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阳干部劳动成风

　　<本报记者康英、莎荫、姚堤、武赞庭、田培植>

　　“一平二沟七分坡。”“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这是山西省昔阳县山川景物的写照。过去住在安阳沟的人说：“住在安阳沟，低头把苦受。”住在沾尚的人说：“沾岭山、小脉山，亩产不过百斤关；吃没吃，穿没穿，要想富裕难上难。”而今天，在这样贫瘠的山区，粮食产量正迅速增长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昔阳县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昔阳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这样快？这跟昔阳县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也跟昔阳县干部深入实际，参加劳动的优良作风分不开。

　　昔阳县位于太行山中部。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山区群众，打日寇，闹生产，把昔阳县勤劳朴实的农民，锻炼得更加勇敢、顽强、坚毅。一九四五年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一步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专心闹起生产来。

　　在这“山大石头多”的沟坡地上，怎样才能搞好生产呢？在这里，生产的第一件大事是垒堾打坝修梯田。每年冬春，成百万的劳动日要用在垒堾上。人们千辛万苦地在山凹凹里用山石垒起一片一片的三两分大的梯田。这是一种持续、反复的斗争，有时候，一场暴雨下来，有的地块连石头带土皮就“一水漂”，只得从头作起。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公社化，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全县成千上万条大大小小的山沟，都被闸起来。小片梯田连成大片，在层层梯田的边上，修起盘山渠。石堾原来是用三五斤重的石块垒的，现在逐年换上从山里采来的二三百斤重的大石方。“人不和水斗”的习惯改变了。人们把山水治住了。有了这些牢固的石堾，水土逐渐保持下来。这样连年苦战，一点一滴地创造农业增产条件的斗争，是这里的革命意志永不衰退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带头干的。昔阳的干部，早在抗日战争的残酷斗争时期，不畏流血牺牲，和群众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和群众同甘共苦，在同一个山坡上甩汗珠子。几年来，由于党一再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不断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解决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些实际问题，逐步建立了一套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使昔阳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亲密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六二年，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每人平均实作二百七十三个劳动日，干部因公补贴工分仅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他们跟社员一起干活，跟社员一起种试验田，一起推广成功的新的增产措施。

　　有了这样辛勤劳动、热爱集体的干部，来团结群众开山辟路，生产就连年上升，集体经济就越来越巩固了。

## 一面镜子

　　下面，我们先来谈谈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发展生产的一些故事。

　　陈永贵出身雇农家庭，从九岁起，就给地主、富农放牛放驴；从十一岁开始当长工，前后达二十年。在那漫长的艰辛岁月里，他几乎给大寨所有的地主、富农当过牛马，几乎在本村四千多块土地的每一块土地上干过营生。解放以后，他在新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和社员一道修整、耕种那些土地，因此，哪块土地的土是什么颜色，什么脾气，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陈永贵对这村的居民也很熟悉。他从小跟穷哥们一起劳动。解放以后，他和穷哥们一起斗倒了地主、富农，创办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

　　队里谁是什么脾性，谁适合干什么活，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也许有人认为，像陈永贵这样的干部，不参加劳动，也可以领导好生产了吧？陈永贵的回答是：“不行！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话是完全对的。干部经常参加劳动，能最有效地带动广大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大寨村的南面，有条三里长的河沟，叫狼窝掌。党支部和队委会计划在河沟里垒上三十多条石坝，把二十几亩河沟地整修出来。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两个冬天，他们集中力量兴修狼窝掌工程。由于山陡水急，两次修好的坝，到夏天都被山洪冲垮了。有的人抱怨村干部说：“你们光筹划，也不去动动手，数九寒天冻得手脚都伸不开，哪还能垒好！”陈永贵看到社员有意见，就跟干部们说：“前两次大战狼窝掌，主要干部有的开会去了，有的搞决算去了，没有跟大伙儿一起干，社员有气，哪还能垒结实？”于是干部们决定：跟社员一起，再战狼窝掌！

## 一而再，再而三

　　一九五七年冬天，冰雪遍地，冷风刺骨，陈永贵带领干部和社员向狼窝掌开火了。陈永贵这几位干部，都是垒坝的好把式。这回，干部的劲头大，社员的信心足，工程做得特别扎实。果然，这次垒起的大坝经受住了五年的山洪考验。这次修好的二十二亩沟地，五年来打了六万六千斤粮食。

　　干部们处处带头苦干实干，社员们的劲儿也就更大了。干部社员一条心，把劲儿都使到生产上了。从初级农业社创办以来，大寨闸塞了七条荒山沟，垒起总长十华里的一百八十多道五尺高的石坝，把山沟变成了八十多亩良田，又给六百多亩山坡地垒了石堾。他们还起高垫低，把坡地整修成水平梯田，还挖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三千多个鱼鳞坑、蓄水池。这样，就创造了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重要条件。

　　干部经常参加劳动，还有利于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十几年来，大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同劳动，共甘苦，深深懂得年年收获的每一斤、每一粒粮食，都是一滴滴淌在土地上的汗珠换来的。因此，干部为队里办事，用钱用粮，从来都是精打细算的。

　　一九五九年粮食丰收，积累了两万多元公积金，社员的生活富裕了，有的人就提出要盖个戏台。干部们一算，盖一个戏台要花一半公积金，还要用两千多个工。单就这两千多个工来说，用在生产上，就可以整修二百多亩土地，当年就能多收六千多斤粮食。陈永贵给社员们算了算账，又说服解释，社员们都觉得有道理，同意不盖戏台了。如今，大队的办公室还设在两孔向社员租赁的旧窑洞里，办公家具仍然是旧的。

　　至于和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开支，他们用起来却是放手的。买牲畜、买胶轮大车、买化肥、农药，买炸石头用的火药，买筑坝用的石灰、铁锤、铁棍等等，该花钱的就花；但是，也决不是乱花，有能用的旧工具，就不买新的；花一分钱能办了的，就不花两分钱。现在还在使用着合作化时期的三十张犁、七张耧、十四把杈和五十多件其它农具。

　　大寨大队的干部长期参加劳动，群众观念、阶级观念不断加强，这就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奠定了抵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基础。从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好品德：这几年，来大寨参观访问的人很多，大队专设了一个客灶，招待客人。客灶的饭食比较好一些。客人来了，干部只招呼客人吃饭，却不陪客人吃饭。大寨的干部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大公无私地过光景，社员都称赞他们是“放心的管家人”。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有助于发扬民主。陈永贵的体会是：干部们在会上征求社员的意见，请社员批评自己，这时候干部和社员的界限就很明显，社员发表意见不免有些顾虑。但是，如果干部跟社员一起劳动，干部的身份也就变了。社员对社里的意见就会很自然地提出来。

　　一九六一年春天，陈永贵和社员贾承运一起到山上种谷。贾承运曾经和陈永贵在一个地主家里当过长工。现在两人又在地里合使一张耧，谈着过去和现在，比同胞兄弟还亲热。贾承运说：“谷子喜欢通风透光，现在的耧，行距窄，容易出秕籽；要行距宽些，株距近些才好。”陈永贵一听有道理，马上答应试一下。从地里回来，就跟队长商量，又跟老农研究，最后经过社员讨论同意，请队里的木匠和铁匠把行距七寸的新耧改成一尺的耧。又根据社员的意见，新打了比原先窄一点的锄头。去年春天，用一尺耧种了谷，效果很好，加上水肥等等条件，秕谷减少了，亩产增加了四十斤。

　　大寨的干部就这样养成了一种好习惯：在跟社员一起劳动的时候，听取社员的意见，根据社员的意见，改进队里的工作。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有助于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在谋虑推广某些新技术的时候，谁都没有经验，推广不推广，一时定不下来。当时，陈永贵认为，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陈永贵的试验田，是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级社时搞起来的。过去，他对一些新技术是将信将疑的。一九五五年谷子得了白发病，县的技术推广站的干部说：有白发病的谷草，尖尖要烧掉，或埋到地下，不能喂牲口，不能沤粪；不然，牲口粪上到地里，这种病便会传开来。陈永贵作了个试验，他把有白发病的谷草的尖尖沤了一堆粪。第二年，他把这堆粪上到自己的试验田里，然后种上谷子。果然，一百根谷苗里就有八十五根有白发病，出不来穗。社员看了，一致的结论是：“白发病就是会传染”，从此，大家就注意起来了。

　　几年来，大寨在农业技术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推广了新品种，使用了新的化肥、农药，实行玉米、谷子移苗，合理密植，深耕，深种，深中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推广都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这许许多多新技术，都是在试验田里试验成功之后，干部和社员都相信了，才由大家民主讨论，决定在大田里推广的。大寨的干部体会到，亲自动手搞试验田，不但能使新技术因地制宜，而且能使群众相信科学，使干部学会技术，在技术管理上发扬民主，正确地指挥生产。

　　大寨大队的经验的确很好。可是把这些经验在全县推广开，却是经过一番复杂、细致、艰苦的工作的。

　　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发布后，中共昔阳县委立即在全县贯彻执行；并根据昔阳县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一九五九年，县委又发出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并且通报推广了几个优秀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经验。县委在这些文件中，反复告诉全县基层干部：“干部参加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是联系群众、领导生产、提高干部的重要方法。”与此同时，县委也要求县和公社两级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田间劳动。县委的这种努力是有效果的。一九五八年，全县三百六十五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平均每人做的劳动日不过一百六十多个，一九五九年就多了。一九五八年给干部的补贴工分占全县投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二九，一九五九年就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六五了。尽管这样，还只能说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好一些。只要认真检查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如果把打零拾杂所记的工分除去，干部参加农业劳动的工分并没有那么多。还有极少数干部，很少参加农业劳动，例如洪水公社潘家掌大队党支部书记，那年整整一冬天才做了一个劳动日。全县总算起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做的劳动日，比农业社时期还是减少了。这说明：要让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深入生产领导生产，在作出决定或者发出指示之后，还需要对干部进行深入、具体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县委采取层层树标兵的办法，集中总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经验。各系统、各公社、各大队，也总结了他们本系统、本单位优秀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树立了旗帜。县委并且把陈永贵的经验印成书，当作党课教材，发给全县生产队的党支部，让全县生产队干部和农村党员学习、讨论。同时，在县城举办了一个大寨模范事迹展览会，组织三万多个基层干部和社员来参观。县委和全县二十个公社党委，又先后组织六千多人次到大寨参观。县和公社召开基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总要介绍陈永贵的经验，或者请陈永贵来作报告。许多生产队干部，在学文件、参观、听报告以后，都作了反复讨论。人人照着陈永贵的“镜子”，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那些怕劳动、忽视劳动的干部，都“洗了一个澡”。参加劳动、改进领导，成了上上下下谈论的中心。生产队干部见了面，总是相互问：“你们咋劳动？”“做下多少工啦？”。干部劳动多了，和社员处得更亲近了，农活质量也高了。

　　一次运动能使很多人转变过来，但是要把全县每一个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得又深又透，还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先说说县里的措施。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底，县委先后开办了二十六期党校，总共训练了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七千一百八十人次；许多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受了三次到五次训练。每一次训练，都要对基层干部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讲“三八”作风，讲党的群众路线，进行阶级教育，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干部在党校，要听课，要讨论，要总结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要“照镜子”，要“洗澡”，还要把陈永贵请来传传经验。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劳动模范会等等会议的时候，都要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教育、。

　　劳动教育，都要检查干部的劳动情况。青年团、妇联、县人民武装部，也把对青年、妇女、武装干部的劳动教育抓起来了。除了民兵干部按照上级规定给予少量补贴工分以外，团委、妇联干部都不接受补贴工分，毫无怨言。这么办，一次两次对有些干部的效果还不显著，天长日久，就有了大的作用。再说说公社吧。公社每年要搞三次大评比，第一次在春天，在春耕开始以前；第二次在夏初，正是锄苗壮青的时候；第三次在初冬，是收罢秋，总结生产的时候。每一次评比，都要把生产准备工作和生产成绩排排队，把干部劳动排排队。然后选出最好的和不好的典型来，让参加评比的干部讨论这些典型，同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这种评比教育，作用不小。从一九六○年以来，昔阳县二十个公社都坚持了这种教育方法。根据县委收集到的统计数字，每年参加这三次评比的生产队干部在一千人以上，好样的一天比一天多，坏样的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九五九年，全县评比出来的好干部是三百多个，去年达到五百四十多个。

　　除了这些教育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一年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种教育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一月，多则两三月。每年都有不同的中心，一九六○年的教育中心是学习陈永贵；一九六一年的教育中心是提倡“三八”作风，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一九六二年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每一次教育，都由县委和公社党委的负责干部分头作报告。干部要检查一年的劳动和工作，然后让社员提意见。社员说这是“干部和社员思想见了面”，干部说这是“和风细雨”，感受很深。洪水公社洪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喜良就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才转变过来的。

　　刘喜良出生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穷人家。他要过饭，扛过长工。一九四五年解放以后翻了身，参加了共产党。在那些年，支援前线、办互助组、办初级社、转高级社，事事走在前边。可是在家大业大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岗位上，不能抵抗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不知不觉地沾染了旧社会的官气。大忙天，社员在地里顶着太阳干活，刘喜良穿上皮鞋逛庙会。他还不时盘算沾队里的光。因为思想变了，又不下地劳动，地种完了没有？他不知道。锄过了没有？他也不知道。领导生产常常是凭一个“想”字。秋后整党，整整两个月，公社党委书记比古划今，给他谈了好几个晚上，说他走错了路，已经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没了根。党支部让他作了五次检查，还在社员大会上检查了三次。整风过后，刘喜良照样不常上地，照样坐在办公室里指手划脚。公社党委书记王英宾亲自到洪水大队，给刘喜良讲党的政策，讲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一连讲了五六个晚上。这一次刘喜良有点醒悟了，在党员大会上作了检查。但是，有一次，刘喜良到太原去买化肥。两个月，化肥没买下，倒花了三百多元盘缠。这一下，整风教育给他打上的那点气，又全泄了。两年当中，四个月整风，几十次谈话，刘喜良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有的人灰心了，说：“不行就换吧！”可是，去年冬天一场社会主义教育，把刘喜良教育过来了。去年冬天，公社党委训练党员，刘喜良也参加了。公社党委书记王英宾向党员传达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在这次会上，他特别指出有些干部忘了当年的苦，忘了阶级斗争。刘喜良听了这个报告，心里激动的厉害。他想起在旧社会，因为穷，过大年揭不开锅，现在自己却忘了本。他又想起了村里的富农赵孟小前些时追在他屁股后头，向大队要房子，而自己却没有觉察到这就是富农倒算。??他越想越可怕，在训练班里，流着泪作了思想检查。回到生产大队，他又在党员大会上检查：“这几年生活好了，旧思想迷了我的心，把我和受过苦的穷哥们分开了。往后，我听党的话，听大家的话。五十一岁不算老，我还能为革命好好干几年！”社员选他当了六队队长。刘喜良头一天当上队长，第二天就把六队的地看了一遍，发现一百八十亩地还是茬地，有的地还没翻。当天晚上开了队委会，决定马上翻地。第二天一早，他就赶着牲口上地了。社员们看到这个光景，也都早早出工。二十几天工夫，地翻了，肥也上了。

　　在昔阳，真是层层搞教育，处处有教育。经过这样的坚持不懈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怎么能不开展？觉悟怎么能不提高？思想通了，觉悟高了，参加劳动的基础也打好了。有些生产队的干部说：“思想过了关，劳动就不难。”正是这个意思。

## 下一起改

　　昔阳县基层干部学习了陈永贵的经验，很多人认识了，“不参加劳动就领导不好生产”的道理，可是提起参加劳动来，不少干部又觉得实在为难。

　　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一次县的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县委让大家把近几年碰到的各种麻缠事说出来。有的说：“组织参观、开现场会太多，既影响了别人，又妨碍了自己。”有的说：“文件表报，五花八门，占的时间太多了。”也有的说：“大会、小会，三天两头有，电话会接连不断。”还有人说：“县干部、公社干部下了乡，没明没黑地叫汇报工作，谈材料。”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上边的千条万条，都对着下边这个小块块，实在应付不来。”大伙儿的意见，把县委提醒了。县委认为这一时期电话多了，会议多了，参观多了，表报多了，干部下乡要汇报要材料多了，的的确确给一部分队干部添了麻烦，使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参加劳动了。

　　县委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认为这几年随着集体经济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事情确实增多了。干部既要管生产，又要管生活；既要管农业，又要管副业；经营管理工作也越来越细致复杂了。新的工作内容，新的工作方法，干部们还很生疏。而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各个系统，又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办法。他们急于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早些把好经验总结起来，推广出去，于是不分轻重缓急，电话、参观、开会、表报、汇报一起来，愿望虽然很好，结果挤掉不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劳动时间，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县委从检查中，得了这个结论：改进干部作风，得上下一起来，下改上不改，下边就改不好。因此，县委先后定出一些制度：把电话会议控制起来，在社员劳动时间里，不许向下边随便打电话。对于会议，能合并开的就不单独开，能下去分别传达的就不召开会议，能分片开的就不集中到县开，能在农闲时候开的就不在农忙时间开。公社党委开两天以上的生产队干部会，要经过县委批准。县级各单位的会议，也要经县委批准，表报由统计部门统一发。就这样严格地控制了会议的时间和表报的数量。县委还规定，县委干部和公社干部下乡工作，搜集材料，除了利用晚上的时间外，如果需要在白天工作，就到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不准占用社员的劳动时间。晚上开会也不得超过两小时。

　　但是，县委规定的制度，下达各单位以后，各单位的干部并没有马上想通。他们一心想把本部门工作搞好，这家说这家的工作重要，要布置；那家说那家的工作当先，要开会。电话不能少，表报不能减，下乡听汇报也得有，会议还得开，参观也不能省。一句话，工作样样都重要。县委看到一时说不通，就下决心由县委机关先来示范。县委机关原来有十二部电话机，过去干部随时拿起电话来向下面要材料，要汇报，确实影响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的劳动；经过机关干部讨论，先后撤销了八部。他们还订出了使用电话的制度，严格限制了用电话要材料、要汇报的做法。

　　县委带头撤电话以后，接着压缩会议，减少表报。这样雷厉风行，问题就一步一步地解决了。去年全县召开的电话会议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直接发到生产大队的文件，一九五九年是三十件，去年只有七件；发到农村的表报，一九五九年是一百四十五种，去年减到六十四种。行政、党、团召开的会议由二十四次减少到了四次。

　　县里改了，公社也就必然会改。各公社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禁止大队随便耽误生产队干部的劳动时间。公社给生产大队打电话，都在中午和晚上。白天，生产大队的干部即使锁住门下地劳动，也误不了事。公社召开青年、妇女、民政、武装等会议和其他一些必要的会议，都是利用农闲季节，而且是把有共通性的两个会、三个会合起来开。公社的几个主要干部分头下队，发现了什么问题，带回公社机关共同研究解决。上级有了什么传达和指示，也是由他们带下去，一队一队分别传达。社员中和生产中发生的某些一般性的问题，都在各系统的定期会议上处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在地头、饭场上商定安排。大寨公社井沟生产大队“七里长，三里宽，四十个庄庄不见面”，居住很分散。大队在六个生产队设立了四个联络点，有事由支部书记到各点商量，大大减少了会议误工。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建立了“五一”碰头制，就是每五天中用一个晚上研究一次工作；会计建立“五一”办公制，就是五天中四天劳动，一天办公。这样，队干部跑的路少了，误的工也少了。有时遇上非开会不行的事，也都事先准备好，开起会来具体明确，时间用得少，问题解决得多。过去被表报缠在办公室里的大队会计，现在主要是按月、按季和年终结算时填写财务报表，过去每天要填的生产进度表，有的已经取消，有的改成了五日一次的电话汇报。这样，大队会计也能更多地参加劳动了。县里、公社和生产大队大刀阔斧地改进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的结果，广大基层干部就从会议、表报、电话机上解放出来了。他们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参加农业生产，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完成和超额完成应做的基本劳动日，得到社员的好评。

## 制度不能少

　　要使干部很好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除了抓紧思想教育以外，还得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城关公社西大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光根银，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工作和劳动都不错。可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就不好好参加劳动了。支部书记田金锁常常开导他：不要丢了革命干部的传统。光根银却不以为然。他借口给社里办事，一出城就是一天。社员看见他来了，总是冷言冷语地说：“看，咱掌柜的来了！”他到哪个作业组劳动，大家都不欢迎。一九六○年，他只做了八十个劳动日，队里只好给他补贴了二百四十个劳动日。像光根银这样的人，在全县不是个别的，县里派干部下去检查工作时，常听到这样一些反映：“当干部的，多少动弹动弹，也能赚够分。”“动不动，算杂工。”“花一两个钟点能办的事，偏偏磨上半天！”

　　下面有了意见，县委就赶紧抓，反反复复研究了几回，发现干部参加劳动不够积极，不够经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确定干部的补贴标准和每个干部每年的基本劳动日；再一个是，光有了干部的基本劳动日和补贴标准制度，却没有保证这个制度兑现的好办法。

　　干部全年应得多少补贴工？县委专门作了调查研究，根据队的大小，作了统一的规定：百户以下的大队，干部的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一百户至二百户的大队，干部的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二百户以上的大队，干部的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再根据工作性质的差别，规定了各种干部参加劳动的工数和补贴的幅度。另外，还规定，全县受工分补贴干部的补贴工总数，不能超过全年投工总数的百分之二。他们坚持实行干部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落实到人，宣布多劳多得，少劳不补，秋后不变。干部每年应做多少劳动日，应得多少补贴工，公社、生产大队根据全县的统一规定，充分发动社员讨论，报公社批准后，给每个干部定下来。同时规定，大队干部要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和社员一样分活，保证他们以普通社员身份参加劳动。各级生产组织，在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和每个月，认真执行干部和社员一齐参加的评比检查制度和基本劳动日奖励制度，劳动好的干部，跟社员一样受表扬，得奖励；劳动不好的干部，跟社员一样受批评和处分。县委的指示和决定，全县生产队很快执行了。城关公社西大街大队还规定了保证执行基本劳动日奖励处分制度：干部和社员每月所作的劳动日，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字，一律给予奖励；奖励的劳动日数字，根据农闲、农忙、特忙三种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他们还规定和认真执行了每月、每季、年终检查评比制度。

　　建立了制度，执行了制度，像光根银这样的干部就变了样。光根银家有八口人，大儿子在外工作，其他七口人全指望着他挣劳动日过活。过去劳动少点，反正有补贴工顶着。现在不好好劳动，劳动日少了，粮食、蔬菜样样分得少，一家人的生活就不充裕了。制度订下以后，光根银就对支部书记说：“咱还是可以多劳动的，过去强调工作忙，都怨自己有依赖心。那时心想少劳动点，也饿不着咱干部。现在可不能这样想了！”一九六○年，他只做了八十个劳动日。一九六二年，他做的劳动日上升到二百一十四个，加上补贴工一百二十个，一共有了三百三十四个劳动日。光根银分到的粮多、菜多，家庭生活也上升了。今年春天，他还用剩余的钱翻修了房子。他颇有感慨地说：“补贴少了，生活倒提高了。挣多挣少是自己的，合理合法，再没人说闲话，心里痛快了。领导起生产来，也胆大气壮了，社员也爱听咱说了。”

　　干部参加劳动，在西大街大队已经形成了风气。社员反映：“干部事事带头，生产了如指掌，不愁生产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很有信心地提出：一九六三年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要比一九六二年更好些。

　　有了制度，过去难以解决的会计参加劳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里再看看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会计兼四队会计刘根元的情况。去年春季，社员讨论决定给他补贴二百二十个工，定工劳动一百个。由于他热心劳动，工作又安排得好，到十一月底，已实作劳动日二百二十一个。秋后分配，他主动提出减少补贴工分，只要队里补贴一百三十个工。巴州公社二十四个大队会计，去年一到十一月，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一百八十六个。

## 以身作则

　　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能够形成社会风尚，关键之一是县委和公社党委同志们能够以身作则。

　　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下达以后，中共昔阳县委就根据昔阳县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全县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县委和公社党委中不少老干部都说：“中央的指示和县委的决定，碰对了工农干部的心思。”昔阳县和公社的九百零九名党、政、企业的工作人员中，有五百三十八人是雇贫农成分，其中老干部不少，他们原来就有劳动习惯，也习惯在和社员同劳动时，摸情况，做工作，这时，他们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加劳动。县、公社的主要负责干部到生产队工作的时候，都是到地里一面干营生，一面谈问题。县委书记、常委、县长等领导人下乡，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县委常委王富元，虽然日常工作很多，但他总是尽量通过同劳动的机会进行工作、解决问题。一九五九年以来，他每年平均要参加劳动四五十天。前面提到过的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也是昔阳县脱产干部参加劳动的一面红旗。他从小扛活，热爱劳动。他当了二十多年干部，从来不放松劳动；一出门，就挎上个粪筐子，一上地，就和群众一块干营生。一九六二年，他作了一百四十个劳动日。是全县二十个公社党委书记的第一名。公社的干部在他的带动下，去年平均每人干了一百三十九个劳动日。李千周从来看不得不爱劳动的人，尤其是干部。他说“我们是劳动人民的代表，就应该热爱劳动。不劳动，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官了！”“搞好集体生产的第一条，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几年来，他千方百计地通过教育、批评、示范，使干部积极参加劳动。过去，沾尚公社的一百四十多名干部，有百分之二十劳动不很好，经过党的教育，李千周的带动，都慢慢转变过来了。

　　干部参加劳动，有助于迅速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沾尚公社原来是昔阳县出名的穷地方，自从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以来，生产上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起了很大的变化。干部参加劳动逐年进步，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在沾尚这样无霜期只有一百四十天的高寒山地，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七十九万斤，增长到一九六二年的五百四十八万斤。一九五七年以前，这个公社每年吃国家供应粮五十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以来，共卖给国家粮食六百三十五万斤。大牲口由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七百头增长到二千二百零九头（卖出的二三百头除外）。全社七千口人，新房子就盖了二千八百间。群众普遍反映说：“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李千周在谈起自己的体会的时候说：“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性，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性，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大关键。”

　　县和公社负责干部的优良作风，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影响确实很大。原来劳动好的干部，看到上级的好作风，自己也就更往好处学；原来劳动比较差的干部，意识到自己的作风有毛病，也注意改进了。

　　县和公社组织了大批干部下放锻炼。一九五八年以来，县委就组织干部分批下放劳动，有两年一期的，有一年一期的，先后下放了四百九十一人。许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经过劳动锻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县农业建设局的干部梁贵，是初中毕业生。他下放到阎庄公社阎庄大队劳动的时候，思想很不通。他认为，念书就是为了当干部，当了干部再到地里去干营生，是丢人的事情。他又怕艰苦，更加不愿意劳动，经常在队里装病不上地。县的干部和社的干部从思想入手，向他讲解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的重要意义，公社副书记陈熙玉还经常到队里同他一起劳动。这样，他的认识逐渐转变过来了。他决心在队里锻炼，政治觉悟、思想意识逐步提高。

　　昔阳县委规定，每年每个机关干部要有六个月深入基层。干部到基层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时候，必须半天劳动，半天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县和公社的干部下乡工作，都要带上劳动手册，并向组织部领取劳动卡片。在工作完毕离开生产队的时候，由生产队把干部劳动的日数和劳动中的表现登记在劳动手册和卡片上。回县以后，劳动手册由干部本人保存，劳动卡片交回县委组织部，作为组织考核鉴定干部的重要依据。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两次干部年终鉴定，都考察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党、政、企业各部门对工作好、劳动好的干部加以表扬，还发了奖；对劳动差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教育和批评。一九六二年，县级机关干部下乡工作时，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八十二个。

　　县和公社干部的家属、子女，也都积极参加劳动。一九六○年以来，县和公社干部的家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他们的子女，有不少从学校回来，也投入了农业战线。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赵福义的妻子、共产党员王秋林，今年四十六岁，带了五个十一岁以下的孩子回乡，坚持上地劳动；由于劳动好，当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刘官印的女儿刘拉良，初中毕业后回乡劳动，带头苦干，被评为队里的劳动模范。

　　县和公社的主要负责干部、县和公社的全体干部以及干部家属，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跟社员同甘苦共患难，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山区。在群众面前，干部和社员一样，劳动好的，在社员大会上受表扬，得奖励，戴红花；劳动不好的挨批评，受处罚。社员挑选干部先看劳动好坏。青年男女找“对象”都选劳动好的。在这种气氛里，基层干部几时不上地干营生，自己就觉得理亏。他们说：“县干部、公社干部那么忙，下来还挤时间劳动，咱不劳动像话吗？”在今年春天的备耕活动中，那些最艰苦、最劳累、最肮脏的营生，都有干部带头干。因此，各种营生干的又快又好。

　　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是不是作到顶了呢？中共昔阳县委的回答是：“没有。”县委认为，第一，干部参加劳动还不够平衡。全县四百一十五个大队，平均补贴工分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但是有四十六个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还比较差。在那些队里，干部的补贴工分，超过全大队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还有极少数干部几乎不参加劳动。这些干部所在的队，正是一些落后的队。县委决定，除继续进行教育，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讲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好处，坚持有利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各项制度以外，还要派干部到这些队去长期帮助工作，彻底改变这些队的面貌。第二，干部参加劳动比较好的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可以保持在接近总投工数百分之二的水平。有些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自动不要补贴工分，这种精神值得表扬。但是，多数干部难以作到这一点，勉强作到了，就可能影响干部的生活收入，或使干部过分劳累，因此不准备提倡这种作法。这些队干部应该学会更好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一个好干部既要参加生产，又要领导生产；参加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领导好生产；不能抓紧了参加生产，放松了领导生产。有不少干部，还不善于把生产劳动和领导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像有的干部说：“咱这本领不强，又劳动、又工作，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县委决定经常通过典范人物的典型事例，教育干部，一步步地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昔阳县近几年来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认真地贯彻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政策，使全县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在生产建设中，不断地吸取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并且在群众监督下，抵抗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这是昔阳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牢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昔阳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像凌晨旭日，迅速上升。

　　来源：1963年6月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