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帅上马，率领全系奔向红与专！ 　　<北京大学史三（1）、朱希淦、戴用通、陈明猷> ## 南辕而北辙 　　最近在我们班里热烈地讨论着这样—个问题，说得典雅些，历史科学怎样为社会主义服务；说得干脆些，便是我们学出来究竟拿什么本领为社会主义服务，学了两年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这次寒假，一位同学回家，乡里的农民问他：“你学什么？”他说：“我学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象刘备、曹操这样一些古人的事。”“学出来干什么？”“教书，在大学里或者在中学里，或者到科学院作研究工作。”这位同学说：“假使他再问我教历史或研究历史究竟为什么，我就答不出来了。” 　　对自己的专业理解得这样肤浅、模糊，当然很不好，但严重的是这问题带有普遍性。再过两年就要走出校门工作了、我们对自己学的一套，甚至还说不上一套，怀疑起来了：它究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点什么作用呢？ 　　我们有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热情，并且日益增涨着，我们必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业务教学却在扯后腿。南辕而北辙，别说五年，就是十年也培养不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个中原因在于：我们只举常见的几件事于后： ## 史料重于泰山 理论轻于鸿毛 　　教师教给我们些什么，教师希望我们求得些什么学问——口说无凭，请上文史楼去看看教师指定的参考书目录罢。 　　1956年9月，陈先生指定“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共120种，中国史学会编的几部大部头的史料丛刊一概在内，不在话下，其次便是如下几种： 　　计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 　　罗尔纲：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 　　罗尔纲：湘军新志。 　　理论书有没有呢？有，共三种： 　　计开：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册；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册340页。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还亲自写过这些论中国的论文，不然我们近代史的研究中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将连一篇也选不上！ 　　我们不禁要问，学习党性最强的中国近代史的人，难道读这点经典著作够用了吗？不首先搞通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的理论，能够处理得了这里开列的数以万页计的117种史料书吗？ 　　邵先生给研究生开出“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目32种，其中没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荣先生开的“五四运动”专题讨论参考书目20种，其中1936年的中国年鉴有了，冯雪峰（现在是右派分子）的“回忆鲁迅”有了，就是没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袁先生为“明代社会状况”专题讨论开的参考书目更是丰富多采，计开明史、皇明疏议辑略等正史五种，松江府志等地方志六种，农书、景德镇陶录等关于生产的书七种，震川集、涌幢小品等文集笔记十六种，中国田赋史等一般论著六种，且以解放前的旧书为主。此外拍案惊奇、金瓶梅等小说四种，共44种。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呢，我找了四遍也没有找到，这真是没脑袋的大胖子！岂不怪哉！ 　　也许邵、荣、袁等先生会说：我们只是没有公布马列主义著作书单而已，那末好吧，老师们请你们打开抽屉看一看，能找到一份吗？你们在课堂上曾认真地强调过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篇章吗？ 　　呜呼，近代史如此，古代史可想而知。 　　其次，单就史料来说，也是偏爱死去的干枯的老太婆，却不喜欢深闺待嫁的妙龄少女，教师乐于引导学生到西门庆的家里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却不愿引导学生到门头沟的煤窑里去寻找；教师只给学生讲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却不讲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 ## 师表何在 　　潘先生给我们贴了张大字报，严正地发问：为什么大学三年级了，连毛泽东选集都没有读过一遍呢？我们惊惶、惭愧、感激。确实三年来，我们班内系统地读过毛选或别的一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实在少得可怜，但是原谅我们冒失，我们也要反问一声：老师们的马列主义学得怎么样了？作为一个历史教师，精通历史唯物论难道是过高的要求吗？ 　　我们看：教师们的修养怎样？ 　　陈先生教我们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将张之洞在清封建王朝即将崩溃的时候刊印出来的“书目答问”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撇开不谈，只是客观主义地叙述他的目的在于指导“生产”，取得读书要领，以免“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 　　介绍“三国志”时，用一半的时间来论述陈寿尊魏为正统是迫于时势，而心仍不甘，讲得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详尽具体，至于究竟什么是正统，谁是历史的主人，是帝王还是劳动人民则只字不提，这里有一点马列主义的气息吗？ 　　商先生说：“我们也学政治经济学，考两分脸上不好看，争取及格，考三分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课堂上公开对同学们说的，而且还是满面春风，谈笑自若，毫无愧色呢！ ## 是不是要我们作陈寿 　　年青助教周先生介绍经验：在大学里无论如何要把外文学好，至于理论如何重要却没有讲：上行下效，二年级初，攻外文形成风潮，竟有一位同学选修俄文，旁听英文、偷听日文，三管齐下。 　　同时买卡片、抄史料卡片也形成高潮，广播台报导合作社卡片卖得快，用这个来鼓动向科学进军的劲头。 　　同学间只看谁外文学得好，谁卡片抄得多，谁就呱呱叫。政治课呢，应付了事；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上有人公然看红楼梦；看其他书的同学也不少！ 　　这样，不学理论其后果可想而知。 　　去年我们班一位同学作了诸葛亮年表，用史料不少，文章也流畅，田先生批道：“某些观点和陈寿、司马光一样”。 　　社会主义大学里怎样培养出封建史官了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同学每次考试都统统地取得了五分。 ## 何厚古而薄今 　　在本系就教授数量、资历、教学计划及思想倾向各方面来看都是古代史占压倒一切的优势。去年同学们“斗争胜利了”，把各为一年的近代史、现代史课程都压为半年。考古班不仅“言必三代”，而且言必几十万年前。近代史、现代史不在眼下，去年起干脆全部免修了。 　　试问，未来的考古专家们：你们生活在公元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呢，还是生活在公元前五十世纪二十年代呢？学历史的不懂当代的革命史，你们挖掘出来的土俑有什么用处呢？ 　　中国上古中古史，第一学期末，详细地讲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的意义，第二学期开始又讲了一遍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的意义，衔接得何等严密，表现出何等负责！ 　　近代史现代史合在—个教研室，可是两门课却各自为政，张先生教到辛亥革命合起课本，荣先生从五四运动起打开历史。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竟出现七年历史真空的过渡时期。 　　在这次近代史复习中还出现这样的怪事，许多同学，而且还是学习不坏的同学纷纷去借高中的课本来复习，据说内容比我们的讲义还全面，分析还透彻！ 　　死的历史在前进，活的历史却在倒退。这难道不说明了我们教学内容中理论水平的低下吗？ 　　学习历史的人不喜欢看有关当代斗争的论文，非但业务书非古不读，就是小说也必读古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风行一时，而象“红旗飘飘”等当代的活生生头等史诗等却置之不理。 　　何厚古薄今到此地步，长此以往我们不是要变成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前代遗少了吗？ 　　数字之魔力大矣 　　考试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占着特殊的地位，平时能否独立思考地理解和钻研教学内容，教师和同学都不过问。只要你在考试前五、六天能背熟讲义就万事亨通。 　　每次考试前学生向老师争取缩小考试范围，就是说请求削减要背的讲义和参考书的页数已成为一学期一度的例行公事。好象我们不是在实事求是地求知识，而是在作记忆力的突击性测验一样。 　　我们班一位女同学身体差，基础差，平时不用功，考前由另一位同学按考题帮她作好提纲，教她背一通，考试顺利地对付过去了。这位帮她的同志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历史上有哪几个朝代恐怕她也未必搞清楚。可是她的成绩簿呢，却也不少于四分、五分。 　　考试前的紧张形势不知怎样造成，在一、二年级达到顶点。胡先生说考不到五分不要有“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想法。实际上他无意间加重了这种紧张空气。考得四分、三分的哭起来。几天不吃饭的大有人在。 　　科学院规定在大学里有一门课考得三分的没有资格投考研究生。当然，我们不是为考取研究生而学的，但这种形式主义的规定却正表明了科学院的官气十足。只认数字不认人。 　　当幼稚园的小孩子们开始握笔描绘1、2、3、4、5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想到这几个数字竟有这样神奇的魔力！ ## 何物讲义 　　既然背讲义是学习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讲义的神圣地位该是不可动摇的了。 　　其实不然。 　　张先生教我们的时候只是照讲义念，“述而不作”，据说他自己的见解与讲义上的不一样，言不由衷，讲义只是对付考试的敲门砖。 　　翦主任曾对我们班去访问的几个同学说：“看这些都是我写的书，你们看看，比你们的讲义怎么样？看哪一个教条主义严重些？”言外之意，讲义的教条主义够呛的了。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行的数量一定大得惊人，但出版不到四年已经修改了三次，而我们邓先生的隋唐五代宋史讲义用了六年，既不出版，也不修改，驾轻就熟，轻松愉快则轻松愉快矣，可惜唐太宗的胡子未免长得太长了。 　　顺便讲讲：张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讲稿，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分析极少，却都是条条，如社会主义劳动特点六条，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特点六点，据一位好事的同学统计，一个学期张先生自己标明如1、2、3、4号码的条条就有大约405条。 　　为了对付考试，就背这些条条。至于当时的自由市场如何理解，则在课程之外，不必理睬。 　　总之，考试完了，订好讲义，束之床下。 　　有朝一日学生当了先生，再拿出讲义，抖抖灰尘，教给下一代。只见讲义代代相传，不见马列主义行动，理论脱离实际远矣。 ## 统帅上马 　　党的政治工作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之后，更其松懈。“社会工作不超过六小时”成为铁的法律。党员免除各种职务，一时谦让辞职之风大盛。党内喊谁学习好就是谁政治好，党外响应。纪律松弛，名利观念肆无忌惮地发展着，大家热心于几年后为副博士的个人规划。 　　“我们是拿文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业务精就行，政治上不反党反人民就可以”，这曾成我们班部分团员的口号。 　　在第一学期团支部曾对林生早同志不踏实的学习态度提出过批评，向科学进军了，教育便放松了，林生早—个长时期沉醉在抒情文学里，据他自己谦逊的讲法，一年没有看报纸了。平时在学习及其他方面表现出一些缺点，党团组织没有对他作认真的教育，直到这次处理右派的大辩论中，他贴出荒谬的大字报，激起群众公愤后，才给他一次当头棒喝！ 　　在那阵歪风中，班内右派分子沈元的极端露骨的个人主义的进军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旗帜，当时，一位党员暗地下决心赶上他，拼命读专书，抄史料卡片，放弃自己的政治锻炼，甚至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还说党支部不表扬沈元是错的。 　　在向科学进军中，党的战斗性到哪里去了？党为什么不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发挥革命统帅的威力呢？ 　　我们的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在历史科学的教和学中体现出党性来。 　　统帅，上马！率领我们全系向又红又专的道路迈进！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