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专”还有先后的问题吗？

　　<梁思成>

## “先专后红”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近来，“红”与“专”的问题，在知识青年中很有争论。我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但还不敢自称为“专”；解放八年来受到了党的教育，由于自己学习得不好，到今天是不是开始转“红”，更不敢说。“学问无止境”，所以“专”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所以“红”也是无止境的。当我这样认识“红”与“专”的时候，听到一些青年同志们掀起“先专后红”和“先红后专”的争辩，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我问：“红”与“专”还有先后的问题吗？对新中国的青年来说，还成问题吗？

　　的确，新中国的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是从旧社会里“专”起来的，其中有些今天已经相当“红”了，有些还不那么“红”，有些还根本谈不上“红”，有些甚至还反对“红”，抗拒“红”。总之，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医生……都是“先专后红”或是“专而未红”或是“虽专不红”的，然而他们一般都受到尊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这个现象迷惑了一些青年，认为那就是自己前途发展的榜样。只要自己有专长，管他“红”也罢，不“红”也罢，反正我同样地可以“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还是同样地要重视我，优待我。所以最好“先专后红”。

　　但是，必须指出：这样“先专后红”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先专后红”的科学家们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他们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没有条件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或者自我改造的决心不够，所以只“专”不“红”。解放以后，党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造，还耐心地等待他们，他们才有可能“红”起来。一般说来，那些“先专后红”的科学家们都认为自己到了五、六十乃至六、七十岁才“红”起来是极大的遗憾。他们在1952年“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中，初次搞清了自己过去几十年只是为了个人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时，他们感到十分惭愧，十分痛心。其中有不少人为此痛哭。因此他们下了决心，要改造自己，改变立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自己的下半辈子贡献给人民，贡献给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几年来，有些老科学家的确做到这点了，他们算是“红”了。这样的“后红”是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经过长期不断的自我改造才达到的。

　　今天的青年却生活、学习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条件完全改变了。哪一个青年能甘心在新中国的新社会里“白白”地“专”自己的专业，使自己在一个红色社会中长时间地做一个“白色专家”，等自己“专”了，才开始给自己染上一层红色呢？而且“学问无止境”，什么时候才能算“专”呢？难道也要等到五、六十岁才开始考虑“红”吗？对今天的青年来说，那是多么可怕的前途！

　　至于“先红后专”论，在青年中虽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先红后专”也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过去三十年艰苦的武装斗争中，我们的老革命干部是没有足够的条件深入地钻研科学技术的。但他们并不是不“专”，他们很“专”，“专”的是进行阶级斗争所必备的政治和军事的一切本领。他们本来就已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红色专家了。

　　解放以来，全国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因此党中央不断号召老干部钻研并熟悉自己所领导的业务，不做“空头政治家”。他们很快地就在新的一行，亦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行“专”起来了。我所常常接触到的国家建委、城市建设部、建筑工程部和许多设计单位的领导同志，过去是打游击战的，他们常常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是“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其实他们都是久经锻炼，在战斗中学会了永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战士，都是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向苏联专家学习，向老科学家、老工程师学习，在实际工作的“大学”中毕业出来的“专家”。他们虽然自己不一定使用丁字尺、三角板，也不拉算尺，但是他们懂不懂他们的业务？他们“专”不“专”？懂得很；专得很。他们过去是阶级斗争的卓越指挥员，今天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领导者。有许多技术性问题，工程师们争辩不休，得不出结论；这些领导同志在听取了不同意见的分析后，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武汉长江大桥采用“管柱钻孔法”基础，就是这样决定的。不专不懂的人能这样正确地下结论吗？不可能！他们能正确地领导，并且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懂了，已经“专”了。我对他们是怀着无限的敬意的。

　　此外，在一些高等学校中，也有些老干部在学习。例如清华大学就有几十位工矿企业的厂长、科长、党委级的干部在“从头学起”。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的课程内容同大学生的一样。毕业之后，他们就都是工程师。就是一批“先红后专”的红色专家。但是对今天的青年来说，要这样“先红后专”不惟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现实的。

　　我们应该认识：“先专后红”，“先红后专”，都是过去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对于一些老科学家，老革命干部，这是必然的——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如此的。

　　“先专后红”论者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来看问题

　　在人民中国的新社会里，对青年来说，这个“红”与“专”孰先孰后的问题好象不应该存在了。但是为什么它还会成为问题被提出来呢？归根到底说来，就是一个立场问题。

　　“先专后红”论者都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来看这问题的。他们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们看见解放以后老科学家们受到尊重，认为那是因为这些老科学家有“本钱”。因此自己也想先“积累”一点“本钱”，好向人民讨价还价；嘴里还说得好听，说什么只要“专”了，就“同样”地能为人民服务。青年们应该自己检查一下，这是什么思想？这样想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

　　的确，在今天，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对于老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是十分尊重的，但有一个条件：他的知识和经验必须拿出来为人民服务。当一个人还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的时候，不言而喻，他是不可能把他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的。因为他服务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他自己。这样的人，无论他有多大本领，对人民却很少有好处，因为他的本领只是他的：“本钱”，而不是人民的财富。他不但不会受到尊敬，反而要受到批评，乃至有为人民所唾弃的危险。

　　在这里让我举几个足为青年榜样的，和可为我们鉴戒的极不相同的例子来看看吧。

　　著名的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先生，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解放以前，他们没有接受进步思想。解放以后，他们为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所感动，努力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把他们的知识、经验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近两年来，他们都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觉悟越高，他们就能更好地钻研自己的业务，更好地培养青年一代，他们也就更受到尊敬。他们已成为老科学家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人民，今天，党和人民给了他们良好条件，所以他们到晚年才能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人民。他们是白头发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高级知识分子。请问青年的“先专后红”论者：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难道你竟想等头发白了才把你的“老本”拿出来吗？

　　另一极端的例子就是今年五月整风以来揭露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其中最突出、最恶劣的差不多全是些早年留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博士”、“硕士”之流。如罗隆基、储安平、钱端升、费孝通等，都是些“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又如钱伟长、孟昭英，一个是搞力学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华揽洪、陈占祥是北京市设计院的两个总工程师。这些人都自以为“很有学问”，都是各有所“专”的，有“本钱”的。解放以来，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们蒙混过了关，但立场根本没有改变，钻了党团结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空子，凭他们那点“本钱”，居然窃居高位，长期“专”而不“红”；整风开始他们就以为有机可乘，大鸣大放，想把自己抬得更高一些；可是现在已经原形毕露，成了“过街老鼠”了。今天的青年还喊“先专后红”，事实上就是只想“专”，拒绝“红”。他们要“专”，只是想给自己积累“本钱”；他们等待“后红”只是借口赖着永远不“红”。这样发展下去，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这种人的前途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专家”是不会也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不需要这样的“专家”。

　　还有这样一个可为叹息的例子。某高等学校有那么一位教授，以最高尚的研究人员自居，不肯教书，更不肯以部分时间参加实际工作。他认为做研究工作最“高”，教书次之，实际工作是“下海”。十余年来，他长期拒不教学，偶尔上上课也是迟到早退；上课以前还要助教去他的宿舍“催请”。去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表后，他就干脆不教书了。至于他的“研究工作”，因为他从来不肯把研究成果拿出来，所以谁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是做了还是没有做。他一方面不肯教学，一方面还积极地争级别，争待遇；还哭哭啼啼地要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让他当一个领导人，不那样他就不能“安心工作”。最近整改开始，许多教师、同学给他贴大字报，要求领导上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处理他长期拒不教学的问题。他竟在这时候写信给领导上再一次要求成立他所要的“研究室”，让他来领导，否则他就“辞职”。总之，他必须有一个“主任”之类的头衔，才可以“安心工作”！

　　青年同志们，你们想得到在今天的中国竟会有这样的人吗？“先专后红”论的青年也许会说：我不是那样的人。是的，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那样的人的确很少，但请你自己从思想意识上检查一下，和这位教授比一比，不同样都是个人主义在作怪吗？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己。现在你对个人主义不及早加以根除，就有向这位教授“看齐”的可能。青年同志们，要警惕啊！

　　上面所举的都是些比较年老的例子。至于“先专后红”的青年是怎样的呢？也有！有几个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就是在校时一心钻研业务，毕业后就一心想给自己建立“人工纪念碑”的人。分配工作之后，他们的“杰作”还未完工，一“鸣”一“放”，就在右派分子的“黑榜”上题名了。应该承认，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是没有“后红”这样的“工艺过程”的。

## “红”与“专”是相辅相成的

　　有的青年说，又红又专好是好，就是办不到，因为“红”和“专”有矛盾；政治学习妨碍了他们的业务学习，所以政治和业务有矛盾。我们认为政治（“红”）和业务（“专”）是有矛盾的；但更主要的是还有“相辅相成”的一面，这就是矛盾的统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品质越高，一个人（不管他是音乐家也好，建筑师也好，物理学家也好）就有越高尚的灵魂；灵魂越高尚，他自己就更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他就会要求自己更好地学习业务，使自己更“专”。这样，他就可能对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他的业务水平是可以结合的。“红”与“专”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

　　有的青年说，学习政治就减少了钻研业务的时间。是的，在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时间分配问题上是有些矛盾的。必须认识，这只是时间安排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可以通过合理地安排时间而得到解决的。党要求于我们的是“体魄健全，德才兼备”，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年。这里所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就是“红”；“智”就是“专”。党要求我们的青年成为体魄健全的红色专家。分析一下，“智”和“体”在时间分配上也是有矛盾的。你要体魄健全就必须吃饭，锻炼身体，睡觉。吃饭，锻炼，尤其是睡觉，都要“浪费”不少时间。你能够因为业务而废寝忘食，也不锻炼身体吗？你能够“先智后体”或“先专后健”吗？不行！你还没有“专”起来，就早已进了医院或肺结核疗养院了。道理十分明显，为了“智”，为了“专”，你就必须注意你的“体”，因此就必须很好地安排时间，解决其间的矛盾。

　　同样地，你若以时间上的矛盾为借口，要“先专后红”，或“先智后德”，那你就可能有一天被“诊断”为病入膏肓的“白色病”患者，需要彻底的“医治”、“疗养”。那时候，你尽管很“专”，但是无论对人民，对你自己，你所“专”的也都会成为毫无用处的东西。

　　总而言之，红与专是矛盾的统一体，而时间上有矛盾应以合理安排来解决。

　　青年们要求“专”是好的。但必须明确两点。首先是为谁而“专”。是为自己个人积累一点“本钱”，以便与人民讨价还价而“专”呢？还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专”？这完全是一个立场问题。“先专后红”就是为自己个人，不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的。

　　第二点必须明确的是什么是“专”。“专”不是指博士，副博士，院士，学部委员等头衔；也不一定要搞“高深”的原子能、半导体或人造地球卫星。力学家钱学森先生是专家；有四十多年工龄的小学教师郑芸老大姐也是专家；曲耀离，陈永康，王崇伦……等劳模，也都是专家。若把“专”的概念局限在理论性的科学、技术方面，那就完全错了。党要求于我们的是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在任何一种行业中，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安心工作，努力学习，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在自己的本行里有自己的本领，把本领拿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无论在学校里，试验室里，工厂里，舞台上，病床边，售货柜后面，养牛棚里……，都可以成为真正的专家。

　　“红”与“专”是构成一个红色专家的两个主要因素。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青年同志大都是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受着党的培养和教育，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认真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同时刻苦钻研专业；“红”与“专”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完全有条件成为红色专家。

　　来源：原载1957年第23期《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