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严重的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反革命案件

　　<湖南省委>

　　新华社长沙讯    湖南益阳县迎丰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以原公社员委书记匡爱国为首的一批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交锋的反扑。湖南省委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迎丰公社是中共益阳地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一九六三年八月由地委书记周继舜带队入村，十一月结束，历时三个月。这次运动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推动了生产。但由于群众发动得不充分，敌人没有被真正打倒，特别是公社党委的领导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匡爱国等一伙人在工作队离开以后，进行反攻倒算、打击报复活动。

　　匡爱国是个包庇纵容地主、反革命和乱搞两性关系的蜕化变质分子。公社七个党委委员有五个乱搞两性关系。他们贪污多占、挥霍浪费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公社领导上的问题在运动中被揭发后，匡爱国等一伙人，不但不诚恳地接受教育，改正错误，反而暗地里消极抵抗、阻碍和破坏活动。工作队还没走，匡爱国就召开公社干部座谈会为自己的错误翻案，说工作队逼他承认有男女关系问题。

　　工作队一走，匡爱国等人就公开地进行反攻倒算活动。

　　首先是否定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他散布说：“迎丰公社没有依靠原有基层组织，运动搞错了，要平反。”“这次平反，要从上到下，先从公社开始。”

　　其次，百般庇护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积极支持他们翻案。原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解放前是个猪贩子，与伪乡长、伪保长和税务局长合伙做过生意；事隐藏了两个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隐藏达四年之久。他混入党内，窃据领导职务后，办了很多坏事，群众恨之入骨。运动一过，匡爱国就积极为黄恢复“名誉”，支持黄翻案，说黄“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些生活小节。”上级党委要将黄调离迎丰公社，匡爱国以公社党委名义拒绝调动。黄在匡的庇护与支持下，成为反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急先锋。匡爱国还批准在运动中被清洗的地主分子郭章庭重新回到公社工厂。

　　再次，匡爱国等人为了在全公社范围内进行全面翻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他们到处散布不满言论，串连煽动对运动不满的人，收集“冤气”。今年二月初，县委布置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学习双十条，匡爱国认为这是反攻倒算的好机会。他先后召开了公社党委和干部会，大队支部书记会。会上，他要大家“估计下面干部的情结”，说：“干部的冤气很大，先要出冤气。”后来三级干部预备会上学习十条规定，当匡在念依靠原有组织一条时，煽动说：“同志们对没有执行这一条想必要意见，我匡爱国是有这个看法的。”有几个支部书记当即出了一顿“冤气”，接着，黄月藻竟公然在会上破口大骂：“社教运动把公社党委一脚踢开，工作队干部把我当地主看待，他们是什么家伙，是么子阶级……。”不少同志对黄的疯狂反扑感到气愤，但匡却洋洋得意。匡并曾两次给地委打电话，要求地委派人参加出“冤气”的大会，企图围攻地委。他说：“干部冤气大得很，一不怪公社，二不怪县委，运动是地委搞的，只有地委派人来，才能解决问题。”在匡的指使下，黄月藻等人到处煽动，逢人便说：“运动搞错了，要平反，到公社开会出‘冤气’去！”

　　在匡爱国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协会主任、组长和全体党员。会上，在匡爱国、黄月藻等人的煽动之下，大出“冤气”，大肆捣毁社教运动，恶毒攻击工作队干部，当面骂贫下中农协会主任、组长，会上拍桌打椅，一片叫骂声，闹得乌烟瘴气。连公社附近的群众和过路的行人都说：“公社这次会开得真热闹，简直闹翻了天。”由于他们的串连煽动，到会的人数逐日增加，第一天三百六十人，最后一天增加到五百四十八人，把一些不属于三级干部范围的人也搞来了。瓦子塘大队讨论中开始发言的人不多，黄月藻亲自去煽动大队长郭立金：“我晓得你有包袱，你只管讲，这是出‘冤气’。我是‘四不清’的干部，是全公社的典型，结果把我怎么样哩，我还是七个当中的一个（七个党委委员之一）！”这样郭也大骂起来。

　　这次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实际上是匡爱国等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反扑的动员大会。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后，各大队回去也纷纷开会出“冤气”。

　　会后，很快就在全社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具体表现在：

　　（一）打击报复贫下中农。他们采取卡救济、卡贷款、卡工分、派重活、脏活等手段，刁难贫下中农，甚至谩骂、殴打贫下中农。他们骂贫下中农是“穷婊子崽”、“土匪崽”、“王八蛋”，骂贫下中农组织是“贼古子小组”、“信贷组织”、“比圈子、土匪还不如”……等等。新塘大队雷公塘生产队队长赵友才（党员、严重“四不清”）从公社三级干部会回去以后，处处找贫下中农副主任赵楚保的岔子。有一天，他的小猪进牛栏，被赵的女儿（看牛的）赶出来，赵友才即诬她打了他的猪，责令赵楚保赔三块钱。赵楚保答应代喂几天，如猪不吃食则照赔，他不依；赵楚保答应按买价加上饲养费买了这只猪，他也不依；赵楚保答应买一头同样的猪赔给他，他还是不依；最后赵友才竟率领他的老弟和妻子，把赵楚保的猪栏打烂，并赶走赵楚保的大猪。赵楚保告到大队，支书说“处理不下来”；请示公社，党委委员廖长生答复：“这不算打击报复，没有什么处理的。”此后，赵友才的胆子更大了，又借故扣了赵楚保的五十斤统销粮，少记赵楚保的工分。左家仑大队新山生产队被撤职的副队长郭春喜（上中农）夫妻俩在三级干部会后的三个月内，骂了贫农组长黄益云三十七次，打了二次，并将黄的衣服扯烂。瓦子塘大队砖泥塘生产队被撤职的队长郭世杰，在黄月藻的指示和支持下，勾结四户中农，抓住新任队长贫农郭国华的个别缺点大肆攻击，将郭逼往外县。郭世杰还扬言“搞四清的几个家伙，惹起老子的火，要搞死他几个。”郭世杰的积极支持者郭忠竹（兄在台湾，弟是右派分子），更加猖狂地对着党员妇女主任吴冬秀说：“你们这些毛狗子种，好日子过不长了，千年不打网，鱼在塘里长，总有一天……。”

　　（二）翻案倒算，谩骂工作队。出“冤气”后，接着就刮起了一股翻案风。左家仑大队大队长、副支书两人将退赔的一百七十斤粮食强拿回去。该大队八字门生产队队长逼着贫下中农组长卖帐子、被子退东西。这个大队十六个生产队中，有六个队的干部倒算回去粮食二千一百一十八斤，现金一百二十二元。

　　他们在翻案的同时，还大肆诬蔑和谩骂工作队的干部，骂工作队的干部是“婊子崽”、“土匪”、“强盗”，是“国民党的干部”。有些坏干部甚至公开辱骂毛主席。

　　（三）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活动。楠竹山大队田家村生产队官僚地主匡应洪，不服从生产队长的安排，并扬言要烧队长的屋，说：“搞得好，给你剩一把草；搞得不好，给你剩一堆灰。”这期间，投机倒把活动也有增加，六个大队从今年正月起，贩卖耕牛二百多头。红星大队支部书记匡肯堂（匡爱国的弟弟，已开除党籍），带领五十一人做牛生意，共贩耕牛六十一头，获利二千一百五十元；运动后，他们还侵占集体土地一百七十我亩。有四个大队赌博成风，柏荫村大队牛鼻铺生产队，以队长杨云清为首，全队十四户都参加赌博，无人生产。

　　据地、县委调查，匡爱国这样反动不是偶然的。他虽出身于贫农家庭，但存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他除犯有上述严重错误外，还曾多次包庇亲属，欺压贫农，打击干部。他弟弟匡肯堂（大队支书）曾包庇地主贪污人民币六百多元，粮一千二百斤。一九六三年登记党员时，有人向匡爱国检举匡肯堂的问题，工作队队长再三叮嘱匡爱国保守秘密，但匡爱国违反党的纪律，将检举人告诉他的弟弟，使检举人受到打击报复。他的弟媳的舅父匡兴春逼死匡德堂，死者家属提出控告，匡竟利用职权，包庇其弟媳的舅父。他还支持其叔父匡逢封（上中农）霸占贫农李登保的房子。

　　党对匡爱国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曾耐心地进行过教育，但他不但毫无悔改诚意，反而变本加厉，以至有计划、有组织地明目张胆地反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就充分说明，匡爱国已经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共益阳地委决定，将匡爱国开除出党，撤消公职，并建议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编自湖南省委文件）

　　来源：根据1964年9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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