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

　　<刘国钧>

　　在双反运动中我认识到，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都有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认识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极为严重以及这种思想在教学上带来的危害，我就有决心要把我过去的关于图书馆学的著作进行一次彻底批判，清除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思想。我把这项决心订入了我个人的红专规划。现在就来开始执行。

　　由于我写的东西比较多，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思想的表现比较复杂，而我目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还很低，认识不够深入，不可能一次就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批判干净，所以在这篇文章里先进行一次初步的概括的检查，以后再陆续进行。同时，希望同志们继续进行揭发和批评，帮助我认识自己、改造自己。

　　我过去对图书馆学的总的态度表现在我于1926年为《图书馆学季刊》所拟的宗旨上。这个宗旨是“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面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面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这就表明了我所希望建立的图书馆学的实质。所谓“欧美之成规”就是美国图书馆的一套办法。所谓“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就是采取中国古书堆中合乎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东西。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一方面是封建主义的图书馆学。我所期待的图书馆学就是这两种东两结合起来的产物。这样的东西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就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一种由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国书馆学正好反映出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状况。这种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图书馆学就是我过去时期的图书馆学实质。而在我的图书馆学思想中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即美国的图书馆学，是居于骨干地位的。它的显著的表现有以下几点：（1）为社会上一切人服务的超阶级图书馆学思想；（2）作为方法论的图书馆学思想；（3）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藏书思想；（4）作为检查工具的图书馆目录思想；及（5）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的图书分类体系。其中“超阶级”的思想是主要的。由于这一错误的思想产生出了其余的错误。

　　这些错误的思想集中表现在解放前我所写的《图书馆学要旨》和所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里；此外，还有《图书馆学季刊》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也以不同的程度继续出现在解放后所写的论文和所编的讲义里。现在就以这些思想为主要对象，试行初步的批判。

## 一、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超阶级”的思想

　　首先应该批判的是我在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上的超阶级观点。我把图书馆认为是对“社会上一切人”进行教育的机关。在《要旨》里，我说：“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纪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整理它们，以便利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要旨》，第5面）又把它的特征归结为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贵族的、社会化而非个人的。（前书，第6—8面）我还在1951年第一次讲授图书馆学概论时基本上重复了这个看法。

　　我在这里指出了图书馆的巨大教育作用。这是对的一面。但是教育的对象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了。显然，我以为图书馆的教育对象乃是社会上的“一切人”。我当时说：“试看现代图书馆发达的经过，最初只是几位学者来和图书馆接近；后来才有教师和学生，后来有儿童，后来有各种职业的资产阶级，后来劳动阶级都和图书馆发生关系了。”（前书，第3—9面）这里我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现在看来，这正是“超阶级”思想的表现。我把学者，教师，学生，儿童列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仿佛知识分子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这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以为超阶级的思想。实际上“超阶级”的教育是没有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教育正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69—70面）我只看见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图书馆不公然拒绝工人和农民进图书馆看书，便以为图书馆是一个对“一切人”进行教育的机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不知事实上这正是资本家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企图培养能干的工人来为他们赚更多的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过教育能看书的工人为数极少，绝大数工人都是处于贫困无知供人驱使的状态，那能享受图书馆的利益。能够使用图书馆的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及其所豢养的知识分子而已，这种人在社会上毕竟还是极少数。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社会上“一切人”所使用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宣传捍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图书馆而已。

　　再看资产阶级图书馆所进行的教育是什么内容，当然只能是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图书馆所宣传的图书不过是宣传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来麻醉人民的斗争意志以及一些为了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所必需的知识而已。这一切都只是于资产阶级有利而于无产阶级有害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图书馆对“社会上一切人”所进行教育的内容。应该说，资产阶级是能够看到图书馆的巨大教育作用的。但他们却竭力使这种作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所以比较重视图书馆正如列宁所指出，无非是“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家的走卒和奴隶”（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389面）罢了。美国钢铁大王迦尼基是一个曾经大力建设图书馆的人，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来消灭自己，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我在“要旨”里一再为美国图书馆事业吹嘘，具有明显的崇美思想，显然我当时是受了美国图书馆教育的蒙蔽而为之服务的。

　　由于我对图书馆的性质有了不正确的看法，所以对于图书馆的任务也有了错误的看法。我说：“图书馆的目的在于使人和书发生关系，要使社会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要旨》，第9面），而不问读书的是什么人，读的又是什么书。但是问题就恰恰在这里。如果读节的人是属于社会发展中的进步阶级，如果所读的书是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那当然是好的。但是当图书馆是掌握在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手里的时候，图书馆的目的只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了继续麻醉、压迫、剥削无产阶级。这恰恰是反动的企图，而图书馆也就是反动统治的工具。但我当时认为只要有人读书就会于社会有益。这种看法，显然是只看见事情的表面而没有接触到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的本质，没有认识到教育的本质。

　　在我所下的上述定义里，我还以为图书馆是一个供给资料的机关。我以为供给人读书就是进行教育，而不知道教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明确的社会方向。事实上，资产阶级图书馆也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但我当时没有了解到这一层。我当时以为读书就是受教育，受了教育就一定于社会有益，而不知道资产阶级图书馆正是企图通过图书的使用来维护、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所以我就强调了图书馆在供给图书方面的作用。我尽管指出现代图书馆特征之一是它的主动性，但指的是推广工作，也就是多使人读书的工作，而不知道资产阶级图书馆真正主动的地方是在暗中进行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就只强调图书馆能使更多的人读书而对于图书馆的目的性这一问题就不谈了。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资产阶级是不敢公然揭穿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本质的。他们只想用哄骗无产阶级的办法来隐蔽事实真相。我正是在“社会上一切人”的幌子下掩盖了图书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我的看法是停留在图书馆的表面现象上的，而这正好为资产阶级服了务。我对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正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这种错误在1952年三反运动以后逐渐有所认识。在学习苏联图书馆学的过程中更逐步明确了图书馆事业的阶级性，逐渐认识到我国图书馆事业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1952年以后，我就不再提到我对图书馆性质和作用的旧看法了。

　　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消灭我的错误。因为另外一个在当时没有受到彻底批判的思想作了我的绊脚石。那就是我对于图书馆学的看法。

## 二、关于图书馆学——作为方法论的图书馆学思想

　　长久以来我是把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的。我认为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组织性、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要旨》，第五面），就是研究“怎样实现”象我所说的那样图书馆的方法（《要旨》，第11面）。我在图书馆的定义里特别着重于“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图书馆学的实质就是图书馆的方法论。

　　当然，作为方法论也不就是说图书馆学只是工作方法或操作方法的叙述而没有任何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只是关于图书馆方法的而不是关于图书馆本质的。由于我有这种看法，我就错误的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认为图书馆学的内容是一种技术的理论。我的《要旨》的内容就正是这样。

　　在三反运动以后我是认识到技术应该为政治服务的。我在教学中也曾强调过这一点。但是我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技术为谁所掌握的问题。技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自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了。至于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至少是阶级性不怎么强烈的。既然“现代”图书馆的特点在于它的方法，而方法又没有阶级性，那么，即使是资产阶级图书馆所用的方法，也还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这样就等于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

　　其实，任何事业的方法都不能脱离事业的本质，事业的目的。因为方法只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而手段正是为目的所约制的。资产阶级图书馆所用的方法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目的的，而社会主义图书馆所用的方法则应该是有利于建成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有两条道路就有两种方法、两种技术。但是我直到这次双反运动，才认识到这一点。

　　由于我把方法和目的割裂开来，所以就看不出我所讲的方法中的资产阶级倾向了。我撇开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的本质，而只着眼于它的扩大读书人数，就是只注意表面的那样一种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思想，因此，也就认为资产阶级的技术方法也还可以教、可以学了。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并不全盘否定资产阶级的技术方法。但这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尺度的衡量的，只有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方法才可以采用。这一点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可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尺度呢？我的认识是模糊的。因此，我的方法论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

　　在三反运动以后，经过几次学习，我认识到图书馆学不能再是方法论了。图书馆学应该有自己原理、原则，应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图书馆学的看法有所改变。因此，在1957年1月提出了“什么是图书馆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1期）来供大家讨论。我提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同时把我从前所称的图书馆学改称图书馆方法学或图书馆管理学，作为整个图书馆学内容的一个部门。我当时仍然强调方法的重要，说：“方法是做好图书馆工作的主要手段。……现代图书馆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事业就因为它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同上，第3面）。在这里我显然仍旧是以图书馆技术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了。要知道，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在明确目的之后怎样来达成这目的的时候，而不是决定事情本身好坏的因素。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好坏主要不决定于所采用的方法而决定于是否贯彻共产主义党性原则，是否政治挂帅，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现代图书馆之所以成为科学事业是由于它必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它自己的工作，来发现它的规律，从而使它成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是由于什么独特的工作方法。当然这不是否认图书馆事业有自己的技术方法，但是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识图书馆事业的本质，才能使图书馆学具有真正的科学性质。把图书馆学局限为图书馆方法理论只能模糊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使图书馆事业脱离政治方向。张树华同志在讨论上述文章时指出我那种看法会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忽视本质的东西而去追逐技术性的问题；会使图书馆学走上“超政治”的道路，抹煞图书馆学的党性和科学性。这是很正确的批评。

　　不能否认我所下的图书馆学定义是有这样危险的。当然我在1957年不是不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党性原则的，但是我又以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主导规律，是社会主义图书馆学与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根本区别！可是我认为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毕竟也是图书馆学；既然也是图书馆学，就和社会主义图书馆学一定有共同的地方。如果只提到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当然就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原则，而如果只提一般的图书馆学，即图书馆学的共性，那么，图书馆学的定义就应该也能包括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因此我就企图举出两种图书馆之间的共同性来作为图书馆学定义的内容，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这样我就找到了图书馆事业及其组成要素作为一切图书馆学的共同内容，既然只注意于共同性，当然就排除了特殊性，因而图书馆学的定义里就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图书馆的本质了。这种只注意共同性不注意特殊性的思想方法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实际上，资产阶级图书馆的党性也是很强烈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党性而已。把资产阶级的党性认为无党性，正表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不自知，或者说，采用了资产阶级隐瞒社会的阶级本质的手法。这在实质上就是抹煞图书馆的党性。

　　把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只看见图书馆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图书馆事业的阶级本质。因此就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

　　由于这一原因就在图书馆学内容上产生了庞杂的看法。我把图书史、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书籍生产技术……都包括在图书馆学范围之内而认为是图书馆学的许多部门。这就是因为我只看见他们和图书馆事业的关系而没有看见他们各自的特殊任务。这也是只见共同性而不见特殊性的例子。正说明我的思想方法远远不是辩证法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只看一面，不看全面。

## 三、关于图书馆藏书内容——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思想

　　由于我在图书馆、图书馆学两个问题上有了形式主义的看法，所以在对待藏书问题上就充分暴露出客观主义的态度。我反对图书馆“争奇炫富式的搜罗书籍”，（《要旨》，第115面）反对“专门收藏贵重图书”，（同上，第2面）这可说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一切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都应当“慎重保存以防损失”。因此我说“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的机关，”这就大成问题了。事实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图书馆。在实际工作中图书馆都有一定的性质和任务，我谈到图书馆购书时，要求图书馆选择图书要以适用为原则，要适合本馆的性质，要适合本馆读者的需要与要求，（《要旨》，第115面）这就和我所说的图书馆的目的相矛盾了。我指出图书馆建立藏书必须经过选择，这本是相当正确的，但我把这说成“不过是事实上的限制”，（《要旨》，第3面）仿佛是无可如何的样子，仿佛收罗“一切”图书是图书馆的正确目标一样，就完全与事实不符了。在这里我无视了客观事实而提出一种空想作为图书馆的目标，正见我的思想是如何地脱离实际。而脱离实际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征之一。

　　在我这一说法里还隐藏着以客观主义对待书籍的态度。谁都知道，图书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有正确的内容，有有毒的内容。决不是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图书馆应当采购、宣传优秀的书籍而不应当购置收藏内容有害的书籍；这是作为教育机构之一的图书馆所应当符合的要求。而我以搜罗一切图书作为图书馆藏书的理想，就是客观主义地对待书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这种说法来掩护革命的、进步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书籍，但是在社会主义图书馆中如果还让这种思想存在下去，就是在客观上替非社会主义的书籍打掩护，直接违背了共产主义党性原则。另外一方面，照我的藏书理论就必然使图书馆在藏书采购方面求多求全，脱离实际，搜求冷僻无用的书刊，使图书馆充满无关实用的图书，浪费国家的财富。仍然走上珍奇炫异的道路。近几年来有些图书馆不正是走这样一条路吗？结果是图书馆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被削弱了。我的“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看法正是无立场的、非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看法，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 四、关于图书馆目录

　　在《图书目录略说》（《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这篇文章和后来《要旨》的第五章里我都提出了我对于图书馆目录的看法。我认为：目录是图书的记录；目录的主要目的是记载图书本身的各种特点以便于确实认明一部书，目录的主要功用就是“便于检查”。简单一句话，我把目录认为是图书馆藏书清册。在目录种类上，我贬低分类目录的价值而吹嘘主题目录的优点。我主张图书馆应当采用字典式目录。

　　这一系列的看法都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基本的错误是把图书馆目录认为是便于检查的工具。图书馆的目录不是检查有无的工具而是揭露书藏内容来宣传图书和辅导阅读的工具。把图书列入图书馆的目录就意味着向读者宣传、推荐这本节。因此，目录是具有巨大教育作用的，也就是说，富有政治思想性的。但是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者是隐讳这一点的。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实际上宣传着于资产阶级有利的图书来欺骗人民，使人相信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却不肯明白承认这一点，而用“超阶级”“非政治性”等等名词来愚弄人。把目录的功用局限于检查图书有无，要求详尽无遗地反映图书馆一切藏书，这就歪曲了目录在宣传图书方面的作用。我对于图书馆目录作用的看法正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

　　由于我把图书目录看成检查有无的工具，所以认为它的目的只是要帮助读者确认一部书的面貌，而不要求目录来揭露书籍的思想倾向，从而认为编目工作就是记载书籍的特点，是书籍特征的描写。这就使我特别注重著录方法而忽视目录的组织方法。我把目录组织看成各种著录的简单排列。在上述的著作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目录组织问题。在我所拟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图书馆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29年12月，后来许多地方都曾采用）内几乎全部是著录规则。这就说明我那时完全是以著录工作作为编目工作的。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完全没考虑到目录对读者可能发生的思想上影响。这是同我对图书馆性质的“超阶级”看法和“一切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客观主义看法分不开的。

　　既然目录组织不过是著录的排列问题，既然排列起来的目录是供给读者检查某一书籍的有无的，那么，当然是越简单、越机械就越方便。我那时主张采用字典式目录而反对系统的分类目录的主要理由就是分类目录在检查书籍时没有字典式目录方便。我完全没注意到分类目录在有系统地推荐图书方面的作用。这种狭隘的实利主义正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同美国当时许多图书馆学家一鼻孔出气的例子之一。

　　也由于我只注重著录方法，而不没重目录的政治意义，所以也就产生出图书编目是技术性工作的错误看法。在1952年的编目法讲义里仍然有这种谬见。固然在讲义里也曾指出技术要为政治服务，但没有体会到技术本身——编目方法本身就有着政治的意义。总之，由于抱有所谓“超阶级”观点因而产生出“纯技术”观点，而“纯技术”观点又助长了“超阶级”观点，这就使得我关于图书馆目录的“理论”成为脱离政治，实际上就是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了。这种错误在三反运动以后，在开始学习苏联以后，已逐渐有所认识。在几次的编目法讲义里已抛弃了把目录作为检查工具的看法，也丢掉了分类目录不如字典式目录的看法，也认识到目录组织的重要性而加以阐述。但是由于在这次双反以前一直没搞清楚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问题，一直强调编目方法的技术性，认为照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服务，认为这是“精确”而只在事实需要时加以“简化”。在去年出版的《图书馆目录》一书里仍然是著录法占据较多的篇幅而对目录组织、目录体系说的较少。强调技术，忽视目的。直到这次双反运动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此外，在图书编目问题上我还有崇古薄今的思想。例如，在《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里规定帝王诸侯要用谥号，女子要从夫姓，数字要用汉文等等，显然都是保持着旧日封建时代著录的惯例，说明我对于封建制度尚有所留恋。更重要的，就是要替西方的方法在我国旧书上找根据。例如，分析著录法和重复互见法明明我是从美国学来的，但我偏要从古书堆里找出《汉书》《艺文志》，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作为根据。当然在当时是为了驳斥反对新编目法的人而说的。但是不从客观事实上去说服反对的人而想借重古人的权威，正表见出我自己也是有崇古的思想的。由于这一思想的存在使得我在现在讲述图书馆目录史略（《图书馆目录》，第二章）时就仍然不能避免厚古薄今，多讲古代的目录而忽视近代、现代的目录了。而这一崇古思想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忽视政治的表现。

## 五、关于图书分类法——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的分类思想

　　我在1929年曾经编拟一个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分类法》。其目的是要解决当时图书馆在分类方面的问题。当时图书分类法的情况是（1）旧书（线装书）和新书（平装书）采用不同的分类法；或者（2）用杜威十进分类法来处理一切的书；或者（3）将杜威十进分类法加以修改来处理一切的书；或者（4）将四库分类法加以修改来处理一切的书。所有这些办法都导至实际上许多困难。我不满意于这种情况，认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分类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中国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思想基础是二十世纪初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流行的以孔德，斯宾塞尔为代表的庸俗进化论。按照这种说法，世界最初是浑沌不分的原始状态，然后有物质，然后有生物，有人，有社会，有文化。《中国图书分类法》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排列它的基本大类的。而在每一基本大类里，主要是按各门科学发生的时间先后来安排次序的，不能利用时间顺序时就采用先总后分的逻辑排列方式。或者先中后外的地理排列方式。由于采用了以知识的对象作为组织类目的基础就解决了当时所谓新旧书统一分类的问题。

　　庸俗进化论在本质上仍是属于唯心主义的，我在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之后，认识到这一点：庸俗进化论只看见事物的外在关系而没有看见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看到事物的进化是物质运动形态内在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但是我看见我的科学排列次序大体上同恩格斯所列出的科学分类体系差不多，我就错误地以为只要加以部分的修正并予以新的解释，这个体系还是可以站得住的。因此，在《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一个基本问题》这篇文章里（《浙江图书馆通讯》，1953年9月）提出了一个新的大类序列来为我的体系辩护。虽然我目前还相信图书分类的基本序列仍然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国图书分类法》原有的体系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之上是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的。

　　在编制《中国图书分类法》的详细类目时，我否定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体系，但基本上采用了它的许多个别类目的子目；同时我推翻了四库分类法的体系，但在和四库有关的类目上保留了许多原来的类名和次序。有一部分类目的安排还引用了更古老的目录来作证。这就使得这部分类法既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具有封建主义的精神而成为一种折衷混合的方案，恰恰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文化上的情况。

　　这种分类法之不适合于解放后的图书馆是不用多说的。1951年2月间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就在一次集会上作了初步批判，指出了（1）它的唯心主义思想；（2）它在处理有关社会政治的问题时的超阶级观点，因为它在导言里明说“对于任何科目……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3）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历史上一个社会思想流派而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并列；以及（4）个别类目中唯心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表现等等。此后，只是因为事实上已经采用的图书馆一时无法更换更好的分类法才同意北京图书馆进行修改和补充来作为一种过渡办法。一个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东西不经过彻底改造而仅仅局部地修补是无法成为一个合乎现代思想要求的体系的。

　　这个分类法的实用价值也已经过时了。当前的图书分类问题已经不是所谓新旧书的矛盾——代表封建主义的中国旧思想(旧书)和代表资产阶级社会的西方思想(新书)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了。《中国图书分类法》是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的。此外，有许多类的结构已不符合现在的客观实际，例如社会科学各类的子目，工业类的子目等都是。还有许多尖端科学也没有妥当的位置。在处理图书时也不免发生实际困难。因此它的实用价值也可以说不存在的了。现在它还有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在号码编制方面的技巧。但是这种技巧是可以移用于其他分类体系的。如果因为这点技巧而肯定这个分类法部是本末倒置，把政治思想放在技术之后了。

　　这个分类法的影响相当大，是应该仔细深入批判的。在这里只说了个大概。以后有机会时再细谈。

　　上面概括地分析了我在图书馆学方面几个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同我当时对待政治的态度分不开的。在我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的时候（1922年）国内的政治斗争已经日益尖锐化，当权的北洋军阀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对，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登上了国内的政治舞台，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的要求日益迫切。我不满意于军阀的统治，但又害怕革命，于是就随着当时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主张，企图以教育的力量来实现国内的民主改革。我当时以为图书馆是这种力量之一，所以特别注重阐述它的教育作用。由于我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就荒谬地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而采取了以所谓“人类”为对象的教育观点，即超阶级观点。错误地认为教育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发生作用。由此便产生出超阶级的图书馆事业观，“纯技术”的图书馆学观，更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图书馆学“理论”。

　　这一切都是同我的阶级出身和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分不开的。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又长期地受了美国式的教育，养成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实际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并没有真正的脱离政治。试看我曾援引当时美国图书馆界所从事的“移民美国化运动”作为图书馆的社会价值的例证（《要旨》，第11面），不是已经明白承认图书馆是为政治服务的机关吗？美国的图书馆正是为着美国政府，为着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企图“同化”从外国去的移民，这不是政治措施是什么？而我偏要说图书馆是于“社会上一切人有益的”，这不仅是闭着眼睛瞎说，而且是有意替美国的压迫移民的政策辩护了。这是何等荒谬，何等的自欺欺人！“超阶级”的思想是一种骗人的伎俩，以“社会上一切人”为教育对象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学者隐瞒阶级斗争实质的工具。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我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

　　三反以后我虽然认识到图书馆事业的阶级性，但还没有认识到技术方法本身也有阶级的倾向。由于我认为图书馆学的内容就是图书馆方法论，就错误地认为图书馆学，至少是我自己的图书馆学中的方法部分的问题是不大的。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图书馆学不仅是方法论而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直到这次双反运动才认识到方法本身也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图书馆技术是适应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只能适用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方法只会拖住事业的后腿，使它不能迅速前进，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方向，以社会主义建设对工作方法的要求来进行图书馆方法的大检查，消灭资产阶级图书馆学伪科学，树立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学真科学，鼓足干劲，来一个图书馆界的技术大革命。

　　一切学术思想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与立场问题有关的。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学术思想。但是只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考察问题，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能发现真理。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来看，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伪科学，只有站立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来考察图书馆事业才能对图书馆事业、对图书馆工作方法有正确的看法。而这就是我今后对自己的要求。

　　这次检查只是说明我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大概和我这几年来思想逐步转变的经过。不够深入，不够细致。以后还当继续的进行批判。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