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挂帅破保守，革新技术获丰收——中共谷城县委镇导小麦丰产的经验

　　<中共湖北省谷城县委员会>

　　湖北省谷城县处在北纬32度15秒，位于汉水上游，武当山东南角，海拔89．30尺。常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5．70度；七月份最热，最高温度达摄氏38．9度；一月份最冷，在零下16度；无霜期240天左右，早霜多在十一月中旬，晚霜直延到三月上旬。每年平均雨量1，000公厘，50％的雨水集中在七、八月份，而九、十、十一——三个月又多干旱，境内有平原、丘陵、山地三种地形，粉河筑河横贯中央；农业区划，可分为平原、河地、岗地、山地等种；土壤结构，平原多是两合土、油沙土、喝风土，河地多是漏沙、响沙和一部分冲积平原，岗地多是白山土、大黄土和鸡粪土，山区多是石渣土和黄沙土、死黄土。

　　谷城县的农业生产特点是：人多地少，劳力充足，基本上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各种作物生长，特别适合种植小麦。全县历年冬播面积35万亩左右，小麦就占243，000亩，其收成占全年总产量的25％以上。但在解放前，小麦的产量是不高的，那时每亩只收得百来斤，如果一亩能收到200斤麦子，就被人们传为奇迹。解放后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领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小麦产量才飞跃上升，1952年每亩平均产108斤，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53年为120斤；1954年亩产上升为160斤；1955年亩产达185斤；1956年随着合作化高潮又获得了大面积平均亩产252斤的大丰收；1957年虽遭受了水、旱、虫、风等各种较大自然灾害的袭击，但经广大干部群众的英勇奋战，大面积平均亩产仍达274斤，并出现了千斤丰产田444亩。

　　1957年冬播时，我们在农业合作化巩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几年来小麦增产的经验，从而更加增强了人们对于小麦生产大跃进的信心，使1957年抗旱播种的254，000亩小麦在1958年获得了平均亩产321斤的大丰收，其中千斤田7万亩，双千斤田208．75亩，亩产3，000—4，000斤的34亩，亩产5，000斤以上的3．37亩。同时还出现了千斤区一个，千斤乡、镇10个，千斤社89个，双千斤队14个。无论是总产和单产都比1957年增产许多。

　　为什么谷城县的小麦能够获得1958年这样飞跃的增产呢？从胡岗乡东升社的一个63岁的老社员石兴昌所编唱的一首歌子里便可找到答案：

　　老汉今年六十多，从小到老干农活，

　　见的世面也不少，这号麦子没见过，

　　多少年的老规矩，今年一下被打破。

　　往年犁无三寸土，今年犁了八寸多；

　　往年亩亩是撒播，今年亩亩改条播。

　　往年地里没啥肥，今年亩亩两百多（担）。

　　麦穗长来麦粒饱，每亩能收一千多（斤）。

　　这是共产党的领导好，这是合作社的办法多。

　　几年来，我们在小麦生产上虽使了不少的劲，有了些改进，但很不够。1958年在干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的基础上，我们又认真总结回忆了以往的经验，并参观学习了外地经验，狠狠的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 早动手，早规划，一早百早，争取主动

　　往年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由于缺乏经验，常常是水到现挖渠，造成被动。1957年为了吸取这一教训，争取1958年生产的主动。在1957年五、六月间就开始了冬播准备。在麦收之前，我们发现群众对适时早播、条播密植、深耕炕土等先进技术看法很不一致，说长道短的都有，于是连续组织了两次群众性的现场参观评比，在评比中，经过看、辩，算，认真地总结和交流了增产经验，鉴定了各种播种方法和下种量、下种期，用事实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同时通过群众性的大辩论，找出了小麦生产上存在的三大漏洞：一是下种不匀，苗稀，土地利用率不高，每亩平均只有十四、五万株；二是底肥不足，追肥不合理，有的地追的多，有的追的少，少数远地根本没追肥；三是后期管理环节抓的不紧，执行的不坚决，影响了小麦产量的提高。找出了这些漏洞以后，不仅克服了部分人的自满情绪，而且也给1957年冬播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为了挖掘增产潜力，堵死漏洞，增产更多的小麦，县委在秋收前，就提出了全县1957年冬播规划方案，交广大群众与干部讨论。接着在8月，分别在大山区、平原召开了两千多人的冬播大会，在这个会议上，采取了各乡、社先发言交流经验，开展鸣放争辩，最后由县委作总结的方法，从而系统地总结了几年来小麦增产的经验和教训。会议中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和组织典型发言，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大家自觉地批判了反映在早播、密植、深耕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反复讨论了县委提出的1958年全县种小麦26万亩，单产400斤，并创造五万亩千斤丰产田的跃进规划和措施。在讨论中争论很大，有的说单产太高，有的说我们的千斤规划是“抱着灵牌子亲咀”说鬼话。讽刺我们搞千斤丰产亩是“吹大气”。后经鸣放争辩和学习沈湾乐民社亩产一千多斤的高产典型，结合摆条件，找窍门，挖潜力，方才鼓足了大家的勇气，树立了实现这一规划、摘掉小麦低产帽子的决心和信心。随后，各乡、社又都按照县委提出的要求和本地实际情况，制订了自己的规划和技术操作规程。会后大家一方面动员各种宣传力量，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县、乡、社的冬播生产规划和措施，进行交底；另一方面又采取那里不通那里辩的方法，发动群众从总结小麦生产入手，开展技术改革大辩论，依靠群众民主制订先进可靠的生产规划。在制订规划时，社员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们便又组织了先进和保守两种思想的斗争，东升社规划1958年要搞几百亩小麦千斤田，当时不少社员听了都裂嘴，个别保守思想严重的社员就公开顶干部。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社员听说青年队长黄久富搞千斤试验，冷笑着说：搞“千斤”，只怕是“绊金”吧！面对这一情况，社分支部就发动社员总结已有的高产经验，找产量提高不快的原因，号召大家献策出计，实现千斤。在十几天的讨论中，通过摆事实、算细账、找窍门，终于克服了人们的保守思想，坚定了搞千斤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动手早，又采取了实地参观，反复辩论等办法，干部和群众思想大大解放，这就为搞好冬播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随着思想的解放，规划也制订的比较先进可靠，仅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就动员了十万多人积肥1，600万担，同时训练冬播技术员4，577名，推广双铧犁—千七百多部。真是万事具备，只等冬播。

## 领导亲临前线，措施一杆子到底

　　“生产”好比是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要取得这一战役的伟大胜利，必须要领导亲临前线具体指导，一贯到底的贯彻执行各项增产措施。从领导小麦生产来说，增产的几个关键性的技术环节不外乎深耕、密植匀播、施肥、苗期管理……等。但如何使每一个乡，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生产队都能从始至终的抓好这些环节，就是大问题。1957年以前，我们还是单纯的依靠“重点网”即通过层层训练的积极分子向社员传授技术，打通思想，发动和带领社员实现技术革新。1957年秋自学习了麻城县一杆子到底的领导经验后，才扩大了这个“重点网”，采取了县委分片包乡、乡干部包社、社干部包队，层层包干，实行包任务、包时间、包质量、包增产的责任制，一杆子到底的领导方法。这样作不仅能使新的工作精神，经过县委会讨论后迅速的由分工管各片的县委直接贯彻到乡、社、队，而且节省时间，解决问题彻底，其是一箭三雕。

　　一杆子到底，还表现在一环套一环上，指导生产要有预见性，解决问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紧紧抓住增产环节。沈湾乡在小麦生产上其所以能作到四个“百分之百”（即深耕施肥百分之百，密植百分之百，良种百分之百，苗齐苗全百分之百），根本关键就在于乡党委采取了一杆子扎到底，一环套一环的领导方法。搞深耕就预料到了播种上的问题，所以在解决深耕问题的会议上，就揭示了播种密植等方面的问题，群众管这种会议叫做“诸葛亮会议”。这种抓环节的方法，群众称为“九连环”、“连环套”。

　　1958年中共谷城县委为了坚决采用一杆子到底的具体领导生产的方法，在二月间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党代会议，专门作出了干部必须搞好五同、三带、五会、四到底的决议。五同就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想办法克服困难、同学习新的生产技术；三带：即带工具、带劳动手册、带头搞试验田（这一点已普遍作到）；五会：会宣传发动群众、会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工作、会做各种农活、会使用和修理新式农具、会配用农药和修理农械；四到底：即亲自深入到底、技术传授到底、把右倾保守思想反到底、带领群众一直干到底。全县1，916个县、区、乡、社党员干部，都彻底执行了党代会的决议，现在已完全作到五同、三带、五会、四到底的达1，341人，部分作到的459人，搞得不好的仅有116人。

## 干部搞试验，促进大生产

　　以往干部很少参加生产，习惯于指手划脚的叫群众做这做那，由于没有亲身参加生产，时常是主观主义的搞一套，群众意见很大，有的当面顶干部，有的背地骂干部是“老鼠掉在面缸里一张白咀”（只说不做）。傅湾乡新生活社给工作组一个干部贴的两张大字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张大字报写道：“×××，不干活，夜晚开会总是自个儿说，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到半夜还在说。有的社员打哈欠，有的社员提意见，他说再说一会也不晚，他还在那里往下说。……”另一张大字报上说：“种小麦，他主权，脸一红，眼一翻，他说我能干，看他的‘新经验’，种麦象排蒜，一沟一沟填，半天搞了几分田，麦苗出的稀把乱……”。过去象这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不但在县里下去的干部中存在，而且在乡社干部中也有，如胡岚乡七一社的社员讽刺不参加生产的社干部说：“×××的工分在嘴上（只说不做），×××的工分在床腿上（好睡懒党），×××的工分在腿上（好跑），×××的工分在田埂上（好站在田埂上指手划脚）”。由于干部作风漂浮，领导不扎实，各项生产进展很慢。但是自从中共中央发布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指示以后，干部作风很快就彻底转变了，从上到下都带头参加了生产。不过开始时有些干部对参加生产的意义不明确，有的怕参加生产，有的虽然参加了生产，也只是埋头做活，而不能通过生产实践更好的指导生产。针对这一情况，县委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了偏向。

　　为了更扎实的领导生产，在干部参加生产的基础上，1957年秋我们又学习了麻城干部搞试验田的先进经验，普遍建立了试验田。从今年搞试验田的结果来看，县委、区委及3，716个乡、社干部所搞的11，839亩小麦试验田普获丰收，平均单产达820斤，比一般产量高40％多。这些试验田的建立对于今年的增产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的初步体会是，种试验田的过程就是以先进思想克服保守思想的过程，也是发动群众的过程。三合社在去冬今春搞深耕，分层施底肥，宽幅条播密植，追肥，抗旱保苗等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中都遇到了以陈道银为代表的保守思想的障碍，但通过干部搞试验田做出样子，请大家来看，来批评，来辩论，叫试验田说话，叫群众说话，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比如在阴历年时，社的麦子发了黄，连试验田也不例外。陈道银和朱国蕴唱对台戏，他也搞了一块试验田，他是反对密植坚持稀植的。这时他一看这种势头，又来“劲儿”了。他唱着一首俏皮的顺口溜：

　　“不怕你的密，

　　莫看我的稀，

　　稀麦子还要坐上席……”

　　很显然，陈道银把麦苗发黄归咎“密植”是有用意的，但他是站不住脚的。朱国蕴沉住了气，到共同社打听，那里正在发动群众追肥和抗旱。她弄清了麦苗发黄是由于缺肥和受旱所致的原因后，便首先在试验田里追了肥，浇了水，这样一来麦苗很快转青了。当即召开了现场会议，就地讨论麦苗发黄到底是啥原因，如何解决？通过现场参观，反复辩论，统一了思想，驳倒了陈道银，于是全社迅速掀起了抗旱救苗和追肥提苗运动，一个星期以后，麦苗普遍由黄变青，恢复了正常状态。

　　搞试验田也是武装干部，丰富领导经验，促使干部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最好形式。胡岗乡支部书记邬士善同志说得好“我们过去领导生产是外行，还不愿学习，说的多做的少，引起群众很多反感。如今参加生产，自己亲自搞试验田，学会了技术，指导工作也比以前大胆了”。事实也是这样，乡干部王道勤过去不论到那个社人家都只嫌他不走，说他是个无用的人，不会领导生产，可是经过亲自搞试验田后，他熟悉了生产，懂得了技来，领导生产有门了，受到了社员的热烈欢迎，并成了乡基层委员会最得力的干部之一，最近乡支部常派他去负责改造三类社。由于干部搞试验田，作风大有转变，群众普遍反映说：干部搞试验，革新带头干，能说能作领导好，增产规划定实现。

　　在搞试验田的方法上是好地、坏地、旱地、水田、岗地、河地全面试验，既树立了典型，又是回击保守主义的铁证，并更有力的促进了小麦生产全面跃进。在形式上，大体有这样三种，一种是领导与技术干部相结合，二是干部与社员相结合建立试验畈、试验区，三是干部自己组织起来搞试验。不管那一种形式，它都体现了政治与技术、领导与群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个别与一般相结合这一共同特点。因此它对促进生产和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搞试验田，这一点我们已经搞得很好。相反的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克服，沈湾乡群众性的搞试验田的作法应当是我们全县各乡、社学习的榜样。这个乡不但党员、团员、干部搞试验田，而且老年、妇女、“红领巾”也都搞试验田，特别出奇的是五保户也搞了试验田。七十一岁的老奶奶刘淑兰所搞的一亩小麦试验田亩产二千零二斤四两。

## 击擂鼓，搞竞赛，看谁占鳌头

　　开展竞赛评比是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之下，先进和落后的变化是异常快的，因此要不断的组织群众性的竞赛评比，达到表扬先进，推广经验，鞭策落后，不这样，生产就会停滞下来。要知道，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今年被称为先进的人物或集体，如稍“马虎”一点或麻痹一点，稍微自满一点，明天就会失掉先进的称号。反过来说，暂时落后的人或落后的单位，只要鼓足干劲，多想办法，急起直追，力争上游，很快就可以获得先进的称号。这是一条真理。我们在生产中紧紧的抓住了这一条真理，从而大大促进了先进与落后的互相转化。使生产由一个高峰跃向另一个高峰。竞赛评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这里只讲几个例子，胡岗乡有一年轻的姑娘，她名叫朱国蕴，是三合农业社的社主任，这个社土质等条件都不大好，以往生产很落后，朱国蕴同志对此很着急。为了改变落后状况，在去年七月间，县委召开的冬播会议上，朱国蕴和她的战友们经反复商量要同土质等条件较好，素称重点社的共同社提出挑战竞赛，要决心在小麦生产上赶上共同社。土质不好的社要赶上土质好的社，是一般的人不敢想的事情，因而，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共同社听说三合社要赶上他们，便轻蔑地微笑说：“你想一年赶上我们，我让你三年也赶不上。”朱国蕴和她的战友们及全体社员们听了这话很呕气，于是都鼓足了干劲，想出了各种办法，“比”着共同社朝前“赶”。经过紧追急赶，虽然三合社在小麦单位产量还略低于共同社，但是，应当说三合社已基本上赶上了共同社，因为三合社的人并没有借口说本社的“土质不好”而自甘落后；恰恰相反，他们不认输，他们要赶，他们认为只有落后的思想，没有不可改良的土壤；他们坚信，只要干劲大、办法多，土质不好的地方，在农业生产上也可以赶上和超过土质好的地方，这种精神就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的猛不可当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这种势如破竹的风格，雄伟的气魄，不仅表现在社与社之间，也表现在乡与乡、队与队、组与组、人与人之间，这里再谈一下沈湾乡先锋社两个青年试验小组所开展的一场生动激烈的擂鼓战。

　　徐道清和龙光德两组毗邻，徐道清小组有常守亮、常守元等人，龙光德小组有常怀亮、常恒聚等人。两组试验的土地地界相连，条件相同。展开竞赛交锋是从1957年秋天开始的，试验的都是棉花，比赛的结果徐道清小组试验的棉花亩产皮棉170斤，比龙光德小组少收皮棉50斤，败了第一阵。棉花试验败阵下来，徐道清小组个个心焦火辣，蹩着一股劲，表示要在麦季试验中一定超过龙光德小组。徐道清小组一商量，暗地订了个计划，要叫小麦亩产二千斤。犁地时开始就犁四寸半，犁第二道就犁到七寸，并且犁得很好，这样一来，徐道清小组以为这回会打龙光德小组一个“冷不防”仗，可是没想到龙光德小组在犁第二道地时采取交叉犁地法，把地整得更好。徐道清小组看后发了慌，赶紧改变了战术，采取套犁深耕达到九寸，扭转了整地不如龙光德的局面，在犁第三道时，龙光德虽然采用了套犁，但深度要比徐道清小组浅半寸。

　　两个试验小组的试验地都犁了五道，横直耙了五道。每犁一道下一次底肥，平均起来每组所上的底肥不论是数量和质量都不相上下。

　　势均力敌，两个试验小组生产一直是平衡的向前发展着。说话都保持谦虚，并互相传播经验，生产起来却全力争先不让。经过一场连续性的紧张战斗，两个小组的麦子都长得十分可爱，分不出高低。不料小麦刚扬过花，遇到了一阵大风，徐道清试验组的小麦因管理的好，—根没倒，而龙光德小组的麦子因管得差劲，倒了三分之二。一个意外的打击使龙光德小组的小麦落在徐道清小组的后面了。龙光德以1．45亩小麦亩产3647．11斤的成绩败于徐道清的1．77亩小麦亩产4，689．12斤的高产纪录。

　　事实证明，这种互相比、互相赶，比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确是促进生产大跃进的最好方法。除此以外，我们还采取了夺红旗、保红旗，胜者得旗，败者送旗；分段评比记账，按季节按年总评，好的表扬奖励，坏的教育批评，严重者给予应得的处分等多种形式，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评比竞赛，从而使生产不断的飞跃前进。

## 大检查，大促进，大字报冲锋陷阵

　　定期检查，定时参观评比，是宣传典型，推广典型经验和消灭落后、促进生产平衡发展的好办法。我们从小麦播种到收割结束，共组织了两次全县性的生产大检查，第一次主要是检查播种进度和质量，第二次着重检查齐苗全苗和田间管理，为了充分发挥大检查的效能，在每次检查之前，都是及早把检查内容和方法用报纸和广播、电话通知到乡、社，由干部领导群众广泛讨论，并提前开展以乡或以联社为单位的小型检查，促进生产，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县性大检查，这样作效果很好。

　　大检查的形式大体有两种，一是由县委统一领导，组织分团分片分乡检查，再一种是乡与乡、社与社、队与队交叉检查评比。不管是那一种形式，共同特点是走马观花与下马观花相结合，普遍检查和重点抽查相结会；其方法都是亲自下社下队深入田间，深入现场，边检查，边议论，边评比，边发动群众鸣放辩论，边布置下步工作。这样作的好处是：不但能发现新的典型，及时推广先进经验，有效的鞭策落后，促使生产更平衡的发展；而且这种深入具体的大检查，实际上就是一次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这种生动有力的自我教育最能发挥作用，每次检查以后，干部群众一致反映搞一次检查比开无数次会还要管用。特别是被检查的乡社更是见效。沈湾乡去年的春天还是个二类乡，那时各项生产搞得并不出色，当年小麦平均单产只223．5斤，今年经过县的几次大检查和乡的六次大检查，一环套一环的抓好了各个增产环节，如今却一跃而成了全县最先进的乡。小麦平均单产达1000斤，并出现了双千斤队，特别值得庆幸的还出现了3，000斤以上的高产田55亩，4，000斤以上的7．7亩，还有0．82亩地亩产达5，459斤14两，各地来参观的人给该乡取了个名字叫谷城的“麻城”。

　　检查中开展评比，推广先进经验，最好的形式还莫过于大字报。它的形式简单，内容新颖，作用很大，贴到那里那里变样。比如傅湾乡新生活社在县委举行的第一次大检查时，他们的小麦长的很不好，当时检查团给他们贴了几十张大字报，评了个二类社，有一张大字报上写道：“新生活社真不错，麦子搞的洋条播，稀稀拉拉苗不齐，肥料上的也不多，希望你们快加油，争取每亩收一千多（斤）”，大字报贴出以后，社干部和社员们读了都很呕气，在集体荣誉感的鼓舞下，大家都很着急，恨不得马上把二类社的帽子摘掉。干部为了改变落后局面，一面检讨，一面发动群众献策出计，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要决心发奋干，争取当模范。于是一个空前未有的规模巨大的补苗、追肥、锄草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了。不几天苗补齐了，肥追了，草锄了，麦苗也由黄瘦变好了。收获的结果平均亩产达700多斤，还成了水田区小麦生产的一面旗帜。胡岗乡东升社因为麦子管理的好，苗齐苗壮，在乡的第三次大检查时，检查团送给了他们一张表扬的大字报：“东升社各个队，社员干的真积极，苗子长的壮又齐，我们参观来学习，希望你们加油干，争取小麦考第一。”这张大字报给社员一念，社员们劲头更足了，都说：“我们不能骄傲，还得使劲搞，争取下次再贴一张红纸的（即表扬）”。这一天社员们连夜进城积肥4，000多担，第二天又开展了追肥，他们的口号是：大干，持干，坚决不让麦苗落在别社的后面。友谊社麦子管理不强，检查团给他们贴了一张批评大字报，上面写道：“龙主任，请问你，你们的千斤在那里？苗子不齐你不管，放着肥料不下地，别人干劲冲破天，你们好象没朝气，要是不快改过来，群众定不答应你。”这一张大字报使龙主任面红耳赤，羞愧地也写了一张检讨大字报：“代表们意见很正确，这个错误全怪我，请代表下次来检查，改不过来再找我。”当晚他就召开社员大会，念人家批评的大字报，读自己检讨的大字报，叫社员讨论。社员梁明有说：“生产没搞好主任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不能光怨主任一个，这次主任受了批评又检讨了，还作了保证，我们也得积极行动起来快点搞，争取下次落表扬得红旗。”第二天200多人连夜挖苗补栽，五天时间将200多亩缺苗地全部补栽完毕，使每亩由27万株增加到35万株。苗子栽完后，接着又上了一道水粪，锄了一道草，因而麦苗越长越好，这些事实证明，大字报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人们只要高举这一武器，就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使生产更深入广泛的开展。

　　全县在这二次大检查评比中，共贴出大字报13，800张，提出意见24，000多条，这些意见对全县小麦大面积丰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促使全县八个三类乡，112个三类社迅速得到了转变，其中成为一类乡的3个，一类社的43个。

## 思想插红旗，生产步步高

　　在前进的道路上，先进和保守思想的斗争是不会间断的，生产中最大的困难是有落后保守思想的人常常扯我们的后腿，这些人看不见新生事物。他们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缺乏嗅觉，对别人的成绩老是半信半疑，对自己办的事业则以稳当、慎重为借口，迟迟不前。当我们见到这一情况时，就有意识地开展了两种思想的斗争，并贯彻到各个生产环节中去，经过看、辩、算，有效的解决了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断革命，共同提高，互相促进的目的。

　　先进和保守思想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领导组织形式多种多样的、内容丰富多采的思想大辩论。这种辩论是一种说服的艺术，是新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只要很好地运用这一方法，就能发挥群众的智慧，战胜困难，赢得胜利。1958年我县小麦之所以能获得飞跃发展，就是因为紧紧的抓住了每一个环节，深入广泛的发动群众，开展了那里不通那里辩，那里不通那里算的群众性的大辩论，使小麦增产运动变成了群众的实际行动。

　　沈湾乡的事实就是一个显明而生动的例证。这个乡从制订规划开始，直到播种收割，一直是通过辩论来破除迷信逐步解决思想问题的。去年乡基层委员会向全乡党员、团员、干部和群众提出了学习全国劳动模范蓝世江12亩小麦亩产千斤的经验，响应更大增产的号召，当时虽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也遭受到不少保守主义者的反对，说什么水田不行啦，岗地不行啦，土质板结不能深耕啦，密植不长啦，肥料不足啦等等。就是和蓝世江一块创造亩产千斤小麦的马开金也说“十个指头有长短，树木琳琅有高低，想搞大面积丰收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根据这些思想，用回忆对比算细账的办法开展大辩论。通过辩论好坏典型，对于“条件论”者是一个有力的打击，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决定增产的因素不是条件，而是解放了思想的人们，只要思想解放干劲足，就能获得大增产。通过这一辩论，坚定了大家实现小麦生产跃进规划的信心。

　　经过这一斗争，保守思想并没有被彻底清除，它还在某种情况下又反映出来，乡基层委员会预见到这一点后，就在抓每个生产环节时放手发动群众，随时随地的开展思想大辩论，使各个生产环节紧紧相扣，一贯到底。比如在深耕整地这个环节上，乡基层委员会提出要用套犁深耕，逐渐加深耕层，横直交叉整地等办法搞好深耕整地，可是保守主义者却偏偏反对，说什么“犁深了不长，小面积可以，大面积不行”，乡社针对这一思想，便又组织了“犁深了长不长？”的大辩论，通过辩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掀起了深翻热潮。为了更加彻底的把深耕作好，一方面推广了128部双轮双铧犁。另一方面又在整地中，固定专人整地，小组长带上尺子，犁的不够深度，就地辩论解决。就这样，全乡都实现了深耕计划，深耕一般都在七寸左右，最深的达九寸。劳动模范蓝世江的另一经验是增加种量，密植匀播，保证全苗。但在全乡普及过程中，星光社第七队队长王桂发，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搞稀植撒播。乡支部抓住这个典型，召开了一次乡、社干部四百多人的辩论会，并组织全乡群众讨论王桂发思想。经过辩论，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实践中，又创造性地发展了播种方法：有交叉条播，四·六寸宽幅条播，四·四寸等距条播，三·三寸窄幅条播等。

　　冬播结束了，与保守思想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田间管理上仍是一个大的交锋。当时全乡很多麦苗长得象被套一样，锄头就伸不进去，有些好心的人们就直嚷嚷：“这长到后来如何得了？不烂也倒，别想再吃馍馍。”乐民社妇女吴月英到地里唱：“社里黑良心，不敬活神敬土神（意思是没有把麦种分给人吃，种在地里糟蹋了），若多分给我们麦子吃，干起活来多有劲”。社里技术委员走到地边，社员们问：“马委员，麦子长这么厚，锄不成咋办？”马委员想：“去年千斤亩也没这么密，今年大面积的密，莠了根咋办呢？”于是，他叫社员：“锄去一部分，并说锄了有我！”社员们一听就呼呼地把几亩麦子苗锄掉了很多。乡支部抓住这个典型，又在全乡开展了大辩论。辩论的结果，群众说：“无土打不起墙来，没有麦苗就不能多收粮”。从而全面彻底的贯彻了保苗、保株、保穗、保粒、保丰收的五保增产措施。山区百万富翁社所以能在瘠薄的山岗地获得大面积丰产，根本关键也在于他们紧紧抓住了辩论这一环，使思想插上了红旗。

## 大闹技术革命，抓紧六大增产环节

　　获得小麦大面积丰收，除政治挂帅外，还必须加强技术革命，抓住各个重要增产环节，开展技术改革。

## 一、破迷信，革旧习，深耕坑垡办法新

　　小麦增产的重要关键就在于犁好地，保好墒。过去在这一点上抓的并不好，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受了“犁无三寸土，碗无二寸半”、“犁深了翻黄不长”等保守思想的局限，二是未采取随犁、随耙的办法抢墒整地，常常是收割了很久才犁才耙。日子过久了，土地板结，既不易深犁（一般都只犁了三寸左右），又减少了地墒，而且播种后苗出的不齐不壮，产量自然也就低劣。为了打破浅耕旧习，搞好深耕细犁，碎垡坑土，我们在去年冬播前就响亮的提出了“黄一块收一块，收一块犁一块”“深耕坑地如上粪，坑地保墒把产增”的行动口号。并广泛地发动群众学习沈湾乡乐民社创造的纵横深犁，碎垡坑土保墒抢种，亩产1，056斤的高额丰产经验。反复讨论了深犁细耙、碎垡坑土的好处和浅犁粗耕的坏处，在贯彻思想发动的基础上逐社制订了整地保墒的技术操作规程。一般是秋作物收获后，随即浅犁一道（3—5寸），等晒白皮之后，平耙一遍；坑五、七天后，再横犁第二次，耕层加深到4—6寸；第三、四道逐渐浅犁，把冷土翻下去，庄稼不发旺。这样深耕的好处是：地犁的深，坑的透，能促使小麦扎根深，生长发育健壮。因此社员们总结深耕的好处说：“深耕是个宝，增产吃不了，土松扎根深、杆粗、穗大粒又饱。”

　　事实也的确如此，全县五万亩千斤丰产田，平均深耕均达七寸以上，一般的也都在六寸左右，高产五千斤的丰产田深耕还达一尺二寸。所以丰收后社员们歌唱说：“麦收千斤不为难，深耕要达七寸半”，麦苗根深养料足，保证闯破千斤关。”

　　深耕细犁是保好墒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必须坑土保墒。这是1955年劳动模范宋天太创造的。以往常常因为大坑垡，不保墒，麦子出苗很不齐崭，特别是岗地，一亩地难出二十万株。自全县普遍推广了宋天太创造的小坑土以后，基本上解决了抢墒这一问题。因此1957年冬播不论是岗地、平原、丘陵、山地均普遍推行了条播化，这就是1957年冬播能够种好的重要原因。

## 二、抓住季节，密植匀播

　　“冬种一日，夏种一时”抓不好季节就会减产，这是农民多年经验的结晶。特别是小麦，如果播种不适时，过早、过晚都会造成减产。但是，以往由于群众普遍存有“三个月种，一个月收”的拖拉习气，播种季节总是掌握不准。合作化后，虽然有所改变，但仍没有完全作到适时播种，因此麦子出的稀密不匀。1957年冬播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一条是我县小麦不能摘掉低产帽子的根本原因之一。吸收这一教训，1957年冬播本着“抓住一季早，两季产量高，一季抓不好，一年就糟糕”这一先进经验，提前三个月作好了冬播一切准备，并认真鉴定了不同地区，不同茬口的播种期。

　　谷城气候的特点是阳历七月半到八月初雨水大，造成土地板结，八月以后，又常是秋旱接冬旱，这时如果不抓紧时间整地播种，就会造成种不上的危险，因此播种时间必须适当提早，但必须因地制宜。平原地区地少劳力多，气候温和，地下虫害多，不宜过早，一般在寒露后播种，霜降后五天结束；丘陵地区，地多劳力少，低温季节来的早，麦子出芽较慢，灾害隐藏的也早，应比平原提早十天播种，霜降前结束；山区气候寒冷，麦子发芽慢，应按照白露种高山，秋分种低山，寒露种平川的规律播种。根据这一总的要求，各乡、社也都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安排了不同土质的播种时间。胡岗乡八一社为了更好的掌握播种期，曾作了一个专门调查，这个社处于平原地区，调查的结果，凡寒露后三天播种的无效分蘖占54．25％，后七天播种的占35．4％；霜降前五天播种的无效分蘖占22．2％，后五天占23．7％；立冬前两天无效分蘖占38．57％，后两天占31．78％。显而易见，在这个地区霜降前五天播种最为合适，过早过晚，都要或多或少造成损失。1956年这个社就因为种得过早（寒露后三天开始播种的），入冬普遍拔节，因此本来应该收500多斤的（单产），结果只收了300多斤。这就说明适时掌握播种期，将所有小麦尽可能在适合期内播种，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因为遇到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播种，宁可提前，也不能推后。

　　在播种方法和播种量上，1957年的冬播与过去也大有改变。以往多是采取撒播、点播和一般的条播，下种量每亩也只不过七斤到十斤，群众刻画这种播种方法是：“种上七、八斤，收上百十斤，人还未吃饱，仓就空了底。”事实也是这样，凡是采取这种播种方法的小麦产量都不超过400斤，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一般都只在10万株左右，株数太少就不能高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取掉小麦低产帽子，我们便学习了郧县张天书的宽幅条播，经过多年的重点试验，确实是摘掉低产帽子的重要关键。所以1957年冬播就全面实行了条播化，并将宽幅条播进一步发展成了四·四寸等距条播、交叉条播。下种量也大大增加，一般都在20斤到30斤，最多还达到了36斤。这样，出苗后最低都在30万株，株数多，产量自然也高，不过必须注意匀播密植，宽幅条播用手撒不易掌握匀度，因此大部分社都采用滚播器播种，如果是麦茬棉花地，就采用宽幅条播，交叉条播不能锄草，就采取冬耙的办法，一般在旧历年前耙地二、三次。

## 三、人靠饭来铁靠钢，庄稼靠着粪水长

　　“人怕胎里瘦，苗怕根不肥”。施足底肥，是保证麦苗生长发育和平衡增产的重要措施。底肥足了，麦苗出土后就能抓住肥劲，使根系发育健全，一股劲的往上长，排芽多，有效分蘖也会增多。但必须注意底肥一定要多于追肥，以免倒伏。傅湾乡新生活社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同样的两块地，耕作方法一样，施肥量一样，但由于底肥与追肥比例不一样，产量就大有区别，底肥用量达50％以上的，比用底肥占20％的秸秆高，穗子长。以沈湾乡为例：凡是3，000斤以上的高产田都是把80％以上的肥料作了底肥，因此尽管麦子那么密，麦子生长那么好，后期遇到几次大风暴也没倒伏过。但这并不是说底肥施的越多越好，而是说应有个适量的标准。根据我们这几年试验的结果来看，平原地区人多肥广，地不保肥，素称“老来穷”可以多上一点肥。有条件的地方分层施足底肥，每犁一次用一次肥，使整个土层都保持有肥，同时也改良了土壤。沈湾乡先锋社妇女王秀英试验的1．82亩灰沙土高产达3，974斤，根本关键就在于她们采取了分层施底肥的办法改良了土壤。据初步调查，施底肥量应占总用肥量的50％以上。丘陵区人少地多，肥料不足，土质粘重，保水保肥，应以施足底肥为主，底肥可占总用肥量的75—80％。今年全县26万亩小麦每亩平均施底肥均在一百担以上。

　　为做到“巧做庄稼巧上粪”，几年来各地创造了三看追肥法，即是：看土质肥瘦，看麦苗生长情况，看肥料性质，掌握勤施薄追，分期追的原则。如果不这样管理，头类苗也会变成三类苗。开始叶子黄，发展到秆子黄，最后就死掉了。群众收“坐蔸、“缩头”，又叫“败劲”，也就是无效分蘖。1957年八一社有一块60万株苗子的地，由于后期脱肥，最后降成16万株了。另外还有一块10万株的三类苗，由于后期管理的好，追肥及时，又发展到30万株了。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后期管理的重要。从肥料性质和土壤结构来看，粘性重的大黄土、鸡粪土，以施渣滓肥和猪、牛粪好；石渣土瘦包土，土质瘦薄，地温低，保肥力差，以施氮性塘泥、墙土为好。从麦苗生长需要来看，底肥顶好施氮、磷、钾混合肥料。头次追肥以水粪为好，二次以保暖性的渣滓肥为好。从施肥时间上来看，一般应掌握：头次追肥在麦苗出来一月后施用下去，帮助麦苗排芽发蔸；二次追肥在大雪前后，以盖肥保苗，增加地温，满足小麦分化期的需要，以增加有效分蘖。这两次追肥是基本的，若肥料充足，而且苗瘦弱严重，在春分前后三、五天再追一次含磷钾性的速效肥料，以帮助小麦起饱米壮粒的作用。1958年全县26万亩小麦，按着上述作法普遍都追了两道肥，其中追三次肥的有166，259亩，追四次肥的有39，645亩。全县小麦总共追肥3，703万担，平均每亩120担，加上底肥，每亩施肥达220担。超过1957年总施肥量的一倍。因之麦苗生长比任何一年都要茁壮、整齐。

　　同时，为了保证大面积的麦苗茁壮，在苗期我们还不断的进行了麦苗排类，一股劲的找缺点，开展“小苗赶大苗，瘦苗赶胖苗”的齐苗运动。我们的口号是“保苗、保株、保穗、保籽粒，逐块检查，巩固一类，提高二类，消灭三类”。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经常参加积肥追肥的干部与群众达35，000人，有了这一强大的追肥大军，就有力的保证了全县小麦生长中的60，500亩三类苗得到彻底转变，奠定了平衡增产的良好基础。

## 四、破常规，移苗栽，每亩保证三十万

　　1957年冬，虽然普通推广了条播密植，增加了种量，但由于播种时久旱不雨，很多都是抗旱播种下去的，易出现缺苗断垄现象。因此，为了做到齐苗全苗，争取每亩麦苗达30万株以上，我们就按照“有苗不愁长，无苗那里想”的老实话，在冬播快要结束时，号召各社利用空闲地育了40万斤种苗。后来各乡、社检查缺苗子现象也确实严重，据当时排类，全县每亩苗子达40万株以上的有38，941亩，30万株以上的有103，643亩，最少的每亩只十六、七万株，苗子不齐，对实现平均亩产500斤的规划是个很大的危险。于是便迅速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查苗增株运动。但由于移苗是件细致的工作，群众都不很习惯，特别是在他们认为麦子已经够密了，再叫移栽更有点恼火。据此情况，我们便采取了大辩论，算密植增产账，干部带头，实行六定（定行、定人、定块、定成活率、定株、定工分）等办法进行移苗补栽，使每亩都平均在30万株以上，并达到了保苗、保栽、保活、保丰收的目的。

## 五、全面加强田间管理

　　往年在小麦生产上常常是前紧后松，1958年为了充分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搞好小麦生产，更快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认真克服了过去前紧后松的毛病，加强了田间管理，建立了专人管理的责任制。就是结合三包四到田把小麦管理定到户和个人，实行定人，定地块，定工分，定株数，定产量和定奖惩的责任制，从而大大的激发了社员田间管理的积极性，全县29万多亩小麦，除补齐了苗和上了足够的肥料外，全部麦田都中耕了三次，消灭了杂草，保证了麦苗的正常生长，田沟也都起了两次。田河乡的4，900亩小麦起了三次沟，完全避免了小麦受渍发黄，同时各地对鸡行地和远地也都固定了专人管理。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由于春季气候暖和，地下的土狗子、黄夹子虫都出土，危害根部和秆部，同时也易发生麦蜘蛛和蚜虫。我们防治的方法：对麦蜘蛛用“666粉”0．5％和“1059”药液喷撒和喷雾；治土狗子和黄夹子虫用麦麸掺香饼拌上药剂在麦沟中诱杀，效果都好。在防止倒伏上主要有三个办法：(1)过了春分每天早上赶露水，以减轻压力；(2)分含苞、扬花、结籽三个时期用过磷酸钙进行三次(每次二斤)根外追肥，以硬秆饱粒；(3)适当割一些麦叶子。今年由于风雨灾害所致，部分特别密的麦子，倒伏了一些，但后来都被抢扶过来了。

## 六、积极推广小麦良种

　　全县推广的“南大2419”良种，在同样的条件下，能比当地原有种子增产三成到五成。从1953年重点试种以后，就大力进行了繁殖推广工作。1954年只有547亩，1955年就发展45，042亩，1956年推广到124，181亩，1957年就突然增到204，044亩，1958年除少部分地区采用“2905”和其他品种外，有20万亩都是纯粹的“南大2419”。

　　1953年引进“南大2419”良种之后，由于忽视了继续培壮工作，降低了良种纯度，出现了严重的退化和混杂现象，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性状，群众普遍反映说：再过两年不选种，就会成“乱打24”了。从这时起各社都开始认识到选种工作的重要性，并普遍建立了留种地，采用了块选、穗选等办法，保持良种纯度。

　　同时，我们在推广良种上还注意了因地制宜。过去，因为忽视了因地制宜，有千篇一律的偏向，有些适合各地特殊情况的好种子，也被排斥了，改成了“2419”，反而减了产。有些地方原来是打算利用不同的品种，来调度收割季节的，但因为全部采用了“2419”，一黄遍地熟，出现劳力紧张的现象。1956年烂麦很多，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从1957年起我们就重视了这一工作，积极地扭转了这一偏向，因而大大的发挥了良种的增产效果。它的特点是产量高，麦秆粗壮、穗子大，从1958年实打情况看，一般都在30粒左右，最大的还有100多粒，不仅穗子大，籽粒饱满，而且粒子的重量也与以前有所不同，过去是15，000粒一斤，今年却只要13，000粒一斤，沈湾乡乐民社的高产田仅9，300粒就够一斤。由此可见选好种，保证良种的纯度在小麦增产中也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 农业增产，潜力无穷

　　上述事实说明，低产与高产的根本关键并不在于自然条件的差别，而是在于思想上的差别。思想不能解放，不能从陈腐的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就不能跃进，就不能把低产变高产。相反的，如果思想解放了，就能大胆地想、大胆地干，就能改造自然条件，把不利的自然条件改变为有利的自然条件，把低产区变成高产区。

　　1958年我县小麦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但是增产并未到底，潜力仍很大，漏洞还很多，比如深翻土地还搞的不够，底肥还上得太少，下种量还显得不足，管理方面也还有一些缺点，特别突出的是产量很不平衡，高产有5，000斤的，低产的只两、三百斤。高产的还可以再高，低产的也可以迅速的追上来。如果高产的再上一层楼，低产的都追上来，那全县小麦就能获得平均亩产两千斤甚至更高的产量。在过去人们没有看见过双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不仅不敢搞双千斤的试验，连想也不敢想。现在亲眼看到能产双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后，大大的解放了思想。如果到1959年，克服了上述那些缺点，那么，小麦亩产量还能高多少呢？随着水利、肥料、土壤、种子等基本条件的改善，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农业社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到将来，一亩地到底能够打多少小麦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我们在今后的农业生产实践当中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有可能也应当对于这些问题提供比较好的答案。

　　无数事实教育我们，只要听党的话，敢于破除迷信，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就一定能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较短期间内实现全县小麦亩产双千斤，并争取创造更大面积的高额丰产，使小麦由低产作物变成更高产的作物，从根本上摘掉我县的低产帽子。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关键问题在于党的领导，在于领导和群众结合，更好地执行鼓足干劝、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并在全民整风运动的基础上掀起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高潮，进一步地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1958年9月）

　　·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