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红彦在中央七千人大会期间云南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主要的经验教训都总结得很深刻。主席的两次讲话，着重解决民主集中制问题，确实抓住了当前的主要问题，这是我们集中集体智慧、少犯错误，把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做得更好的重要保证。

　　这几年云南的工作中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是省委领导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片面性，尤其是我，对群众工作没有经验，水平不高，对中央的指示领会不深刻。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省委首先要负责，我要负主要责任。

　　去年以来，省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六十条以及其指示，许多问题已经或者正在解决。省委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曾在全省性的会议上做过几次检讨。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检查不够深刻。

　　这次，大家对省委的领导和若干省委主要成员，提了很多意见，大家的态度是诚恳的，正常的，心情也是舒畅的，对省委帮助很大，我们对工作上所受到的损失感到沉痛，对大家的批评也很舒畅。证明主席所讲的，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同志，可能有些话还没说，或者没有说完，我检查之后，大家还可以再谈。

　　今天，在过去检查的基础上，根据大家这次提的意见，再谈这么几个问题：

　　①一九五九年冬，全省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同时有工业、财贸、民兵、文教卫生等），就搞高指标、“硬措施”，对手赛，瞎指挥，这是一九六○年“五风”在全省重起的一个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省委缺乏调查研究，心中无底；同时，对于这么大的会议，没有很好研究讨论。

　　②一九六○年三月，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表扬了大姚县，批判了红河地委，代表了当时省委的指导精神。其实，当时大姚的“五风”已经比较严重，表扬是错误的；批判红河地委“实际上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依据的许多事实是界限不清的，红河地委的工作中是有错误的，但是做这样一个结论是不妥当的，这次会议实际上起了助长刮“共产风”的作用。

　　③一九六○年四月，感觉工作中有许多问题，同时又接到中央批转广东制止“共产风”的文件。中央批转山东“五多五少”的文件，以及“三反”的文件，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议上谈了制止“共产风”，执行政策，反对“五多”，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但同时又提出火烧中游，保证大跃进。结果，其他问题没有发生作用，而火烧中游，保证一套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和“大办”，实际上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这就又起了助长“五风”的作用。

　　④改造落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确实有一些地方有严重困难，省委采取子一些有力的措施，使一些地方在严重的困难中得到挽救。但是，错误在于对于这些有困难的社队，笼统地认为是落后，又没有认真分析落后的原因，区别不同的性质，过多地强调敌我问题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干部。

　　⑤一九六○年冬执行十二条时，为了使干部较快地意识“五风”的严重性，对县委实行“上压下挤”的办法。这个办法确实起了作用，比较快地刹住了“五风”，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也发生了若干缺点。大家批评当时省委承担责任不够，这是一个缺点。

　　⑥工作队问题。派工作队下去帮助工作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工作队丢开当地党委，单独处理重大问题或处分干部，则是不对的，应该接受这个教训。今后，要派工作队，应该少一些，精一些。

　　⑦工业上，总的指导思想和农村工作差不多，也是高指标，改造落后，火烧中游，几个“大办”。现在看来，许多东西也是脱离实际的，办不到的。今后应该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工业七十条。

　　⑧关于反分散主义。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提出这个问题，克服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是克服暂时困难的关键。

　　分散主义的现象，在我省也同样存在：在政策上，主观主义，片面性，对中央指示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在经济上，不该花的钱花了，不该用的东西用了，打埋伏等分散主义现象也不少。回去后，应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坚决清理，以后不再重犯。

　　经过这次会议，能把党内民主作风问题解决了，是个大事情。大家对省委一些同志提的意见，都整理出来，转达给他们。回去后，省委还要总结。检查不够的，请同志们再提意见。

　　来源：李原、明朗、王腾波、唐忠信主编《阎红彦同志讲话集》（1950·7-1966·11），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