗在叫喊。 　　田畈、道路、饭堂、家庭，都成了会场。连劳动边讨论，边走路边讨论，边吃饭边讨论。晚上，就更热闹了，到处都在开座谈会、算账会。小型的座谈会，往往一下就变成了生产队的社员大会，社员们闻讯都自动地围拢来了。越谈越深，越谈越有劲。散会后回到家里，好些户又开起家庭会来了。 　　酝酿成熟得最快的是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社员都迫切要求退出食堂，揭发了食堂的许多缺点，没有一个食堂能够继续办下去。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专门就食堂问题作出决定。明确肯定：办不办食堂，办什么样的食堂，社员参不参加食堂，完全由各个生产队的社员自己决定，谁也不能强迫；对吃食堂和不吃食堂的社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视同仁。食堂停办时，菜地、家具、鱼塘、猪和各项财产帐目的清查处理，以及对“五保户”和缺柴、缺锅、缺菜的困难户的帮助照顾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决议。例如：食堂的基本菜地，决定改种棉花或粮食，由大队对生产队补包产量。凡是集体购置的家具，清理登记后，保存起来；借用社员私人的，原物退还，损坏了的由生产队负责修复，遗失了的折价赔偿。鱼塘作为副业包给生产队经营。食堂现有的柴、菜，提出一部分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其余按劳动工分分配。食堂养的猪，折价卖给社员，得的钱按劳动工分分配。“五保户”和困难户，由生产队逐户安排，给以切实的帮助；无依无靠的残废孤老，“包”给厚道可靠的社员照顾。 　　代表们把代表大会的决议带回生产队，再召开社员大会具体讨论，付诸实现。各个生产队都选举了食堂财产账目的清理处理小组。三、四天内各项具体问题就都妥贴地解决了。 　　供给制的问题也是采取这种自上到下、自下到上的办法解决的。经过在社员中酝酿，没有一个人赞成现行供给制的办法，一致赞成的是，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因户制宜、定额补助的办法(大家也把这叫做部分人的部分供给制)。酝酿成熟后，又召开了一次社员代表大会，肯定了社员们一致赞成的办法。同时，讨论了什么叫困难户？怎样评定困难户？代表们张家长李家短地一谈，一比，一算账，困难户的标准出来了，因为好吃懒做而发生困难的，不能叫困难户；只有勤耕苦做还赚不回全家所需柴、米、油、盐的户，才能叫困难户。评定困难户的办法也出来了；经过算账，全家有劳动能力的人努力劳动，一年可以作多少工分，得多少报酬，全家的柴、米、油、盐需要多少钱，两相比较，差多少就补助多少。对军属、烈属、因公负伤残废的人，一致认为要优待，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中等水平。这些原则确定以后，代表们又带回生产队，交社员群众讨论，并且具体地评定“五保户”、困难户及其应得的补助金额。各个生产队的“五保户”和困难户都评出来以后，再开一次代表大会审查通过，张榜公布。由于评的公平合理，困难户和“五保户”得到了切实的照顾，纷纷表示感激。过去偷懒的人，由于不能再混了，劳动态度迅速为之一变。劳力强的，由于工分值大大提高了，积极性也跟着大大提高了。 　　这个生产大队一九六一年的“三包”，前后搞了五次都没有落实，这次也通过代表大会，作出了严肃的决定。粮食的分配和管理问题，夏收和全年的分配问题，都酝酿得差不多了，即将由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现在正根据社员的要求，开展关于评工记分问题的大讨论。此外，关于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的问题，关于财务管理制度的问题，关于保障生产应有的权限和杜绝瞎指挥的问题等，都打算用“活代表会”的方法来解决。 　　总起来说：“活代表会”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先出题目，先酝酿、先调查，做到干部、代表和社员都心中有数。酝酿成熟了，认识趋于一致了，就作出明确的决议。作出了决议，就立即“兑现”。 　　(二)化整为零，细水长流，会议的次数多(这个大队居住集中，开会方便)，时间短，每次会都是利用晚上个把钟点的时间，解决一、二个酝酿成熟了的问题。 　　(三)个别串连和开会结合，大会和大会结合，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小组会结合。利用各种场合，不拘形式地酝酿讨论。 　　(四)充分发扬民主，彻底揭盖子，放手让群众揭发问题、提意见、出寃气，使贯彻政策和整顿干部作风紧密结合。 　　现在社员和代表们反映说：“代表大会不是‘聋子的耳朵’了。而是说一不二的铁咀巴。”大多数代表都成了宣传政策和贯彻政府的积极分子。干部也比较深刻地体会到：代表大会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原来有人躭心，大农忙时期贯彻六十条会躭误生产，想拖到大农忙以后再说。六大队的经验证明：只要方法对头，六十条的贯彻恰恰是保证搞好大农忙生产的巨大动力，早贯彻一天对生产就早有利一天。这个大队，去年的早稻插了七、八天，今年三天就插完了，质量也超过了去年。其他各项生产工作也大有起色。社员们的干劲越来越大。 　　这个大队充分动用“活代表会”贯彻六十条的经验，县委及时地在全县推广了，省委把它介绍给全省各地了。 　　来源：麻城县委文件集(1-556)。 　　·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