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可以做“翻案文章”

　　<——中文系三年级中国文学史小组的创造性学习——>

　　在最近我们学校开展的创造性学习运动中，中文系三年级党支部和中国文学史的两个学习小组共同讨论出了个题目，就是要他们分别评价王维和苏轼二人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支部出这样的题目是有来由的，过去中文系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倾向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使王、苏二人的作品在同学中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隐逸、清高、孤傲、颓废等等，在不少人身上得到反应。肃清遗毒，同学们早有这个要求；再则，王、苏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代表人物，历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备受文学史家的赞赏，这次通过对二人的评价，不仅可以树立对古典作家的正确观点，还可以学习到怎样评价古人。

　　但是，要这样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数百年来，王、苏的影响深入人心，历来文学史家对二人的评价差不多都是肯定的，现在要推翻这种定评，就得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开始时，不是所有人都敢碰的，虽有少数人思想比较解放，但怎么评，心中还没有底。更为严重的，还是小组的一部分成员迷恋着资产阶级的“死胡同”，他们在一旁“观潮”，说：“算了吧！又不是一人给予好评，千百年来都如此。”还有人“善意”地提醒：“这样做是否违反历史观点？”由于灵魂深处还在和资产阶级思想起共鸣，党支部要求大家阅读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提出意见时，他们反复看了两三遍，不但一点意见也提不出来，相反地被书中的旁征博引和绮丽的文笔吸引住了，有的索性丢开原计划，欣赏起王维的诗来了。

　　在支部的领导下，这一现象及时被扭转过来。支部要求大家暂时放下书本，首先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武装自己，同时对几天来在学习中出现的忽视政治、迷信资料、学究式地推敲字句、忽视整个思想倾向等现象进行了批判。政治挂了帅，又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武装，原来不敢的敢了，原来敢的胆子更壮了。他们想：青年人没有包袱，要敢作敢为。他们发出了豪言壮语：不管古今专家怎么肯定王、苏，我们要做“翻案文章”。首先他们驳倒了“违反历史论”者。一位同学理直气壮地说：“不论哪一个古典作家，都要在无产阶级的审判台前接受审查。”他还指出：所谓历史地看作家，不是要古典作家超越时代，以今天的要求来苛求古人，但是作家必须其实地反映他生活的时代。有了武器，方向又对头，集体智慧开始被激发出来了，两个小组的创造性学习运动便热烈地展开。

　　在评价王维的小组里，大家运用毛主席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分析了王维作品的基本倾向，肯定了他基本上没有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面貌（特别在他的后期），是属于反现实主义的作家范畴的。这一评价与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代表的文学史家的论断是根本对立的。迷恋王维的同学立即站出来辩护了。他们说：“无论怎样，王维的诗的成就确实高，艺术感染力非常强。”有的说王维反对齐梁体，开启一代诗风上有功；有的说王维在政治上赞成过张九龄；……但是都站不住脚。同学们以历史事实证明：反对齐梁体、开唐一代诗风的是李白而不是王维；王维虽赞成过张九龄，但当张罢相后，他非但没有支持他，反而作诗奉承张的政敌李林甫，正好说明他政治上的妥协性。大家指出：不看作品的思想内容，单纯地从唯美主义出发，过份赞扬艺术成就的看法正是“艺术第一”、“艺术至上”的资产阶级观点。从王维的诗来看，虽然他也写过描绘祖国河山的诗，但是凤毛鳞角，少得可怜。就是这些，也没有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人以鼓舞。大家指出：他的绝大部份作品，所谓他的精华则是写他狭小的地主阶级的田园生活。他在当唐帝国由盛而衰、社会动荡、人民叫苦不迭的时代，但是他逃避现实，无视现实，没有能像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那样写出忠实反映历史现实的诗句来。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过去文学史家的评价是不正确的。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批评标准，重新给以评价是完全必要的。争论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虽然还想在个别事实上做文章，但对王维的总评价却不得不表示同意。

　　评价苏轼的小组，经历了同样曲折的过程。所不同的，一部份同学提出的问题似乎更困难些。如说：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却为人民做过好事，受到人民爱戴；在艺术上，苏轼开宋一代豪放派词风，词的境界从此扩大；在政治上他也曾反对过司马光等等。一句话，是在为苏轼辩护。大家分析了这一情况，觉得并不奇怪。几年来，中文系教师讲课中赞赏苏轼的惜才观点，曾深深地影响着很多人，即使在教学整改辩论中也不能触动它。某教授因此就感到安慰，说：“我为大家没有否定苏轼而高兴。”看来这一大堆难题是有些棘手的。但是当掌握了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武器以后，就是无坚不摧的。大家除以历史事实反驳了各种问题以外，特别对苏轼的才华、艺术技巧进行了分析。一个同学说：“苏轼不论在诗、词、散文方面都造诣很高，这是事实；但是这些艺术为什么政治内容服务的呢？由于苏轼一贯的反动政治立场，他的诗、词、散文都充满着对新法的仇视，他的艺术是为其反动的政治内容服务的。”另一个同学说：“虽然苏轼的作品也有像‘大江东去’那样的豪迈章句，但其基调是悲观的。”这些发言明白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所谓才华，必须看它对谁有用，不加分析地评价是违反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原则的。反对论者也就不得不服输了。

　　“翻案文章”就这样胜利地写出来了。中文系三年级文学史小组的同学把这次辩论的结果，分别写出了两篇评价王维、苏轼的论文。这次创造性学习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思想和中国文学的实际结合到一起，拔白旗插红旗辩论的过程，成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过程。同学们碰到问题，就找经典著作来读，集体讨论，掌握以后就加以运用。这样，在实践中学习理论，密切结合实际的学习方法，使同学们的思想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适过这两个“麻雀”的解剖，给大家在学习古典文学方面展开了广阔的前景，树立了信心，提供了方法。不少同学都说：过去也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谈“政治第一、文艺第二”，但运用起来常常不自觉地倒了过来。追究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面向实际，联系实际。一位同学回忆了辩论的整个过程，感慨地说：“通过对两个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从此可以打开评价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各种人物的大门。”只要思想解放，政治挂帅，就可以做“翻案文章，”这就是中文系三年级中国文学史小组创造性学习的结论。

　　来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复旦大学委员会编《大学生在教育革命中战斗－－复旦大学的创造性学习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