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王力的《汉语史稿》的体系及其治学方法 　　<集体讨论*、向熹、唐作藩、郭锡良执笔> ## 一 　　我们党对于历史的研究一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41年，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示我们要努力研究现状，研究历史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虽然不是针对语言学而言，但它的精神对于汉语研究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关于语言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强调过它的重要性。思格斯说：“要了解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②。斯大林更明确地指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③。从经典作家的这些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史的研究在汉语研究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之下，语言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学习语法修辞已经成为普遍的风气，于是汉语史这一科学的建立也就提上了日程。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全国各综合大学陆续开设出汉语史这门课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就是他在北大讲课的基础上写成的。 　　注：* 参加讨论者除执笔人外还有祝敏彻、陈振寰，刘宗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7页。 　　②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338页。 　　③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32页。 　　这部长达50多万字的《汉语史稿》，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史的著作。所以出版以后，在全国起了很大的影响。据我们了解，好些高等学校在讲授汉语史课程的时候，都拿《汉语史稿》作为主要参考书，甚至作教材。有一些人还在王力先生这部著作所指示的方向来进行汉语史的学习和研究，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更无法估计了。因此，今天我们来检查一下《汉语史稿》的体系，看一看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就完全有必要了。我们认为，《汉语史稿》的体系是完全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的，它所代表的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同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是格格不入的。自然《汉语史稿》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就整个体系来说，《汉语文稿》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面白旗却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批判《汉语史稿》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和在本节中所反映出来的王力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为今后建立科学的汉语史扫清道路。 ## 二 　　《汉语史稿》表面看来是一部体系完整的巨著，王力先生也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这个体系的安排上。他在《汉语史教学二年的经验和教训》①中主要就是检查了他1954—1955学年度汉语史课程的材料安排得不妥当，阐述了他的《汉语史稿》的体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不奇怪的，因为王力先生一向以善于“搭架子”（建立体系）著称，他也以此自诩。 　　注① 见《汉语史稿》，上册。 　　注意体系并不能算是错误，马克思主义不仅从来不否认任何科学的体系，而且认为真正的科学既然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必然有它严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地，只有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表面上看来也有“体系”，实际上却是东拼西凑，杂乱无章的，犹如一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汉语史当然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我们批判《汉语史稿》，决不是因为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建立了一套体系。我们所反对的是《汉语史稿》的主观唯心论的伪科学的体系。 　　首先我们看看《汉语史稿》的体系是怎样建立的吧！ 　　“绪论”部分显然是从车尔内赫的《俄语历史语法》等苏联语言史有关章节中套下来的。当然《汉语史稿》讲的是汉语，内容不可能完全相同，但那只是材料的不同，“架子”却是基本上一致的。学习苏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建立汉语史这门科学，肯定要向苏联学习，问题在于怎样学习。如果是生搬硬套俄语史的架子，只填上汉语的一些材料，这种办法虽很简单，但不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懒汉思想的表现。 　　“语音”部分，表面上看来，从上古到中古、中古到现代，井井有条，煞有介事，其实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一套东西。大家知道：王先生的中古音是根据《广韵》系统，而拟音基本上是照抄了高本汉的。根据这个拟音他又上推古音，下推今音，这就是《汉语史稿》的整个语音部分的体系。 　　谁都知道，高本汉的拟音，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他把《切韵》音系看作隋代长安方音，并认为现代方言都是由《切韵》音系演变来的。其实陆法言在《切韵》序中就明显地告诉了我们：他们是“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据选精切，除削疏缓”，然后确定《切韵》音系的。可见这个音系并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而是综合了古今南北的语音。陆法言还说：“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可见支和脂、鱼和虞、先和仙、尤和侯在当时已经不分了。当时韵文用韵也反映出这种情况来，特别是支脂的通押，更为普遍。可是高本汉却一口咬定《切韵》代表隋代长安方言，并且千方百计地把《广韵》中每一个韵类都拟上—个不同的音，搞得神秘复杂，犹如“天书”。这不明显地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吗？哪里有一点科学的气息？① 　　注① 关于高本汉的学说，我们将在别处做专门的批判。 　　王力先生也一向不大相信高本汉这种说法，在《汉语史稿》中还承认“《切韵》的系统并不能代表当时（隋代）的首都（长安）的实际语音”①，可是他却仍然照抄高本汉的学说，把自己的体系建立在这海市蜃楼的上面。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样只要“体系”，不顾事实的。出发点就是唯心主义的谬论，再来上推古音，下推今音，更无非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什么音发展成什么音，什么音变成什么音，似乎逻辑性、系统性很强；其实不过是王力先生自己吹起来的一串肥皂泡，哪里有什么科学性！哪里是什么体系！ 　　“语法”部分，从目录上看也的确相当堂皇，但实际上不过是依照他自己的《中国现代语法》的架子往上推罢了。 　　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的体系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学理论用实用主义方法建立起来的（另有专文批判，这里不讨论它），本身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又拿来套在古今几千年的汉语身上，这更是荒谬的。语法既然是发展的，就没有任何一个语法体系可以上下适应几千年，这是很明显的。 　　王力先生除了基本上沿用自己的《中国现代语法》的架子外，还拼凑了一些别人的东西。从马建忠到杨树达、陈承泽等人的语法节，从高本汉到丁声树、吕叔湘的个别的历史语法学说，只要有利于他的“体系”的，他都兼收并蓄。比如高本汉关于“吾”“我”、“女”“尔”格变的学说，他本不相信，在《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就啧有烦言②，可是到了《汉语史稿》中，因为有利于他的体系，他就搬了来，并大肆予以发挥。又如关于否定副词“弗”和“勿”的用法，王力先生完全采用了丁声树、吕叔湘等人的见解③。尽管已经发觉不少的“例外”，王力先生为了拼凑自己的“体系”，仍然要坚持他们的说法，并且极力设法加以维护④。现在王力先生看了黄景欣的《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⑤一文之后，不知做何感想？ 　　由此可见，依照《中国现代语法》的架子往上推，加上一些东拼西凑的东西，这就是《汉语史稿》的整个语法体系。 　　如果说语音、语法还有个所谓“体系”的话，词汇部分就连任何体系也谈不上。他根据斯大林同志关于基本词汇的概念讲了一节“基本词汇的发展”，根据训诂学讲了一节“古今词义的异同”；又从房德里耶斯《语言论》里借用了“词是怎样变了概念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两个题目，填上一些汉语的例子，拼凑了两节；再采用高本汉的学说，谈了一下“同源词和同类词”；又把“成语和典故”也拉来作为一节。它们完全是一些零碎的语词现象的训释。既谈不上什么“系统”“体系”，也谈不上什么发展，真可算是一碗“杂拌汤”。 　　语音、语法两部分虽然似乎有个体系，但剥开来看，仍然和词汇部分差不多。 　　语法部分《汉语史稿》煞有介事地把它分成了“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在“历史形态学”中并大谈各种词类的发展，我们且不管几千年来汉语在词类的划分上，有没有不同；只看他所论述每种词类的发展变化，也只不过是零碎地举几个例子来谈谈，根本看不出词类发展的全貌。譬如名词的发展、动词的发展，王力先生都只谈了几个古代的所谓“词头”，再追溯了现代汉语中几个词头、词尾的起源，对于整个名词或动词发展的特点毫无叙述。又如“形容词和副词的发展”也只谈了一下所谓古代的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然”和它的几个变体，追溯了一下现代汉语中所谓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的、底、地”的起源。我们不仅看不到形容词、副词发展的全貌和特点，甚至也看不出这两类词究竟有什么界线。“介词 　　注① 《汉语史稿》，上册，48页。 　　② 王力《汉语史论文集》，158页。 　　③ 《汉语史稿》，中册，324—328页。 　　④ 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语文》，1957年3月号。 　　⑤ 《语言研究》，第3期。和连词的发展”更只是谈了一下古代“于、之、以、而、则、与”几个虚词的用法，根本不是谈什么发展，更不是什么历史形态的问题了。在“历史句法学”中也是如此，例如：“递系式的发展”除了讲了一个“得”字的新兴用法，就什么也没有讲。如果把所谓“递系式的发展”跟王力先生《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谈的“递系式”对照一下，实际上差不了多少，《汉语史稿》中不过多举了一些古代的例子罢了。试问：这能算什么体系完整呢？此外，“词在句中的临时职务”“名词的关系位”“句子的仂语化”等节所讨论的，基本上也只是古代汉语中某些语法现象的解释罢了。 　　语音部分表面上比语法的体系还完整一些，什么音变成什么音，来龙去脉，都很清楚，似乎无瑕可击。可是这本来完全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和客观的语言事实毫不相干，这有什么可谈的呢？但是就是这样，它仍然不能避免矛盾。比如上册73页上说，上古端透定三母到中古的分化情况是这样的： 　　/t /t‘ /d‘ 　　t t‘ d‘ 　　\te \te‘ \de‘ 　　据说：“分化的原因是由于韵头ǐ的影响。凡有韵头ǐ的字，它们的声母受了舌面元音的同化，它本身也就变了舌面辅音（即te te‘ de‘）①如果单就舌头舌上音的变化来看，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高本汉的拟音（王力先生就是采用这个拟音的体系的），ǐ只出现在三等韵中，而知彻澄却有二等韵的字，二等韵哪来的介音ǐ呢？看来，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虚构中，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注① 《汉语史稿》，上册，73页。 　　再就《汉语史稿》的整个“体系”来看，就更不是什么完整的了。语音、语法、词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者在第三节中也谈到要重视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的联系。但是事实上《汉语史稿》除了第九节谈了一下语音和语法词汇的关系，而且仅仅是谈了一个双声迭韵的问题外，到了分论各部分的时候，这种联系就完全被割裂了。至于绪论和各个部分更完全是脱节的。比如在绪论中作者大谈汉语史分期的必要性，并认为“当语言的发展只是一种量变的时候，就不应该认为变换了一个历史时期；反过来说，如果语言的发展是一种质变，就应该认为变换了一个历史时期”①。至于分期的标准，主要是语法，其次是语音和词汇。根据这个标准，他把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 　　注① 《汉语史稿》，上册，33页。 　　这种认为汉语发展到现代已经经过了四次“质变”的论点，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姑且不去管它。这里只指出一点：分期既然非常重要，作者就应该按照自己所分的四个时期来论述汉语史了。但是事实上《汉语史稿》根本没有这样做。语音部分总算分了阶段，但并没有按汉语的“质变”阶段划分，而是按传统的习惯分成上古中古和现代三期。宋元之间，语音上起了一个大变化，王力先生在分期中也把宋元之际看作汉语“质变”的阶段；可是谈到语音发展时却完全忘记了它，岂不奇怪！至于词汇和作为分期主要标准的语法，更是根本没有“分”什么“期”。绪论中所谈的分期原则，到这里就完全落空。所谓严密体系就是这样前后脱节、互相矛盾的。 　　也许有人曾认为《汉语史稿》虽然缺点很多，但是到底还建立了一个体系；可是揭开来看，不过是一个主观制造，东拼西凑，零碎片面，相互矛盾的东西。既没有什么逻辑性，也没有什么系统性。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以善于“搭架子”著称的王力先生在建立汉语史“体系”中的真实面貌。 ## 三 　　科学研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根据大量的事实，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严密的分析，提高到理性认识，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一种是首先主观想象出某种结论，然后再举例子来证明，如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研究方法。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所采取的显然是第二种方法。 　　从《汉语史稿》可以看出王力先生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原始材料，往往只根据几部工具书上的材料就轻率地下了结论，因而这种结论是十分不可靠的。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太阳”一词，王力先生原来说唐代才有（据《汉语史讲义》），后来经过人家提意见，才举了《世说新语》中的例子，其实早在三国以前，“太阳”就已经作为“日”的代称了。如曹植《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求通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270页说第三人称代词“他”起源于唐代。实际上早在六朝民歌以及佛教译经中就很常见，如：“坐起叹汝好，愿他甘丛香，倾筐入怀抱”（《读曲歌》），“汝若不痴，为他所打，乃至头破，不知逃避”（齐永明十年所译《百喻经》），“如彼愚人，被他打头，不知避去，乃至伤破，所谓他痴”（同上），“彼实不食，我妄杀他”（同上）。别的例子还很不少，这里不多举了。如果拿《汉语史讲义》来看，那就更是不胜枚举。《汉语史稿》中减少了一些这样的错误，只是因为有了几个助手，帮他查查资料。这不能看成个别引例错误的问题，而是反映了王力先生整个的投机取巧的治学方法。 　　上册语音部分这种错误就更普遍，总计何止千处。本来“中古音到现代音的发展”中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都是从《方言调查字表》中抄下来的，光是抄错了的就不少。如上册179页把坦误成但，鼾误成劓，办误成辨。187页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原音韵‘轰’‘薨’‘兄’‘泓’‘宏’‘弘’‘永’等字同时归入庚青和东钟，而‘扃’‘觥”‘肱’‘琼’‘炯’①‘回’等字同时归入庚青，不兼入东钟”。其实“觥”、“肱”二字也兼入东钟。110页中说：“闽南和湘西有全浊声母，但是不完全和中古的全浊声母相当”。其实就湘语而言，保存全浊声母的不只湘西（如衡阳、湘乡、双峰等县都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全浊系统），而且和中古浊音系统是相当的。 　　注① “炯”字，《中原音韵》写做“烱”。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还只是由于不看原始材料只凭工具书就乱下结论或者粗心大意而产生的的话；那么有时候王力先生为了符合自己的主观结论，更是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的作法，故意抹杀事实或者把它加以歪曲。这有两种办法：一是合乎结论的就要，其他闭口不谈。如上册82页中说元音高化是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其实在任何语言发展过程中，元音高化和低化的过程总是错综地存在着的。如果只有高化的过程，说话的开口度越来越小，那还象话吗？汉语语音发展中，有些韵的元音的确是高化了；但也有些元音是低化了。就拿脂部的字来说，按王力先生的拟音，上古的主要元音是e，到中古分入皆、脂、齐等韵。皆韵元音是ei，显然低化了。但王力先生对于这些完全闭口不提。 　　213页中说：“中古汉语的形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面……主要是靠去声来和其他声调对立……就动词来看，声调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情况特别明显。凡名词和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则动词念去声，凡动词转化为名词，则名词念去声”①。从王力先生举的例子看来，似乎真是这样。但只要多看一点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当可观的反证。 　　注① 《汉语史稿》，中册，213页。 　　第一，大量的词有去声和其他三声音读的不同而只有语义上的差异。并没有词性上的变化。如： 　　假 借也。取于人曰假，古雅切，上声。与之曰假，古讶切，去声。 　　养 育也。上育下曰养，余两切，上声。下奉上曰养，余亮切，去声。 　　应 当也，于陵切，平声。相当曰应，于证切，去声。 　　第二，有些有区别词性的意义，但并不是动词和其他词类的关系，如： 　　高 崇也，古刀切，平声。度高曰高，古到切，去声。 　　深 下也，式金切，平声。测深曰深，式禁切，去声。 　　长 永也，持良切，平声。揆长曰长，持亮切，去声。 　　广 阔也，古党切，上声。量广曰广，古旷切，去声。 　　第三，有些词的异读有区别动词和其他词类的意义，但并不读去声。如：① 　　注① 以下五个例子引自《马氏文通》。 　　尼 名词，平声。动词读入声。 　　咽 名词，平声。动词读入声。 　　荷 名词，平声。动词读上声。 　　屏 名词，平声。动词读上声。 　　强 形容词，平声。动词读上声。 　　王力先生歪曲事实或者抹杀事实以达到主观要求的第二种办法是所谓“例外论”。凡是不合要求的，不管例子多少，一律扣以“例外”之名，不加理睬。这里只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中册261页中说：“从殷代到西周，‘朕’……只限用于领格”。“有少数例外，如《书经》‘朕在位七十载’。但是《书经》的流传经过很多波折，个别的例外，不足以妨碍规则的建立”。事实上，《节经》中“朕”用作主格的满书皆是。如“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大禹谟》）；“夏德若兹，今朕必往”（《汤誓》）。有人作过统计：《书经》中“朕”作主格用的达27次之多。占全书出现次数的35％。但因为不合王力先生主观要求，就都被看作例外而一笔抹杀了。 　　544页，王力先生说“有一系列的明母字表示黑暗或与黑暗有关的概念”，例如幕、暮、墓、昧、雾、霾、晚、密、冥、梦……等，例外只有一个明字，但也有道理，因为“在上古时代，反义词也是有语音上的联系的。”实际上，明母字既不表示黑暗，也不表示光明的例子多得很。如美、妙、敏、慢、武、文、微、无、免、忙、猛、蛮、满等等，难道说它们也是表示“黑暗或与黑暗有关的概念”吗？然而由于这些例子都不合王力先生的结论，就完全被轻轻地抹杀了。 　　尤其使人吃惊的是王力先生为了符合自己的意见，在引用别人的语句的时候，甚至可以随意改动。如将江永的话“合口至四等则为撮口”改为“合口至三等则为撮口”（上册59页），已经有人指出来了。又如段玉裁说：“唐人文字，仅多训庶几”。到了王力先生手里就成了“仅字在唐代只有庶几的意义（差不多达到），没有只的意义”。由特称改成了全称，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但在王力先生看来，这样随便改动一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的。 　　王力先生往往在“例外不十，法不破”，“不能以例外影响一般规律的建立”的借口下，把不合要求的例子，一律看作“例外”。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王力先生却可以引用任何一个单文孤证来作为他的理论根据，甚至也可以毫无根据。王力先生在上古音有两大“创见”。一是为了谈发展给上古音二等韵拟了两个介音e和o。这种毫无根据的拟测，可算是异想天开。我们不去谈了。我们且谈谈王力先生关于上古音的另一“创见”——关于古声调的主张。王力先生说：“先秦的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但又细分为长短。我们的理论根据是这样：“中古诗人把声调分为平仄两类，在诗句里平仄交替。实际上象西洋的‘长短律’和‘短长律’”。（上册65）)中古的平仄是否和音长有关系，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但王力先生这种以外国语证汉语中古，进而证明上古汉语声调是以音长为主的方法是很不可靠的。王力先生又举了《公羊传》何休注所谓“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上册65页引）作为上古声调以音长为主的证据，也实在是莫奈何。所谓“长言之，短言之”是否指声调长短而言，根本就成问题，况且只是一个孤证，怎么就能那么武断地证明上古声调就是音长为主呢？在这里王力先生又把自己同意的‘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置诸脑后了。 　　由此可见，王力先生所谓科学的原则，大都是为他主观意识服务的。在和他的主观要求相符合的时候，他可以重视这些原则，一旦这些原则和他的主观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可以置之不理。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对待科学的态度。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谈王力先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经典作家不只一次地向我们指出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是王力先生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当作标签来看待，需要的时候贴它一张，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拿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作幌子来掩饰他的唯心主义的实质。譬如说在绪论中，王力先生引了列宁、斯大林的话说，研究汉语史必须“注意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册14页）。但这不过在绪论里说说罢了。一到本论就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了。又如王力先生在绪论中（上册19页）很强调区别一般和特殊的重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是，王力先生在实际研究中是怎样运用这些原则呢？凡是合乎需要的就是一般，不合需要的就是特殊。上面所举《书经》中“朕”字的用法以及明母字表示黑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成了王力先生掩饰主观唯心论的幌子了。这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歪曲和污蔑。王力先生1957年3月在《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中曾经不无悔恨地说：“自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以后，中国语言学中存在着教条主义……我们得承认，包括我个人在内，在过去5—6年中间，我们在语言学领域中往往免不了要犯教条主义。特别是在教学工作中，惟有教条最方便也最安全。①如果我们联系上文所引1954年王力先生在《红楼梦》研究讨论中的发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象他早期对待高本汉和叶斯泊森的学说一样，心里并不完全相信的。他之所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这样“最方便也最安全”，正如他早期引用高本汉、叶斯泊森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一样。不过王力先生把语言学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过分相信了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的理论，或者说毫无批判地对待斯大林的著作。似乎今后只要一反其道而行之，把斯大林的学说一脚踢开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对事实的绝大歪曲。《汉语史稿》清楚地表明王力先生丝毫没有按照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去研究汉语史，而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因而犯了严重的错误。 　　注① 《中国语文》，1957年3月号，第3页。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