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队要同队内一些同志的错误东西作斗争

　　<程光远>

　　新华社西宁讯  青海省委不久前组织近二百人的工作队，在湟中县平安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在试点工作中，工作队本身同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斗争。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不仅教育和考验了基层干部，而且也教育和考验了工作队干部。

　　工作队的干部究竟同那些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呢？

　　同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进行斗争。有些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处长级干部）在进村后不愿住在贫农家里，嫌贫农家吃得不好，住得不好（有虱子、跳蚤、臭虫）。有的提出集体住宿，集体起伙。有的拿出一把票子叫房东为他买肉买油。有的在定量以外又增加粮票，叫房东多给他粮吃。这些人过去虽然也有人下过乡，但都是吃在干部家（吃得好），住在地主家（住得舒服）。一旦改变生活方式，要与贫、下中农坚持“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对他们来说是一场革命。

　　有些人不做工作、不看文件、得过且过，有几个在大队搞试点的工作组长（处长级干部），进村后不访贫问苦，不发动群众，不做具体工作，只是“照管全面”，主持会议，其余的时间就休息、睡觉。有的进村不到一个月，就回家两三次，不是孩子病了，就是老婆要刮子宫。他们对情况一问三不知。有的做了一个多月的工作，还不知道“种子”是什么，什么人能参加贫农会，为什么要进行“四清”。像这样的组长，在十三个工作组长中就有七、八个。工作队领导对这些人虽然及时地进行了调整，但是给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延长了试点时间。

　　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由于有些人不认真学习中央的文件和省委的决定、指示，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政策漠然无知，只凭老经验办事。他们组织阶级队伍不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不用滚雪球的办法，而是让干部开个名单，开一个会往一块捏雪球。他们在进行“四清”、干部卸“包袱”工作的时候，不是按照中央“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做好思想工作，而是把群众召集起来对有问题的干部攻、压、追、逼。有的让全体社员统统卸一次“包袱”，叫作“人人过关”。他们在对敌斗争当中，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乱斗一通，说“土改时也是这样做的”。

　　同多敌论、无敌论和内部无矛盾论或多矛盾论进行斗争。有的大队的工作组认为：“我那个队敌人很多，都应当斗一下。”于是阶级队伍还没有组织好、“四清”未完、干部没有卸下“包袱”，即开展对敌斗争，有的一直斗了个把月。有的认为：“我那个队没有敌人，地富都很老实。”于是在把“四清”工作搞完以后就准备收兵。有的用直观的方法观察问题，把斗争只停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上，没有透过人民内部矛盾去揭示敌我矛盾，以青海的话说，就是没有把“影子匠”（皮影戏的拉线人，幕后指挥者）拉出来，结果又重复过去只惩办了干部，对敌人未加触动的做法，根子未找出来，群众觉悟未提高。有的认为“我那个队干部没有一个好的，要统统斗一遍”，有的则认为“我那里干部都是好的，没有卸包袱的必要”。这些错误的片面的认识，都对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同包办代替进行斗争。有一些人总是愿当“救世主”，不让群众“自己救自己”，不走群众路线，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他们在“四清”当中不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组自己干。在对敌斗争当中，敌人的罪恶活动有那些，与群众研究不够。会议如何开法也不与群众商量好，到了会上，主持会议的人虽是贫农会的人，但是他们掌握会场不大胆，说一句向工作组请示一句，形成“演双簧”。在选举贫农委员会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的时候，不是让群众提候选人或与贫下中农一起研究候选人，而是工作组提出让群众通过。这样包办代替的结果，群众发动不起来，领导核心形不成，贫下中农组织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工作组一走就垮台了。

　　同“左”的或右的情绪进行斗争。有些人进村后认为敌情不严重、干部问题不多，因而不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但在群众起来以后又跟着群众跑，犯尾巴主义错误，于是又认为对干部斗争得越凶越好，赃退得越多越好；对敌人斗得越多越激烈越好，甚至发生打人的现象。“左”的情绪还表现在，只做自己人的工作，不做敌人（斗争对象）的工作；只做群众工作，不做犯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只做贫下中农的工作，不做中农的工作，更不做地富家属的工作。

　　来源：1963年8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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