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发资产阶级医学权威钟惠澜

　　<北京布中苏友谊医院、侯宗昌>

　　我是侯宗昌，已经追随了钟惠澜十几年了，也是他的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现在我向大会代表们揭发这个白色专家的丑恶面貌和腐朽思想。

　　（一）他的研究目的和工作作风  一般人都认为钟惠澜是全国有名的临床家，更突出的，也是医学研究家，于是成了医学界的“权威”之一了。现在我举出一些事实来看看这位“权威”究竟是为谁研究和怎样研究的。

　　他的一切工作都环绕着写论文猎取个人名利；在研究工作中垄断资料据为私有。例如：河南省和福建省卫生防疫站向钟惠澜要钩端螺旋体菌种时，不但不给，反而要求人家将标本交给我们研究室来做，并提出将来得到结果，以合作的名义发表文章。当云南省1955年发现钩端螺旋体病寄给我们血清时，做出阳性结果不立即通知云南省及时进行防治措施，而是先讲好合作条件，然后再笼统地报告是阳性；可是在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中却抢先发表了云南省证实有钩端螺旋体病的事实，夺取别人的劳动成果。

　　儿童医院发现了昌平区的一个儿童肝吸虫患者，他们为了调查这病的流行情况，向我们要抗原，最初说没有，而当提出要与儿童医院合作共同进行调查，以后共同发表论文时，抗原就有了。

　　他经常向研究室工作人员谈研究工作是保密的，在发表文章以前不准向外谈。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了酒石酸锑铵在治疗家兔的实验性血吸虫病有效，要求我们在临床试用观察以便推广，自然他是很愿意接受的；在初步用二、三个血吸虫病患者也有效之后，翁心植大夫告诉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该院为了很快地证实此药的疗效以便推广来解除广大病人的痛苦，因而送一部分药品到南京试用；他知道以后，一方面不满意中国医学科学院，另一方面也怪罪翁大夫向中国医学科学院“失了密”，于是赶紧将少数几个病例整理出来，抢先发表，以保持住“领先阵地”。同志们想一想，这种研究作风有丝毫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味道吗？！甚至于在取得研究成果以后是否发表文章，也不是以对人民卫生事业有利、而是以是否影响他个人更大名利前途为念的。例如：1955年在广东研究钩端螺旋体病时，已经证明钩端螺旋体补体结合试验对流行病学调查上和临床诊断上有价值，这项技术资料和方法早已总结好写成文章；由于他考虑到怕发表以后别人也能掌握这个技术，自己就不能垄断这个病的市场，所以开始时不肯发表，以后又怕别人首先发表了使自己落空，所以才发表出来；尤其恶劣的是，甚至于他代表政府出国带回的菌种也据为私有，中山医学院通过卫生部向他要，他也不给。

　　他对待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打击排挤。例如华东地区曾有一篇认为人的黑热病和犬利什曼病关系不大的调查总结文章。这篇文章冒犯了“权威”的“尊严”，当在医学杂志发表时，他即在评语中说他们的结论不科学，而且到处抨击这篇文章，以显示自己的威风。他把研究室看成是摄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对研究室工作人员看做是自己的“雇员”，平时给以小恩小惠，但稍有不如意就大吵大骂。对干部并不是培养教育，而是为他个人搜集文章资料，更可痛恨的是对下级进行精神上的奴役。他有一条戒律，就是不得他的同意，不得进行他所指定以外的研究题目，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可是向他提出研究题目时，不是说没有科学价值，就是他先反对以后再从他自己嘴里提出来，就成为他的题目了。例如在钩端螺旋体病临床研究中，有人提出应对胰腺进行观察，但开始表示反对，以后具体证明的确有严重的胰腺炎的时候，就又变成钟氏的卓见了。因此，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只是听分付，根本谈不到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如，为了造成钟惠澜是钩端螺旋体病的权威，不但稍和他有关的一些工作在文章上都是自己领先，就是佛山人民医院眼科医师独立进行一些观察的眼部病变，自己写了文章发表他也颇有意见。在发表文章时的原则是“原始思想第一”，所以近些年来这位权威已经很少去在掌握科学资料和技术指导方面下工夫，而且主要在办公室里创造“原始思想”。我们研究室也就整年的为这样大批的“原始思想”开夜车，如果做出的结果不符合这种“原始思想”时，就要挨骂。

　　在对待病人上也同样是这种作风。对一般病人马虎了事，甚至听诊器扣在脖子上给病人听诊，说心脏没问题；只有对他写论文有用的高哲氏病，才给病人及其家属都在医院安排了工作，以免失掉病人写不成论文。

　　在与儿童医院合作调查昌平区肝吸虫病时，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找到中间宿主和终宿主，完成了这项工作就能写文章发表，而对当时病人的治疗是漠不关心，一直不管，直到后来为了应付当地的村干部，才拿出了100片氯化喹宁分发给几个病人，敷衍了事。到底这种治疗是否能治好病人，那却不加过问了。

　　（二）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  钟惠澜在表面上接受党的领导和拥护党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与党的领导和政策完全对立的。他一向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了政治也不能治好病。他把我们医药公司调正药价辱骂为奸商行为。这不是恶意诽谤企图造成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的不满吗？他认为卫生部的干部司只应负责干部的政治方面，在技术上应成立一个专家组负责审查。在实际工作中他不要部队来的干部，说他们水平低，而对一个右派分子林斯馨却口口声声说她有才能，要安插为护理部主任。他认为党对卫生事业的作用只能起“保证”作用，保证他所要求的一切人力物力，但不能过问业务，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这样就可以使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自由发展。例如，研究室自北京人民医院迁至中苏友谊医院后，由于考虑到研究室在过去脱离党的领导，走了资本主义方向，希望党委领导上指定一位同志负责听取汇报工作，但他却说，“你何必找两个婆婆，婆婆多了更难办”。他就是把党看作是管他的婆婆。

　　他对党的中医政策口头上拥护，实际上抵触。他曾说：“石家庄中医治疗大脑炎的总结是假的”，“在北京试用中药治疗大脑炎无效”。卫生部要交给北京人民医院重点研究中医的任务，他加以拒绝。

　　他看不起苏联医学，他认为苏联医学临床专家不行，一到中苏友谊医院他首先考虑的是以美国 John Hopkin 医院的一套来改造中苏友谊医院，企图把几年来苏联专家苦心培养的医院拖到资本主义的老路，来扩大他的地盘；但由于我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与群众的反对，他才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在一个展览会上招待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时，却必恭必敬拉拢私人关系；一个翻译同志向他提出意见时，他却大为不满，气愤膺胸，说这小鬼懂得什么。他无视苏联医学的伟大成就，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普通医生都五体投地。钟惠澜在资产阶级洋人面前如此奴颜婢膝，对社会主义苏联专家面前却神气活现逞英雄，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他的资产阶级的本能吗？

　　解放后，党对他的期望和关怀无微不至，不计过去的丑恶历史，在政治上和技术上给与最大信任，在政治上给他政协常委，在技术上尊敬他是国内第一流专家，本来他应当认真改造思想诚恳地为人民服务，可是他却狂妄自大，对党翘起尾巴来，甚至于有人称他是黑热病专家他都感觉到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自命为医学上的全能专家。

　　在整风运动中，党对他进行了多次教育，可是只做到表面低头，内心对抗，仍然死抱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放。例如，党为了支援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布置给研究室去周口店做黑热病和甲状腺肿的调查工作，却大为不满，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

　　（三）对我国医学事业中所起的恶劣作用  究竟这样的医学权威对我国的医学事业起了什么作用呢？他把持中华医学会为自己的地盘，扩大影响，拒绝吸收老干部和中医作会员，一定要维持中华医学会的“学术水平”，只有大学毕业的才能做会员，使中华医学会长期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也把持各种医学杂志，只有达到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文章才能发表，并且利用职权多发表或早发表自己的文章，使我国医学刊物形成一种歪风。例如，从南方寄来的血吸虫病皮肤试验的稿件，由于没有引用钟、翁二人的文章就感到气愤，而将文章压下来，自己赶做皮肤试验，然后一齐发表，并由翁大夫写了一篇“编者的话”来攻击对方。这种歪风已经使医学杂志脱离开“为人民健康事业而做的交流经验”的庄严作用，而成了资产阶级学者角逐名利的场所。

　　这样的白色专家除了发生阻碍我国医学的发展以外，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他是有名的黑热病的专家，但是解放后他对洧灭黑热病这样重大的任务贡献了什么技术力量呢？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努力挑剔毛病而已。

　　（四）对自己和下级干部的毒害影响  钟惠澜表面上声称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干部，培养后生力量，其实是想培植私人势力。在培养干部政策上他反对大量培养医学，反对培养中级技术人员，拒绝接受部队干部，反过来在他培养下的少数干部都受尽了毒害，走了只专不红的道路。在他直接培养下，我们正个研究室走的是资本主义的方向，远离了人民，为个人名利而工作。许多拒绝支援其他单位的信件都是通过我的手来写的。当时只知道服从这样一个“领导”，效法和模仿这位专家，以达到我个人的名利地位、向上爬的只专不红的目的，把我自己的前途与博取钟惠澜的赏识结合起来，与人民的卫生事业却对立起来。经过整风运动，在党和同志们帮助和教育之下，我认清了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认识到党的伟大力量，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新中国医学的灿烂前途，也更谈不到自己的—切。我现在坚决与钟惠澜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要使中国医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也坚决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同志们：钟惠澜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及也绝不是少数几个人，在座的同志们就有不少曾经对这位权威有迷信，只有破除这种迷信，我国的卫生事业才会发展的更快，在党的领导下也要和工农业一样的跃进。同志们！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共同拔掉医学界的这面白旗，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飞跃前进吧！

　　来源：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秘书处编《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汇刊》，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