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为什么这样严格

　　<《人民日报》记者宋琤>

　　临汝县临汝公社西营大队，是河南省农业战线上的特等模范单位。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巧，是一位中年妇女。不久前，这一带放映了电影《槐树庄》，有些人说，郭巧就是真的“郭大娘”。

　　把郭巧比做“郭大娘”，并不过分。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中，刚刚走出家门的郭巧，敢于走上讲台，对恶霸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合作化运动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对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敌对分子扬言要杀害她的时候，她想的和做的仍然是如何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孤立打击敌人，把高级社巩固下来。不久前，她到一个离大队较远的生产队开会。夜深风大，生产队长劝她不要回队了，把她安排在一个和她沾点亲的地主家中住宿。郭巧执意不肯，摸黑回到大队。她告诉这位队长：阶级界线必须划清，阶级观点丝毫含混不得。

　　这里记述的只是临汝县西营大队支部和支部书记郭巧同志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侧面：

## 语重心长

　　第七生产队的保管员找到了支部书记郭巧，问：生产队长出去开会、赶会，在外边吃饭多花了钱，要求报销，怎么办？

　　这事发生在去年春天。当时，麦子还没有成熟，几年来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在这个时候，干部进城、赶会多用了钱，这可不是小事。郭巧想到这里，立即找到七队附近的第五、第六、第八、第九几个生产队的干部讨论这件事。郭巧问他们出去开会赶集都是怎么吃饭的？几个生产队长有人是带上干粮去赶会，有的是去以前先在家里吃了饭，或者是开完会办完事赶回家来吃饭。总之，几个人大都注意到尽量不在外边吃饭，给集体减少开支。七队队长不吭声了。

　　“吃饭多花了几个钱，要是只从钱上看，那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影响太不好。群众会说，到底是干部有权！谁有权谁方便！要是这问题不解决，在群众眼里，我们的干部和旧社会国民党的保甲长还有多大区别？

　　“你们年轻，不记得国民党伪保甲长那阵的情形。那时候，遭了年景，穷人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保甲长可是酒肉不断，大吃大喝。穷人们看在眼里怎能不生气，背地里把他们恨死骂死！我们要是这样，群众看着就会顺眼？坏分子会不拿这煽动群众，挑拨干群关系？”

　　一提起国民党的伪保甲长，大家就议论开了。特别是那些年纪大一点的队长，更是语重心长地说：那时候，保甲长们下饭馆吃吃喝喝，咱们骂他们，反对他们；现在，咱们当了干部，可不能学他们的样子，让群众骂咱们反对咱们！大家还主动地检查了在执行制度和财务开支方面存在的类似的问题。七队队长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那次吃饭多花的钱，应该自己负担。

　　一年多过去了。七队队长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执行制度很严格，财务手续清清楚楚。这次严厉的批评，使他慢慢体会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他说，自从自己下决心改正这个缺点，工作就好做得多了。领导生产断不了有不合理的地方，群众看到了就给提出来，和干部是一条心。要是干部多吃多占，群众在背地里说你骂你，和你两股劲；心里憋着气，干活不积极，干部又要埋怨群众不听话难领导，这样两下里看着不顺眼，生产还能搞得好！？

　　每逢碰到这样的事情，郭巧就要用国民党伪保甲长这反面教员来教育干部。不是她随便拿我们的基层干部跟国民党保甲长做比较。恰恰相反，她是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她懂得，保甲长虽然已经被打倒了，可是，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却还时时刻刻散放着臭气，滋生着毒菌，她不能允许这些毒菌来腐蚀我们的干部。她时时刻刻担心年轻的干部、觉悟低一些的干部划不清这种界线，怕他们偶然的过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让群众用看待国民党保甲长的眼光看待干部。因此，在西营大队，哪个干部出差多用了点旅费，哪个干部私自动用了队里的东西，哪个干部的工分记得偏高了一点，哪怕钱数不多，东西有限，支部和郭巧也从不放松。

## 为何革命

　　大队决定，把大队饲养的一批猪卖给社员，作价低于市价。在还没有让群众选买以前，大队和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先买了几口赶回家去。社员背地里议论开了：“干部都往家里赶猪哩，便宜猪为啥不卖给社员？”郭巧听说以后，要求这些同志把猪退给队里，由队里统一作价，让群众先买；群众挑完了干部再买。先买了猪的干部虽然把猪退出来了，心里可挺不乐意，嘴里不免嘀嘀咕咕：“干部买猪，照样掏钱，这也算特殊啦？就是比群众早买两天，当干部的，难道连这点优先权都没有？”

　　问题提出来了：当干部的是不是得完全和群众一样，一点也不能特殊？实际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只是这一次。有些同志虽然一般地懂得当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不能特殊化，可是遇到某些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他们又觉得干部终年为集体的事情操心，有些时候似乎可以稍稍比群众特殊一点。有少数年轻的和觉悟低的干部，甚至提出：当干部劳动得带头，工作搞不好要挨批评，占便宜的事情轮不上，除了吃亏，当干部还有啥好处？他们的确想不通。

　　遇见这类问题，郭巧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买便宜东西的优先权，干部就是没有！吃苦的事干部应当上前，占便宜的事干部就应当退后一步。在说到当干部到底有啥好处，当干部为了啥的时候，郭巧常常谈起这样一件事：

　　西营村外有一座烈士墓。临汝县快解放的时候，西营村的群众亲眼看到国民党匪帮把烈士枪杀在自己的村外边。很多社员至今还记得烈士的相貌口音，可是不知道烈士的姓名和家乡。烈士在国民党匪帮拷打下什么也没有招认。群众只从那些匪徒口里知道，他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西营村的群众埋葬了烈士，可是，至今没有查出烈士的姓名。为啥当干部，当干部对自己有啥好处？这位把鲜血洒在西营村外的无名烈士，替郭巧作了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回答。郭巧常常反问那些同志：烈士牺牲在咱这里，连个名姓都没有留下，他可为的是什么？是为名？是为利？烈士干革命自己可得到了什么好处？难道人家家里就没老没小，人家家里人难道就不盼望自己的亲人回家团聚？郭巧经常用烈士作榜样给大家讲革命人生观，使这些同志想到如果当年烈士们干革命是为了给个人找好处，我们今天的好日子又从何而来呢？

　　在这方面，郭巧本人是大家的榜样。十多年来，郭巧从来没有多用过集体的一针一线。今年到省里开了半个月劳模会，去时，队里给她带上九块钱，回来，原封不动地交还队里。她有儿有媳，家里日子过得挺宽裕。高级社初成立那年，社里遭了大水灾，郭巧拿出自己的钱粮帮助困难大的贫下中农。有些同志在思想有波动的时候，也常问自己：“人家老郭成天辛辛苦苦为了啥！”

## 为谁作主

　　西营大队支部有一个姓董的支部委员。这位同志总爱占点小便宜。支部经常批评他教育他，群众也常常揭发他的错误。有一次，大队的会计和保管（非党员）又为这一类的事情和他争吵。大队的一个干部悄悄地向郭巧说：“老郭，得给老董作作主哩！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老干部，怎能老让群众这样顶撞！”郭巧当时没有作声。她心里思量：党员就不能让群众批评吗？这不明明是说，党员可以高人一等，不受群众的监督？

　　实际上，有些同志不只是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们还嫌郭巧对大家“管得太紧”，说她“女人家，太小气，几个钱也要扣扣算算”。个别同志甚至一度对她有些疏远。老郭感到了这一点。她苦恼过，矛盾过，甚至思想上有过迷惑：这样下去同志们和自己疏远了，这是不是脱离群众啦？个人剃头个人光，自己和群众同甘共苦就是了，管这么多干啥，惹得别人不耐烦！

　　在斗争中久经锻炼的郭巧，这一点困难吓不住她。她很快想通了：这不是自己在干部中孤立不孤立的问题，而是干部脱离群众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是把干部放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容忍干部的某些特殊化倾向，容忍干部侵犯群众利益，不支持群众的正确批评，这就是把干部安放在做群众的老爷的位置上。要使干部真正做群众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那就得和这些不良倾向作斗争。看着干部侵犯集体利益而不过问，那才是真正的脱离群众。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怎么也不会脱离群众。对干部来说，在这问题上庇护他们，就是败坏他们；只有严格要求，毫不姑息，才能真正的保护他们。

　　想通了道理，郭巧就更加敢于斗争了！

　　她告诉那位要求给支部委员“作主”的大队干部：“这主我没法作，你就不想想，群众和他争吵，人家为的是啥？人家为的是集体啊！咱只能欢迎，还能护着党员？当会计当保管的，要是看着有人侵犯集体利益而不提意见，那咱还要批评他们对集体不负责呢！党员干部有了错，谁都能批评。要作主，也只能给群众作主，咱只怕群众不肯提意见呢！”

　　支部和郭巧坚决支持群众的批评。那位姓董的支部委员，终于因为不能决心改正缺点而被撤销了支部委员的职务。支部越来越明确，光是一般地支持群众的批评还不够，还要创造条件，使群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去年春天以来，支部帮助各生产队建立起一套群众监督财务开支的制度。群众选出了财务小组。财务小组定期清查队里的账目、现金、仓库和工分；大宗的开支，要经过财务小组讨论通过；仓库实行两把锁制度，一把钥匙交保管，一把钥匙交财务小组；分配粮食或其他实物，会计开条，财务小组的人掌秤……。

　　几年来，在西营大队，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在干部身上萌发的孽芽，经常是刚一露头，就被掰掉了。现在，这种斗争不是结束了，而是进行得更加坚决更加自觉了。群众敢揭发，支部肯支持。那些曾经对支部的严格要求有过一些反感的同志，现在，也认识到了支部的做法是对自己的最好的保护。他们说：“要不是老郭抓得紧，谁敢说自己就不会犯大错误？”对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作的不懈斗争，使支部和干部、干部和群众越来越亲密无间了。

　　来源： 1963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