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古薄今种种

　　<蒋捷夫、朱作云>

　　（摘自1958年“文史哲”第九期蒋捷夫、朱作云“厚古薄今是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资本主义道路”）

## 一、重视史料，鄙弃理论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中，有不少人为史料而史料，把史料看得至高无上，并且形成了一种极坏的风气：把掌握史料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的标准，作为考核教师学术水平高低和学生成绩好坏的唯一尺度。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无关重要的。

　　史料至上的人，在讲课时，史料多，分析少，把历史科学的讲授，变成了史料介绍，甚至有些教师在讲坛上，竟以背诵书本为能事，教近代史的也不例外。史料至上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尽是史料的罗列和堆砌，那怕是一篇短文，也尽力搜罗史料，广证博引，因此，一篇文章，除了括弧和附注外，很少见到作者自己的话，如果是写一部大著作，那就更成了史料汇编。更严重地是有些人为了搜罗资料，那怕就是反动著作中的东西，也都视为至宝，加上自己几句话，把它们联系起来，编成为自己的一部著作。

　　总之，史料至上的人，教学也好，研究也好，除了史料，还是史料。我们只要翻一翻他们的讲义（如“魏晋南北朝史”讲义），“文史哲”里许多有关历史的论文（如年五、六月两期连载的“魏晋南北朝的手工业与商业”）和某些先生的学术著作（如“唐宋绘画谈丛”），都可看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

　　史料至上，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已形成一种歪风，从童先生一段话中反映得最清楚不过。他说：“谁说我不懂史料，这简直对我是莫大的侮辱。老实说，我过去搞过几十年考据，我会不懂史料？几年之内我要拿出一百万字的考据文章来给你们看，那时候你们才知道我的真才实学。”这段话露骨地暴露了史料至上主义者把史料推崇到何等高的地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忽视到了什么程度！把历史科学糟蹋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种歪风的支配下，有人竟公开提倡，“只要掌握史料就

　　『有图』是一切”，要学生“把讲义和书籍中每一句话，都找出史料根据来。”有人迷信史料竟到了荒谬绝伦程度，说“两脚书橱也是值得羡慕的，因为里面有真正的货色”。甚至有人竟然对学生说：“资料搞多了，把许多资料卡片往桌上一摊，就是一篇文章”；“横过来摆是一篇文章，竖过来，又是一篇文章。”

　　既然史料就是一切，那么如何能掌握史料呢？他们共同的语言，就是要背古书，背资料；于是教导学生背书本成了他们“神圣”的职责。他们有的对学生说：“我从事研究，有赖于我五岁启蒙，七岁读经，一部左传，背得滚瓜烂熟”；有的对学生说：“我肚子里的史料，三天三夜背不完”；有的对学生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大后方，把资治通鉴读了七遍。你们要是能够背熟它，就能当专家”；有的甚至对学生说：“只要闭门读书十年，背熟一部史记或汉书，保险能搞出名堂来，就是眼睛瞎了也不怕，也能做研究，象陈寅恪一样。”

　　他们不仅大力提倡、宣传背书本，而且还具体指导学生怎样背法，他们要求学生“应该拿背俄文的精神来背史料”。至于应该背熟的史料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除了汉书、史记、资治通鉴等外，“圣经是一部有价值的史料，也应该背熟它。”

　　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史料本身，已是轻视理论，引导学生不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还有人直接公开地推崇史料，贬低理论，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施放毒箭。右派分子张维华便公开对学生讲过：“只有考据文章，才能传世，理论性文章，不能长存。”还有的说：“理论文章总是有时间性的，时间一过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正由于这些重史料、轻理论的荒谬观点作祟，教师们（特别是一些老年教授）很少指定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有的教授在给学生指定论文参考书时，没有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当学生要求指导看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有位教授，哼了半天，指不出一本理论书籍来。有一个同学写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请某教授在史料之外，介绍点理论书，这位自封“理论派”的“史学家”，竟歪曲列宁的史学名著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史料也很多”，对列宁的观点和方法，一笔抹煞。

　　当然，也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有些教师在教学或著作中，也曾引用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在这样情况下“运用”的。一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外衣，引用几句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点缀、装饰一下，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家，这种人对史料是兴趣无穷，对理论则感觉枯燥无味。另一种人则是企图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歪曲原意来论证自己的论点。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为了对自己有利、方便而“灵活”地运用的；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此时此地，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论点作这样解释；而在彼时彼地，又可以把同一理论、论点作另一种解释。如众所周知，童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主张，反复无常地改变了四次，而每次改变都是有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根据的。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变戏法”的科学研究，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毛病呢？还是童先生任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它来迎合自己的主张呢？显然，前者是不存在的问题，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双反”运动中，“山大”历史系同学们，赠给教师们一首诗：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恒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这短短的几十个字如实地反映了教师们重史料、轻理论的偏向的严重程度，和广大同学们对于这种偏向的愤懑和抗议。

## 二、繁琐考证，故作高深

　　考证本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进行的一步工作，但是有些教师的考证，不是为了辨真伪，解决历史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而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从显示个人学识渊博出发。他们不惜浪费宝贵的时间，化费很大的精力，作一些毫无意义的繁琐考证。

　　以王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讲义为例，字数长达80万，不可谓不多矣！但究其内容，通篇史料堆砌。不仅抄录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史实，而且考证了不少冷辟的资料；并且对帝王生平，如武则天那年出生？几岁入宫？何时当尼姑等细节，都化了很大功夫去考证。最突出的要算是唐明皇为何宠爱杨贵妃的问题了。据这位教授精心考证的结果，原来杨贵妃的脸蛋是上窄、下宽、中间鼓；并且据说这种脸蛋，是唐代标准美人的脸型，所以得到了唐明皇的宠爱。尤其惊人的是，有的教师对诸葛亮食量多大、清代画家恽南田先画山水还是先画花卉，以及关帝庙何时创建等问题也发生了兴趣，化功夫考证一番。至于帽子考，雨伞考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种考据之风，在“双反”运动之前，在“山大”历史系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且一直蔓延、发展着。有的教授，大喊“只有考据文章，才算真本领。”有的教授，公然宣扬：“理论性的文章，只是现在有点用处，而考据文章，现在用处虽不大，但能永久保留。”这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一方面说“用处不大”，另方面又说是“真本领”。一方面“用处不大”，另方面又有“永久保留”的价值。这些言论还不算，还有人公然宣扬胡适的陈词谰调，说什么“考证一个字与发现一颗恒星是同样重要的贡献”。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恒星论”的变种——“螺丝钉论”。这是在反对厚古薄今、批判繁琐考证时，有位教师在强调历史科学重要性的幌子下提出的一种迷惑人的论调。他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件事，即使是细枝末节也都值得研究的，它好比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螺丝钉不稳，会影响整个机器的发动。”乍听起来，这段话好象有些道理，但剥开它的皮，就可以看出说这段话的指导思想，仍是强调繁琐考证的必要性。它不过是为繁琐考证作辩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作垂死的挣扎。

　　我们要问：研究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社会发展规律呢？还是历史上“任何一件事”呢？试问不考证杨贵妃怎样漂亮，诸葛亮的食量有多大，以及胡子、帽子这些细微末节，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有什么影响？试问假如历史上任何一件细微末节的“螺丝钉”都要研究，然后才能开动历史科学的机器，那末考据“专家”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和本领来搞清楚历史上任何一件事？如果办不到；那末还需不需要历史科学？

　　对于繁琐考证这样感兴趣的人，不管他主观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必然是：使自己同时也引导别人钻牛角尖，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脱离社会主义建设，使历史科学丧失科学性、战斗性，不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服务，而为没落衰亡的阶级服务。

## 三、古史为重，现代为轻

　　厚古薄今的第三个表现，就是重古史，轻现代。这一现象，在过去的教学思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各方面都严重地反映了出来。

　　在山东大学历史系里，不仅“敝系以古史见长”这句话，在反对厚古薄今前一直是系主任和某些教授们的自豪语。而且新生入学时，介绍专业，巩固学生专业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系有很多古代史的‘名’教授”；有“全国‘第一流’的教授”；还有人说：“我们系虽然一、二级教授不多，但总的来看，古史教授阵容并不次于‘X大’”。这类无聊的自我吹嘘，露骨地反映了重古轻今。

　　教授们既以“古史见长”来标榜自己，对于学生就必然要以古为训。好些教授象神父宣扬一条“久恒真理”一样地说：“看不懂古书，就不能研究历史。”他们对同学要求十分严格，号召同学“每人必须精读一部古书，要达到把纸上每个字都读活了”的地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听到“看不懂古书就不能研究历史”的噪音，却听不到有人说不懂现代就离开了研究历史的目的和任务的呼声呢？

　　在课程内容上，详古略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亚洲史部订大纲规定上古、中古部分，讲授时间只占约五分之一（168小时只有36小时讲上古、中古）这本是合乎略古详今精神的。但讲朝鲜、日本史的人，竟把部订大纲的上古、中古部分10小时，擅自讲成40小时，而近代、现代部分合起来只讲五、六小时。

　　讲授既然这样重古轻今，指定参考书当然也不能例外。朝鲜史参考书，指定学生阅读古代的“二十四史”、“三通”类书丛书等古籍共72种，而北朝鲜解放后的著作仅为17种，理论书籍则一本都没有。

　　亚洲史连读书报告，也要学生在短短的时间内遍翻“二十四史”中与亚洲有关部分，还规定阅读其它有关线装书。

　　同样，中国近代史，对于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应该着重讲的问题，也大加简略或根本不讲。

　　至于选修课，那就更不用提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书不读秦汉以下”。开设什么课程也一直是不考虑同学们是否需要，而是因人设课。谁研究什么，就顺带开设这一门课，例如有人一时对“佛教史”感觉兴趣，就开“佛教史”选修课，有人弄古史分期问题，就顺便把古史分期当一门选修课开出。这样开课的效果当然是很糟糕的。讲佛教史对唯心主义不加批判，结果有的学生学了佛教史，产生了消极厌世的人生观，说：“一个人站着不如坐着好，坐着不如睡着好，睡着不如死了好。”古史分期问题选修课，学生听得很厌烦，这位教授为了缓和一下空气，象变戏法似的说：“咱们讲段孔子吧！”。“先秦文献”最初有不少同学选修，最后只剩下了五个学生。

　　崇古非今，突出地反映在崇拜古人和迷信古人上。古代有许多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他们的评价，是应该从历史观点来肯定其应该肯定的方面，但这决不等于应该迷信古人，更不等于今不如昔。可是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些古人神化了。有的对古人作了不适当的推崇。造成学生对古人迷恋；有人竟然不管历史条件，不谈阶级分析，唯心论到这样程度，说：“孔夫子如果生在今天，一定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识时务。”在讲怎样研究近代史时，不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不谈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却大谈“王充说过：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管子说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以及梁启超氏如何说过，李鼎声氏如何说过。好象怎样研究近代史，这四位名人，早就给无产阶级史学家指出过方向。

　　这里不能不提到，有的教授迷信古人到了何等庸俗低级的程度。在通史中讲到“门阀”、“世族”时，一位姓王的教授竟然洋洋得意地大谈“我的老祖宗王羲之”如何如何。

　　重古轻今，表现在科学研究上，同样也很突出。学报“文史哲”上所发表的山大历史系教授关于历史的论文，几乎全是有关古代的。这些文章是抱着什么写作态度和怎样写成的，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它能有什么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应该承认，“文史哲”过去厚古薄今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系少数教授所造成的。这说明历史系某些教授严重的厚古薄今的思想，不仅对“山大”历史系造成了恶果，而且通过他们在“文史哲”上和别处发表的著作，对外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崇拜“英雄”，轻视群众

　　厚古薄今的人，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往往是倍加崇拜的，而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则采取轻视或无视的态度。这是厚古薄今的必然结果，是不足为怪的。

　　在古史教学中，除了万不得已讲到农民暴动时，同学们可以听到一点人民群众的斗争活动的片断外，其他整个古史教学中，同学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每个时代的变动，都是些帝王将相等“英雄人物”的活动。至于在历史的进程、变革中，人民群众的活动及其对于历史所起的伟大作用，却很少听到。即或在近代史讲授中也是如此。谁都知道，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毛泽东选集602页）但讲授近代史的教师，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许多英勇斗争的事迹，大都一略而过，有的甚至干脆不提，他们所讲授的一根线就是从这个人物到那个人物，从这个人物的思想到那个人物的思想；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倒是下了下少功夫。问题的严重还不在于此，更严重的是：他们对于历史上的反动人物，竟敌我不分，是非不明地加以赞扬。有位教师对于李鸿章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卖国贼，也歌功颂德一番，说“李鸿章还作了些好事。”右派分子许思园，在这一方面，可算是一个典型，在他的世界史教学中，伊丽沙白，拿破仑等等的英雄业迹和宫廷琐事，是他的基本教材。

　　教授们在有些著作中崇拜个别人物，轻视劳动人民也是很明显的。童先生在其青瓷器史论丛中，把我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巧妙地几乎完全归功于“督窑者”，对“督窑者”生卒年月，细心地加以考证，对他们在瓷器发展中的作用，倍加推崇，而真正生产青瓷器的劳动者在古代瓷器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则被忽视了。

## 四、脱离政治，不务实际

　　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山大”全校来说，教师和学生中右派分子和具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最多，关于这方面揭出来的事实是惊人的。有些人虽还不是右派，但对政治运动丝毫不感兴趣，甚至无知到了这种程度。如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多月，有位副教授还不知道什么是反右。今年讨论南共纲领时，还是这位副教授，居然问：铁托是干什么的？一位搞近代史的教授，直到“双反”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明了罗马尼亚是什么样的国家。作为历史系教授，这样脱离实际，与世隔绝，是决不能容忍的。但这还不算，就在经过一个多月大会、小会、大字报、展览会，充分揭发和尖锐批评了上述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种种现象之后，系里举行了一次时事测验，事先就通知大家作准备，并公布了复习题。但测验结果，笑话百出，十个教授，除了一人及格外，其余九个人都未及格。前面讲过，教师们以往在教学中是以死背资料为能事的；研究工作中是以广征博引为能事的，他们没有或很少有创见和发挥，而这次时事测验则不然，许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创见”和“发挥”的能力了。例如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除一人完全答对，二人“碰”上几个字以外，其他七位教授，都是各人独创一条“总路线”。自称理论派的童教授答曰：“国家工业化，农业社会主义化，消灭阶级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有的说“工业国营，农业合作化”或“工商业由合作、公私合营到国营，农业由合作化到国营。”还有人说：“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全国工业化，要求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因此需要一支庞大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要有统一的思想和目标，因此就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也有教授答成“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各民主党派联合统一战线，通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道路……。”这七个教授对总路线没有答对一个字，都是胡说八道，乱扯一通。必须指出，党的总路线，除了报纸上宣传已久，这次整风中，报告讨论时经常提到外，在今年“五一”劳动节，人民日报还特别以头号红字在第一版提出过。在测验时，历史系三百多学生几乎全部答对了；而为人师表的教授们连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大学教授这一光荣头衔能够无愧吗？此外，关于我国教育方针的问题，十位教授也没有一人答的完全。答不出就算了，今后认真、虚心学习也还来得及，可笑的是他们并不老老实实，还想碰一碰机会，因而乱扯一通。有人把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的五项任务，搬上一、二项；有人把“厚今薄古”发挥几句。这是不可轻视的严重问题。堂堂大学教授们，既不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不知道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既不努力、虚心学习国家大事，又不老老实实地对待问题，还要强不知以为知，试问：如果依靠这些人，怎能在大学中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呢？这些人若不积极自我改造的话，怎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呢？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事例，当然不是教授们脱离政治、不务实际的全貌，但仅就这些事例，已足以说明尚未认真彻底改造的教授们，对当前国际形势、国内重大事件，漠不关心，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到了多么荒谬绝伦的程度。

　　其实脱离政治，不务实际，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其实质乃是拒绝思想改造，拒绝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不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脱离政治，就是脱离工人阶级的政治，脱离现实，就是脱离社会主义现实。我们的教授中，不正是有这样一些人吗？有的过去在国民党时期，并非不问政治，而且对政治很感兴趣，只不过解放后“不问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罢了；有的是平常不过问政治，但到一定时期（如去年右派进攻时）就过问政治了。当然也不能否认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人，他们确是埋头业务，对政治不感兴趣，从去年反右斗争后，这种人更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而引以自慰。他们很愿意戴一顶“不问政治”或“书呆子”的帽子，或者在政治上甘居中游。

　　对于这种人，是否是一种清高的知识分子呢？是否比以上几种情况好些而可以原谅呢？不能。因为不问政治，脱离现实，是与社会主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是与时代要求不相容的。我们都知道，在反动阶级统治时期，有些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又不敢起来积极投入斗争，他们采取消极抵抗或是明哲保身的态度。对政治不加过问，在旧社会中，他们比起积极为反动统治者效劳的人，虽然稍胜一筹，但这也决不能引以为荣，因为他们那种不问政治，明哲保身的态度，客观上还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而那并不是什么“进步”资本，也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到了我国人民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他们仍以在旧社会不问政治的态度来对待新社会，那就更不可原谅了。因为这种不关心政治，就是不过问革命的政治、人民的政治，也就是不过问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将来，也就是不愿意积极改造思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积极服务。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政治上、思想上仍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仍是我国当前社会中两个剥削阶级的成员之一。目前进行着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彻底改造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既然如此，这个“不问政治”的帽子，又有什么光彩！奉劝这类先生们，要末从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与劳动结合的观点，彻底改造自己，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一分力量，这是摆在面前的唯一的光明大道，要末继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飞跃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做一个绊脚石，而为劳动人民所唾弃，为历史所淘汰，这是一条钻不通的死胡同，何去何从，道理再明白不过了。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