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阶级医药权威的典型人物—苏德隆

　　<上海第一医学院、俞顺章>

　　（主席团，代表同志：）

　　根据几天来大会的发言，和大字报的揭发，我表示完全同意，并拥护大会所提出的“破资产阶级医药权威，立无产阶级卫生志气”的方针。这个方针对我们上海第一医学院来讲也是非常必要的。上海是一个资产阶级医药卫生专家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上海一医更为集中，在医药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今天，他们的障碍作用更显得突出。

　　我今天要在这里揭发其中典型人物之一苏德隆教授，他以血吸虫病“权威”自居，在近几年来，一贯对抗党在医疗预防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他以资本主义垄断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这里，我将苏德隆教授的言行，揭发如下：

## 一、对抗党对卫生事业的领导

　　苏德隆说：“卫生部是一群不懂业务的外行；加上一群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苏联专家”，因此制定的方针政策就不重视“预防为主”。他说：“卫生部的招牌是预防为主，却不叫人搞预防为主”。他又说：“卫生部主要是外行多，内行少”。他狂妄地宣称：“卫生部没有专家，可以拆掉一个医学院来加强卫生部”。我们只要听了他这一段话以后，就能体会到他如何处心积虑地对抗党对卫生事业的领导。

　　苏德隆在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中，处处与党对抗，他曾说：“几年来，血防工作没有能控制新感染，钉螺范围在扩大，病人在增加”，又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看不见统帅，党的领导不听‘专家’的意见”。

　　而事实怎样呢？我们就以血吸虫病预防工作来谈，中央提出“既要积极治疗，又要积极预防，要实行综合性的防治措施”。并且同时强调指出“血吸虫病防治办法，必须坚持有利群众的原则，指出消灭钉螺方法很多，应该因时因地制宜”。而苏德隆所强调的“党不听专家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呢？苏说消灭血吸虫病，要以灭螺为主，要以化学灭螺为主，化学灭螺就是以砒酸钙和亚砒酸钙为好，而砒酸钙和亚砒酸钙是他苏德隆所提出的。显然，这是在消灭血吸虫病上，是否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是否符合多快好省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当领导向苏提出意见后，他仍然私下以哥白尼自居，他说：“哥白尼死后几十年，他的学说才为世人所公认，而我还是等着瞧吧！”他就这样的坚持反动立场，与党较量。事实上如果按他的办法进行，即以资产阶级所习用的突破一环消灭血吸虫病的办法，必然会为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引向束手无策的深渊中。

　　由于党的英明和果断，采取了从群众利益出发的综合性措施，采取一切有效的预防办法，治疗病人，抢救劳动力，才取得了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

　　我们知道，血防工作是由党中央九人小组领导，各级党组织都有领导小组，为什么苏德隆看不到党的统帅和领导呢？真是抹杀事实。

　　正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因而取得了空前的成绩，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数字来说明到底血吸虫病控制住没有；钉螺范围扩大了没有。

　　截止到8月5日统计，由于全国采取了高工效治疗，已经治疗病人207万4千多人，灭螺2至亿34多万平方公尺，出现了基本无螺县市14个，基本无螺乡810个，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县市96个，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乡（镇）297个，并且出现了像江西余江一样的根除血吸虫病县7个。再如有苏德隆亲自参加的上一医青浦消灭血吸虫病试验田，如按苏德隆的估计至少需要三年，但实际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青年同志的努力，以及群众情绪的高涨，只用26个月的时间，就把青浦一千多万平方公尺的钉螺基本消灭，三万多只粪缸基本管好，8万多病人治疗完毕，这些工作连苏德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书记亲自挂帅，发动了群众而得来的。

　　苏德隆还一贯反对党在卫生工作上的群众路线，突出他个人“专家”的作用，他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他反对党在血防工作上发动群众。结合兴修水利挖土埋灭螺，他说这是“人海战术，一点也不科学”。他指责群众说：土埋不合规格，而自己却又拿不出本领来进行现场指导。他还反对发动群众除四害、讲卫生的工作，他说上海700多万人轰了一天麻雀，结果合算起来要合好几角钱一只，他说这是“劳民伤财”。他以“四害除不尽”的论调，反对党在除四害讲卫生工作中广泛发动群众的作法。这次展览会的材料和全国各地活生生的事实，已经有力地驳斥了他这种谰言。

　　在党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大跃进形势下，他采取污蔑的态度，说：“你们一阵子热热闹闹，一阵子又冷冷清清”。当一位第三年的年青助教向苏德隆提出科学研究工作跃进不够，研究题目数量太少时，苏竟起而反击说，要与年青助教比高低。当党提出要学习抢救丘财康事迹，展开共产主义大协作时，他说：我体会协作是‘你拿大便，我拿试管，他看毛虫卵”。在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大大地阻碍了教研组工作的大跃进。

## 二、反对党的中医政策

　　苏德隆说：“我不反对中医，但安徽一个会议，竟出现625个特效药方，何其多也”。又当上海中医师用雄槟散治疗血吸虫病时，他竟嚣张地说：“中医能治好一个血吸虫病，我把头杀给他看”。当时有些中医师被他吓倒了，但最近湖南报告，复方槟榔丸治疗早期血吸虫病，疗效有76％。在教研组选取教师去学中医中药时，在他心眼里非常反对，因此，他竟把这一学习推到外面来进行进修的一位医师身上，后经人家提出意见后，又推给另一位当时工作很忙的秘书的身上。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苏德隆表面上好像“我不反对中医”，但事实上他坚决反对中医。如前所说，安徽省发掘出600多个中医药方，他就说“何其多也”！难道我国几千年的医学遗产在一次会上提出这一点东西就算多了么？他说中医中药没有效，更是经不起驳斥，且看下面事实！请问！苏德隆有几个头可以杀？如镇江最近有晚期血吸虫病，病人5，766人，七月份一个月突击治疗了3，744人，正在治疗1，728人，效果很好，以埤城乡为例，67个晚期病人中，经治疗后，腹水消退的有52人，占77．7％，有进步的7人，占10％。这些都证明中医中药能治血吸虫病，能治大肚子。群众歌颂说：“神仙治不好的病，共产党能治好”，而苏德隆却到处挑剔。有一次说中医治血吸虫病晚期病人，青浦全未治好，而后来经上海中医院派人前往检查，大部分都已治好。他就是这样，以权威自居，打击中医师。

　　再说苏德隆从未亲自研究过中医中药，又没有治疗过血吸虫病病人，这种荒谬、武断的结论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他迷信外国，崇拜外国，因此看不到广大农村农民对中医中药的迫切要求，看不到祖国丰富遗产中的宝藏，他更看不见广大农村中中医是一支医药卫生的主力军。苏德隆他戴上了有色眼镜，不择手段，歪曲事实，反对党的中医政策，扼杀祖国医学，其用心何其毒辣！

## 三、在科学研究、干部培养和教学工作中坚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苏德隆在研究工作中不与别人合作，强调单干，如血吸虫病研究，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主要任务提出，许多教研组主动要求协作，但苏为了独霸研究成果，抬高自己身价，不愿和别人合作，就这样大大延缓了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进展。他在进行研究工作过程中，对其他同道和防治研究单位，一贯强调科学保密，不准教研组的成员向外传开，但当别的寄生虫学家研究有苗头时，他又抢夺过来，作为自己的研究题目，进行研究。如他发表过的人尿杀灭虫卵就是这样情况下作出来的。

　　不仅这样，他在教研组中，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技术员，独霸实验室，不让讲师、助教有参与研究工作的机会，把技术员作为他本人求名求利的工具，为他个人服务。他还用种种借口说什么国家任务紧，生手容易搞糟等，不让年青助教到他实验室去学习。

　　更加恶劣的是，他把教研组中血吸虫病实验室变成他个人的“资本主义工厂”。他把6—7名技术员“分而治之”，不论年资高低，都是他的“手”，他给每人分配1—2个研究题，互不通气，也不通过讲师助教，大权掌握在他一人手里。当时技术员把苏德隆称之为“老板”。他的任务就是经常催要结果。当哪一个技术员结果交得多，对他会奉承，他就认为是好技术员。如有一个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小阿飞，他善于迎合苏德隆，经常能顺着苏的旨意去办事，苏就把他视为得力助手，甚至当党分配他去劳动锻炼后，苏还经常要把他搞回来。而一位团员技术员，多搞了一些群众工作，苏就很不高兴，夸大他们的缺点，说团把他们弄坏了。

　　由于苏德隆这样的对待下面干部，造成了他们中间的不团结，特别是那些得到“老板”尝识的人，就产生了自高自大。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过假报结果；亦曾出现过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小库房、小家底以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抢器材、抢仪器的歪风。苏德隆就在这种情况下，作他的所谓研究工作。他将各个技术员的结果综合整理，作出他个人成名获利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惜用请客、送钱、送礼的办法来拉拢技术员，完全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大跃进中，一些技术员非常苦闷，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这都是苏德隆长时期来放出的毒素对他们影响的结果。

　　同志们！苏德隆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事实证明，是我们大跃进中的绊脚石。

　　苏德隆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所提倡的人尿杀灭虫卵，必须充分搅拌大便，而事实在农村很难施行。当一个青年提出要用药物放在马桶内，既能杀灭虫卵，又可省去搅拌，并能达到快速施肥的目的，他却不感兴趣。

　　他所提出的茶子并粉绑腿，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推广和运用。但当年青人提出改制成茶子并油膏时，他非但不加支持，却指手划脚地指责一番，以种种方法来贬低其作用。又如在亚砷酸钙灭螺中，他所提倡的那种配剂方法和防护方法，许多都是脱离实际的。当我们在现场工作中取得了经验，大大修改了他的办法后，他始终还是认定他原来的办法好。他还极力主张用亚砷酸钙来灭沟中的钉螺，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又慢又累的方法，早为大家所摒弃。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了发动群众结合沤肥进行沟中灭螺，但他却说我们“怕困难”，说我们不该发动群众，说群众太多太快，影响质量。而事实胜于雄辩，由于采取了这种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的灭螺方法，大受群众所欢迎，使工作效率提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他就是这样坚持自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不见新事物，阻碍新生的力量。

　　苏德隆身为教研组主任，但对教学工作不负责任，强调时间少，血吸虫病研究任务重，但实际上在血吸虫病研究工作中，同样不负责任。另外，在教学工作中也同样采用一套资本主义的方法。他对待教研组的讲师助教从来不认真培养，利用助教为他的个人研究服务，作些论文上的图和表。而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一个，讲师助教能插得上手，他常说：“谁能老扶着你们走，谁能老把东西喂到你们嘴里去”？他的培养方法是天才教育。当新助教来时，他首先就问懂不懂英文。在他领导下不懂英文很难工作，所以逼着他们放弃俄文学习，而去学英文。其次，他常对干部说：“达到我的水平不难，只要多看文献，多进图书馆”。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样来培养我们年青人的。

　　在培养工农干部方面，苏德隆也大有意见，在一次卫生系的会议上，公开讲没有中学文化水平就不收，并主张入学时进行考试，不合格的打退票。他就是这样公开的抗拒党对培养工农子部、为工农开门的政策。

　　综合以上初步揭发的事实，已充分看出苏德隆是我们卫生工作者队伍中的一面白旗，他表面上拥护党的领导，而实质上是对抗党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领导。他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在科学研究、培养干部以及教学工作中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已成了我们大跃进中的绊脚石。我们坚决要与这种反动思想斗争到底，我们要打倒这种资产阶级的“权威”，拔掉这面大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使广大医务人员和群众发挥更大的创造性，使卫生工作跃进、跃进、再跃进！

　　来源：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秘书处编《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汇刊》，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