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庚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实质是什么？

　　<袁行霈>

## 一

　　林庚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史了。解放前除散见于报章杂志的论文外，1947年厦门大学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解放后我们陆续读到他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人李白》等著作。在今年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的《盛唐气象》一文，可以代表他最近的观点。林先生对于屈原和李白有着特别的爱好，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对于林先生的著作，群众并不冷淡。《中国文学简史》和《诗人李白》很快就招来了批评，这些批评大都抱着否定的态度。与此同时，它却也得到一些人的喝彩，这在前年和去年特别响亮。可见这是斗争的焦点之一。

　　林先生的著作确是独树一帜的。当我们还不善于充分把握艺术特征去深入分析作品（尤其是抒情诗）的时候，当有人大搞玄虚的考据，而对完美动人的艺术作品抱着冷漠的学究态度的时候，我们听到林先生对于“屈原的人格美”的颂赞，对于“诗国高潮”中的“弄潮儿”李白的“解放情操”的宣扬，对于他们的艺术的惊叹，以及对于“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热烈鼓吹。这异样的声音立即吸引了我们，但我们也立即发现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旧调重弹。1956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头，“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反动口号一时叫得很响。林先生的著作遇到了适宜的气候，顿时身价百倍。当然这对林先生说来也是意外的，不过却证明了一点：林先生的旗帜是白色的。

　　这面白旗特别刺眼。它不同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考据学，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观点，有更强烈的资产阶级性。林先生从浩如瀚海的作品中裁剪了对他有用的东西，又用这条白线缝缀成自己的旗帜。要拔掉它，就必须拆下并剪碎这条白线。

## 二

　　说林先生的文学史缺乏思想性和政治性，是不甚公允的。其实它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很强，不过不是无产阶级的罢了。我们先人数千年来所创造的文化，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无产阶级重视它，资产阶级反倒会漠视它吗？不同的阶级正是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观点和标准，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它，但却同样是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来为其经济基础服务。这就是文学史这门科学的党性。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态度。资产阶级也要做这番清理工作。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中世纪文化的批判，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用“思维的理性”对于过去传统的“审判”，正是最鲜明的例子。中国资产阶级很晚才开始这项工作。“五四”以后胡适的“整理国故”，就是这种努力，然而这已经是反动的了。林庚先生的工作，实质上也是为资产阶级清理遗产，因为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资产阶级自由解放的观点和标准，用形而上学和诡辩的方法去从事工作的。资产阶级自由解放是林先生的主导思想，而其文学史实质上是对这思想的鼓吹和颂扬。

　　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解放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的。它是新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适应着新兴资产阶级对于自由竞争和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它反对封建专制、反对特权、反对束缚，要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它把自由、解放奉为永恒的绝对理性，并用以评判一切事物。如果拿《中国文学简史》印证一下，恰恰符合这种观点。

　　林先生首先是把历史和文学加以歪曲，把许多朝代硬说成是自由解放的时代，把许多诗人硬说成是追求自由解放的诗人，而不顾最普通的常识。譬如林先生说战国是一个“智者的时代”。

　　“在此之前一切是循着老规矩走，在此之后即便提倡‘先王之道’、‘周公之礼’也必须拿出理由来，传统不一定就是对的，一切是可以怀疑的，辩论的；……人们开始冲破了从来的传统，从新整理创造自己的思维……”（《简史》69—70页）

　　这战国时代被林先生形容得好象法国大革命前夕一样，而这些智者简直成了狄德罗和卢梭之类的人了。林先生又说：

　　“战国在思想上乃是百家并鸣的解放时代，因此也就表现为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这正是一个要借着个性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代。”（《简史》75—77页）

　　林先生正是从“个性解放”出发，肯定了战国时代，并认为个性解放可以冲破一切束缚。什么叫“个性解放”呢？林先生说：

　　“这个性的主张，乃是个人要求突破统治阶级的枷锁，要求有独立的人格与发展的表现；……”（《简史》145页）

　　这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反抗和个人发展了。

　　林先生以同样的标准肯定了建安和盛唐，否定了两汉和晋代。建安是“随着智者的复活冲破了沉闷的束缚，就变为重视个性的解放时代。”（《简史》143页）两汉是“无数人才被压抑的时期。”（《简史》124页）其实建安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战乱时期，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引起了农民起义，但起义不久就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可是林先生把这人民最痛苦的时期说得那样美满，而且热烈地歌颂它，这只能说明林先生不是运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把自由解放当做永恒的理性去评判了数千年的历史。在林先生心目中，古代一切优秀的诗人都是自由解放这永恒真理的追求者，他们的“人格美”以及艺术美，都孕育在这里。在《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民字解》一文中有如下的话：

　　“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一个力量唤醒了一代人们的耳目。……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62页）

　　关于李白，林先生也持着同样的观点，我们留待下面详细论述。

　　如果认为这些例证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那么不妨看看厦大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表现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164页里林先生说：“只有唐人的生活才是有意味的（按：即有意义的），而唐人的生活正是一种最解放的生活。”可见人生的意义就是解放。再看序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的理想也就是什么。”那么林先生的社会理想就是解放了。朱自清先生在这本书的序里提到林先生给他的一封信说：“信里说，他要求解放，但是只靠外来的刺激引起的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得自己觉醒，用极大的努力‘唤起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这虽是就文学而言，但也正是林先生人生观的最好说明。林先生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学简史》里不但没有克服，反而和“民主性的精华”混在—起，表现得更为强烈，莫是无往而非自由解放了。

　　林先生是怎样理解“民主性”的呢？他说：

　　“因为农民既不能直接过问政治，就只有通过代表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按：即寒士），这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能实现的民主了。”（《简史》11页）

　　又说市民阶级的萌芽：

　　“在当时历史发展上既是进步的，就必然带来了民主思想。”（《诗人李白》32页）

　　可见“民主性”是体现在“寒士”和“市民”身上的。再看林先生为它规定的内容：

　　“这一个传统，正是封建时代要求统治阶级开放政权，要求人才解放的民主呼声。”（《诗人李白》27—28页）

　　可见林先生认为民主就是开明政治，也就是人才解放，寒士解放，而唐代之后又加进新的市民萌芽，使之更为进步。民主既是属于寒士和市民的，而不是属于被剥削人民的，自然也就是可以实现的了。争取实现这种民主的斗争反映在文学里，就是“民主性的精华”。

　　与林先生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民主性”的主要涵义是人民性。我们的领袖在谈到“民主性”的时候，总是与人民大众及其反对统治者的斗争联在一起的。毛主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选集》679页）列宁说这种民主主义的成份的产生是“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毛主席和列宁都同样强调“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高尔基也说：“民主主义，乃是对自己与人民之间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感情，乃是对这人民未来历史生活课题的一个清楚观念。”（《俄国文学史》324页）可见所谓“民主性”主要表现为被剥削人民对统治者的打击和反抗，而决非什么“开放政权”、“人才解放”之类的玩意儿。

　　所以林先生实际上是用“人才解放”“个性解放”代替了“民主性”，于是在“民主性”的掩盖下，大胆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指出这一点来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林先生虽然运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但实质上乃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其根本观点。可以看出林先生是如何努力地寻找着一条自由解放的历史线索，并拿它冒充“民主主义成份”的发展。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才好深入分析这种资产阶极自由主义思想如何浸透了林先生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林先生是如何把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数千年历史，说成是个性解放史、自由斗争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林先生是如何把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说成是先知先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 三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我们先看看林先生的回答。林先生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上升和没落两期。上升期的情形怎样呢？

　　关于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林先生认为，除了封建贵族地主与农民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中下层，即中小地主。封建贵族地主是保守的专制的统治者，农民是被压迫者，他们的理想“集中于争取开明政治”。（《简史》11页）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寒士“在大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中，他们常是站在农民一面。”（《简史》10页）

　　林先生认为这时阶级斗争主要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推翻封建制度，而是要求开明政治。（见《诗人李白》三版后记）“只有通过开明政治才能限制剥削的过份残酷，才能保证生产力的上升发展。”（《简史》11页）而要取得开明政治，就只有通过布衣即寒士的斗争。所以林先生说：

　　“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经常的代表着封建社会中主要矛盾集中的表现。这一个矛盾发展的好，封建社会就表现为向前推进，这一个矛盾发展的不好，封建社会就显得停滞；所谓发展得好，就是矛盾中进步的方面得到抬头，也就是表现为布衣在这个矛盾上的走向胜利。”（《诗人李白》13页）

　　可见林先生认为，在封建社会上升期，只有代表中小地主的寒士，及其争取开明政治的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至于农民，是不能直接过问政治的。他们跟在寒士身后，跑龙套，摇小旗，但并不“袖手旁观”，林先生说：“军事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到了民主斗争在政治上无法开展时，农民就直接出面，用军事把斗争带到最高形式去，那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简史》12页）请看，在历史舞台上，寒士和农民，一个主角一个配角，一个主人一个镳客，搭配得最妙！更妙的是，等到旧的统治推翻了，地主阶级（也包括这批寒士）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起新的统治时，农民还要为此“骄傲”和“歌唱”呢！这完全是对人民的歪曲和诬蔑，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人民的贵族老爷态度。

　　把问题再深入一层，林先生说，要取得开明政治，就要向寒士开放政权，也就是要人才解放、个性解放。所以归根结底，林先生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靠了自由解放的追求，靠了天才个人的力量。

　　没落期的情形，林先生讲得比较少。在《中国文学史》里林先生称之为“黑暗时代”，在《简史》里说是“苦难的时代”。林先生说，这时期阶级矛盾尖锐了，“正统诗文通过民主的斗争要求开明政治，通过封建帝王要求全盘解决社会问题，这样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古典文学史鸟瞰》，见《新闻与出版》1957．4．25．）既然人才和个性的解放已不可能，社会的发展自然就停滞了，寒士斗争也失去了意义，寒士甚至变成了保守的力量。这时活跃在历史上的是新兴市民，这是唯一解放的富有创造力的阶层。“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已无法获得合理解决的方案，于是市民文学放弃了对于封建帝王们的幻想，自己来个别解决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史鸟瞰》）又说：“在商业资本与土地矛盾的纠缠中，后者只能一味保守，前者却一力要求发展，尽管由于这一个纠缠而并不能突破封建的局限，然而一点一滴，总还是在发展中，市民文学，由于它是发展的新生的，富有创造性的，便将代替正统的文学（按：即寒士文学）而成为文坛新的主潮。”（《简史》356页）市民文学代替了寒士文学；那么，市民代替了寒士而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其实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问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早有明确的说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林先生却说，是开明政治（人才解放）和贵族专制（人才压抑）的矛盾。这分歧是原则性的。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林先生却说，只有寒士和市民的民主斗争（要求人才、个性解放），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分歧也是原则性的。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立场、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按照林先生的意见，不管在上升期或没落期，农民都根本不必起义，不必去推翻封建统治，只要通过寒士的改良主义，和市民的民主斗争就能获得解放的生活（象唐代那样），可是在寒士和市民失败时，却要拿起武器去为他们卖命。特别需要指出，农民起义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毛主席所举的起义，不但有秦、汉、隋、唐的起义，也包括宋、元、明、清直到太平天国的革命。这里根本没有上升没落的区别。毛主席不但没有谈到市民的历史作用，甚至对后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还说“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可是林先生偏偏只见寒士这株“孤松”，和市民的“幼芽”，而不见农民这广袤的森林。这不但是反科学的，也是反人民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不抹杀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林先生的著作中强烈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

　　至于林先生在《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些问题》（《文学遗产》56．12．30）一文中所说的人民涵义广狭问题，也丝毫不能帮助林先生。道理十分简单：在封建社会里，扶杀了人民的基石——农民（正如林先生所说），人民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任凭人民的范围多广，但却失去了人民真正的涵义。

## 四

　　林先生的文学观不象历史观那样简单明晰，它显得十分混乱而芜杂，好象是乐队的不和谐的演奏。林先生对文学的解释近乎说梦，但有时连他自己也堕入了梦境。这种玄虚，是故作还是本色，我们不知道，但却认定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本色，一种迷惑人和吓唬人的本色。马虎不得！

　　这演奏里最刺耳的，就是唯心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二重奏。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谬误的东西，却被林先生捏在一起了。譬如：林先生说，白居易以来的诗歌现实性和艺术性不能统一：

　　“反映现实的诗篇里为一种苦难的阴影所压抑着，只听见痛苦的呻吟，而缺少生活的展望；所以一般说来，语言是自然的，但却没有丰富的想象与形象。”（《简史》337页）

　　这样说来，苦难的时代就一定没有展望，没有展望就一定没有想象，也就一定没有艺术性了。这当然是最主观最唯心的论断。接着林先生解释这原因说：“就因为封建社会发展得最健康的高潮已经过去”，“也就是一切矛盾都开始不能很好统一的时候。反映在文学上就是现实性与艺术性不能统一。”难道基础竟是这样的决定上层建筑吗？这简直是最庸俗的庸俗社会学了。

　　这种唯心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生拉硬凑到处都是。林先生不肯抛弃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唯心主义在今天又难以抛头露面，于是求助于庸俗社会学，企图以此为保护色，掩盖起唯心主义的本质，这是毫不足怪的。

　　要理解林先生的文学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仍旧是一把钥匙。上面讲到过，林先生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去评判文学的，古代一切优秀诗人莫非自由解放的追求者，他们的“人格美”与艺术美都孕育在这里。而文学实质上也就是创造和解放。

　　我们先从“时代精神”谈起。

　　林先生说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这实际上就是说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林先生既然认为唐诗总的成就表现在盛唐气象上，也就是表现在“时代精神”的反映上，这岂不是早已肯定了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了吗？《简史》里所说的“《咏怀》诗的中心内容是这低沉时代苦闷的反映”。（175页）“《野田黄雀行》一种少年单纯的理想，与对一切束缚的反抗，正是那个时代的声音。”（163页）以及《诗人李白》中所谓“反映了时代的骄傲”等等也都是要说明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林先生有时把“时代精神”称为“时代性格”，它们指的都是一种超越一切阶级的、抽象的信念、气质、旋律等等，也就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感情”。其实仍然是《中国文学史》自序里所说的“我以为时代的特征，应该是那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林先生从时代里抽掉了经济政治的本质，又从思想感情里抽掉了阶级的本质，这样就构成了“时代精神”，而这“时代精神”又构成了时代特征。

　　不幸得很，文学被规定为这种实际上不存在的抽象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意识形态的文学竟是另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是谁也不能理解的。林先生强调“时代精神”“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这样似乎是以“时代精神”为桥梁，就将文学与时代联在一起了。可是林先生对时代的理解也是抽象的，如“解放的时代”、“苦难的时代”、“少年的时代”之类。而且时代本以“时代精神”为特征，所以说来说去文学还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与林先生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客观社会现实——主要是阶级关系的反映。因而社会经济关系乃是决定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反映必须通过作家的头脑，作品里表现着作家的思想感情，作家的世界观。但这只能决定反映得正确与否，深度如何，决不能改变文学反映现实的本质。而林先生恰恰是改变了这个本质。

　　林先生正是这样从文学中抽掉了社会和阶级的内容，而代之以纯粹抽象的精神内容。于是，无限的展望、解放的情操、少年的精神、青春的旋律、蓬勃的朝气、压抑的感情、反抗的精神、苦难的阴影、萧瑟的心情等等词句也就俯拾即是了。

　　在这些抽象的精神里，林先生宣扬着自由、解放、反抗之类合乎口味的东西，并以此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林先生拿它去肯定屈原、曹植、李白和盛唐气象。且看关于李白的一段话：

　　“这时代正是一个人才理想一般获得解放的时代，李白相信这一个解放。正由于这一个相信，李白对于一切束缚都觉得是不合理，不应该忍耐；他对于大自然也不是觉得人在大自然中十分渺小，相反的他觉得人不应受大自然的束缚，人与大自然是平等的，应当能自由往来于天地之间。”（《简史》287页）

　　在林先生心目中，李白成了自由解放的化身，成了个人奋斗、个人反抗的英雄，成了一个为资本主义冲锋陷阵的战士。其实李白是充满了痛苦和矛盾的，他在生活里找不到地位，也找不到出路，他的豪语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而已。他何曾歌颂了他的时代？他何曾感到时代的骄傲？可是林先生硬把他腰斩了，他成了林先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的牺牲。如果他还活着，将做何感想啊！

　　牺牲在林先生笔下的不止一个李白，汉乐府、杜甫、白居易等人民的作品或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都遭到了贬抑。林先生对于汉乐府冷若冰霜的态度，是谁都感到的。尤其是和前后的战国、建安相比，更显出林先生的轻视。在《盛唐气象》一文中，林先生说：“民不聊生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代反映在诗歌上“其基调是黯淡的，仿佛在灰沉沉的天气里，一切色调都失去了光彩。而盛唐气象正如建安风骨其基调是朗爽的，色调是鲜明的。”林先生有意地作了对比，抬高了盛唐气象，贬抑了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林先生特别不喜欢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这不但是林先生审美力的缺陷和艺术爱好的偏狭，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的痛苦缺乏同情和共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轻视人民的力量和漠视人民的生活是完全自然的。可是林先生不肯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找出种种理由来证明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现实性与艺术性不能统一是必然的。似乎只要作品里所写的生活是黑暗的、否定的，就一定不能具有鲜明动人的形象和高度的艺术。这是极其荒谬的。诚然，“人民的文化永远不该是阴暗的、低沉的、无望的呻吟。”（《简史》导言）高尔基说：“民谣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苏联的文学》13页）但这决不等于说，文学只要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就必定失去光辉。同是一个高尔基又说过这样的话：

　　“在文学上一切时代里，都是盛行着，而且愈是接近我们的愈是加强着，对于现实的批判的、揭发的和否定的态度，……那些堂堂正正给自己冠上‘伟大’徽号的艺术的文学，从没有向着社会生活底现实高唱过赞美的歌。……这是伟大的艺术家们底最伟大的功勋。在无情地、鲜明地展示生活的罪恶、人们的缺陷的时候，他们培植人们更好的欲望，他们教育他们。”（《年青的文学及其任务》）

　　可是林先生偏偏不喜欢这些“伟大”的文学，并且硬把李白说成“向着社会生活底现实高唱赞美的歌”的人，而且硬说这是满足了人民的愿望（是不是人民的愿望，下面还要讲到）。林先生按照自己的标准把李白捧上了诗国的顶峰，岂不是倒是把他打入了俗恶的深渊。

　　林先生既然抽掉了文学的社会阶级内容，就走上了“人性论”。“人性论”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把某一种思想感情，说成是崇高的、永恒的人性，而抽掉其社会阶级内容。文学上的“人性论”就是要求文学表现这种抽象的人性。林先生正是把自由解放抽象为崇高的永恒的人性，而认为某些古代作品正因为表现了这种人性才变得伟大。正如林先生所说：“诗是一个崇高的时代的感情。”（《诗的活力与新原质》，见《文学杂志》2卷1期）“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62页）恰好从这里我们打开了“生机论”神秘的大门。这“生机论”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朱自清先生在其序言里有很好的说明：

　　“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学不止一生，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艺曙光》这一章结束了全书。”

　　林先生不但认为文学有老幼之分，而且有男女之分。如：《诗经》是“女性的歌唱”，并且“女性的歌唱本是本土文化的先河。”（《中国文学史》390页）而《楚辞》是“男性冒险精神”的表现。

　　这种“生机论”的精神实质仍然保存在《简史》里。如：“《国风》是童年的健康的诗篇”、“曹植是一个要求解放的少年人的典型”、“唐人的诗篇正是这样充满了年青的气息”、“王维是一个少年天才的表现”、词的起来“为垂老的诗坛带来了一点少年人的新意”。……可见文学还是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的发展。

　　“生机论”的实质在于两点：

　　第一，文学是生命现象。所谓“诗是生命的呼唤”（《诗的活力与新原质》），“文艺是生命的醒觉”（《中国文学史》72页），“诗是人生美的启示”（同上102页），也就是这个意思的发挥。而所呼唤、醒觉和启示的是什么呢？又不外是自由、创造和个性解放。所以林先生说文学是“创造的最高标帜”，“我们必须寻回那草创力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寻到了诗的本质”。（《诗的活力与新原质》）又说：“本土文化本以返于童年为最高憧憬。”（《中国文学史》390页）由此林先生得出结论说：“文艺因此并不等待时代，而是创造时代”。（《诗的活力与新原质》）“文艺是人生的解放者”。（《中国文学史》134页）“文艺是领导人生的”。（同上《自序》）“在黑暗里摸索着光明的，正是文艺，有文艺就有光，就有活力，然后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同上）毫无疑问，这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学观。它不但否认了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且认为文学创造着时代和历史。

　　第二，“生机论”实质上是对封建文化的否定，指示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寻觅”和“呼唤”。《中国文学史》以《文艺曙光》为结束正是这个意思。《中国文学简史》虽然只写到五代，但也可以隐约感到这一点憧憬。可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是注定要破灭的。中国资产阶级兴起之时，已是资本主义世界垂死之日，它是那么佝偻、贫血而丑陋，它不能建立起自己有力的文学，它解放了的个性也立即毁灭了。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才是真正的曙光。林先生对此熟视无睹，岂不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原故吗？

　　林先生既然抽掉了文学的社会阶级内容，就必然走上形式主义。离开社会条件，离开文学内容是无法认识文学形式的发展的。可是林先生恰恰是从形式本身（主要是语言文字），去认识文学形式的发展，这就不能不迷失途径，陷入混乱。林先生早就致力于诗歌形式的研究，在《中国文学简史》里总结为语言是文学形式的“决定因素”。这自然是否认了内容的决定作用。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和林先生辩论五、七言何以产生，戏剧小说何以晚出，我们只要表明，我们承认形式的相对独立牲，但形式决不是第一性的，它永远受着内容的制约。这才是唯物主义的理解。

　　林先生对教条主义是深恶痛绝的，然而他本人这套理论岂不恰恰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观的翻版吗？依据西欧文学的图式，中国文学史被剪裁得肢体残缺，这正是洋教条的“功劳”。

## 五

　　资产阶级是排斥真正的科学的，因为科学证明它的灭亡。这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离开歪曲、欺骗和诡辩，还有什么护身符呢？这歪曲、欺骗和诡辩则又是其阶级性的表现。

　　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科学的虚伪性。林庚先生的著作恰好是一个证明。

　　林先生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个方法，是将客观事物主观化，具体事物抽象化，个别事物绝对化。研究对象在林先生手里，经过一番剪裁、抽象、想象之后，已经不是客观存在，而成了他对对象的主观感受和印象。于是一部文学史被弄得面目全非。

　　关于盛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形势等等本是十分复杂的。可是在林先生笔下，它实际上成了“解放”二字。“从门阀势力下解放出来，从佛教的虚无倾向中解放出来，从软弱的偏安与长期分裂局面下解放出来（这也算解放！），……”（《盛唐气象》）总之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人民骄傲于解放，于是就“需要尽情歌唱”，于是无数诗人都努力去满足这一愿望，于是在这高峰上出现了李白，这就是“李白诗歌的现实意义”。林先生的中心思想不过是：时代是解放的，李白也是解放的；两个解放刚好碰在一起，所以李白是伟大的。

　　林先生就是这样把时代和诗人都化为自己抽象的印象，然后看二者能否融合。能则好；不能则不好。譬如：战国时代的印象是“追求”的，屈原的印象也是“追求”的，好。建安时代的印象是“少年”的，曹植的印象也是“少年”的，好。正始时期的印象是“苦闷”的，阮籍的印象也是“苦闷”的，好。江南的印象是“春天”的，江南恋歌的印象也是“春天”的，好。盛唐的印象是“热烈”的，孟浩然的印象是“僻静”的，成问题。……这并不是故意把问题简单化，我们剥下一层层华美的词句，所看到实在就是这么简单的思想。林先生对于屈原和李白的说明竟会那么相似，宛若同胞兄弟，而国风与江南民歌又如同胞姐妹，这岂不是最有力的证明吗？

　　“摘句法”是有力帮手。林先生总是从诗里摘出一两句，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而踢开全篇，并将它绝对化，用以概括全人。这种作法早就被鲁迅批评得体无完肤了。

　　更严重的是，这些印象往往是现实的歪曲反映，在主观化、抽象化和绝对化的过程中，林先生的资产阶级自由解放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于是把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拉到自己的阵营里，硬给他们一顶“求解放”的帽子，然后加以颂扬。其实所颂扬的已不是戴帽子的人，而是这顶帽子了。

　　林先生就是这样把现实的关系，任意地提升到抽象的精神范畴，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社会和文学，用抽象的词句代替了具体分析。黑格尔有篇文章叫《谁在抽象地思维？》所嘲笑的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尊重事实是起码的科学态度，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灵魂。林先生不是太缺乏了吗？

　　林先生科学研究的第二个方法是诡辩。

　　林先生诡辩的特点是，抓住事件表面的相似处，把两类不同的现象和问题加以混淆。譬如：在《诗人李白》三版后记中林先生引用了范文澜的文章：“新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让些步，这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盛大的朝代。”林先生接着说：“这样盛唐时代是属于人民胜利的论点也就逐渐明确下来。”范文澜的话是对的，然而“新的统治者不得不让些步”怎么能够等于“人民的胜利”呢？难道统治者的鞭子放轻一点，就是人民的胜利吗？毛主席明明说过：“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贵族和地主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595页）这就是新的朝代——也许是盛世的出现。哪里有人民的胜利可言呢？直到1949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才取得了胜利，林先生却平白无故地提早了几千年。我们说盛唐生产的发展是由于人民起义的结果，由于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这决不等于说盛唐就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的胜利；更不能说人民需要骄傲地歌唱和礼赞这个社会。按照林先生的意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生产又是迅速地发展，又有自由民主，又有开明政治，那么这资本主义国家就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也就应该觉得是胜利者而要骄傲地歌唱这资本主义时代了。

　　再如：农民起义是军事斗争，这是对的。“寒士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对。林先生就抓住这点硬把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原理应用上去，说农民起义是寒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这是很巧妙的偷换。其实农民除了起义之外，还有着经常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斗争，农民起义乃是农民的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可是林先生从农民没有政治权利出发，硬说农民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斗争，而必须通过寒士去进行。这又是一个偷换。通过这两个偷换，林先生就达到了抹杀农民的目的。

　　林先生诡辩的第二个特点，是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处，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斗争，应用于封建社会。如“民主政治”、“舆论力量”、“在朝在野”等等。而李白也被说得近乎资产阶级的政客。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经常存在着政治斗争。唐代党争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这与争取自由民主，除了表面的相似以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可是林先生硬把它们拉在一起，以迎合其观点。这不是诡辩是什么？

　　就在林先生这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诡辩的方法下，历史被搅乱了，诗了被肢解了，而文学史却成了林先生自己观点的印证和说明。

## 六

　　经过上面一番考察，我们可以肯定林先生的确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线索，串连了许许多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缝缀起一面白旗。

　　在《中国文学史》里，林先生说：

　　“从理性到自觉，从服从群到领导群，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如何做人，才可以创造一个可喜的生活。”（109页）

　　这是林先生对魏晋风流的解释。它清楚地表明：所谓自由解放，实在是要从“群”中自由解放出来，超出并领导“群”。林先生心目中没有人民，也不会想到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林先生的自由主义实在是美化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别名。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石，在这里得到了证明。

　　在《中国文学简史》里林先生仍然宣扬个人主义，强调天才个人的作用，以及个人奋斗、个人反抗的意义。如先秦“是一个个人创造飞跃的时代”，“智者时代，主观操守战胜客观困难的气概，就自然带来了个性解放”，个性解放的主张就是“要求有独立的人格与发展”。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里，林先生说：“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60页）

　　古代诗人脱离人民，进行孤军奋斗、个人反抗，这种个人主义正是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是他们的悲剧。我们在指出其在当时的进步作用的同时，必须加以批判。林先生不但不批判，反而以极大的热诚去颂扬它，这种作法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

　　还必须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绝对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它们总是打着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得到剥削的自由，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不受剥削的自由；资产阶级得到了个性解放，工人阶级的个性就受到压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则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这是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个性解放”的最有力的揭露。林先生尽管讲着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解放，其实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而所谓“个性”也无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罢了。把它们抽象化、绝对化，奉为永恒的真理与永恒的美，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

　　我们承认，当资产阶级用自由解放的口号去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但也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口头上虽然提倡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解放，但实际上是要保障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剥削工人的自由，是要保障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资产阶级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就立刻踢开了人民。而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面自由解放的旗帜就变成了褪色的破布，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了。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即使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妥协的和反动的一面，而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的反动性就更为明显了。一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中国文学史》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的1947年出版，已经太迟了。而19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还在唱着老调，这就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这是一部生错了时代的文学史。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新的上层建筑，林先生陈腐的观点日益显出不能符合基础的要求，也日益加深着对它的危害。人民不需要听从林先生的指教，去从古典文学里吸取资产阶级自由解放和个人主义思想，人民不需要虚假的、抽象的“解放情操”，人民不需要去追求林先生所谓的永恒的美。人民坚信：共产主义才是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并且早已在自己身上培植起和表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崇高的美，那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风格。林先生赶快从陈腐的观念里“醒觉”吧！“曙光”早已降临。赶快投入这共产主义的“创造”时代，去求得真正的“解放”。我们相信，林先生不会辜负这个时代！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