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王瑶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兼论王瑶与胡风、冯雪峰文艺思想的一致 　　<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 　　王瑶先生在《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他》（见《文艺报》1958年第1期）一文中，一开头便大言不惭地谈到，在对待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上，他“和资产阶级学者们一向就抱有根本分歧的观点”。显然，在现代文学界中，王瑶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但是我们鉴别一个人的思想实质，不是看他的美丽的宣言，而是看他的实践。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就是王瑶先生思想实质的最好说明。如果我们剥掉那些连篇累牍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们就会发现，贯串在全书中的是王瑶先生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和它所表现的形态——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这些恰好是从胡风、冯雪峰那里一脉相承来的。 　　王瑶先生并没有按照事实的本来面貌，真实地、科学地阐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力图使它附合自己的阶级偏见，达到宣扬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目的。在所谓“五四传统”“现实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路线，贩卖主观唯心主义，为资产阶级文学涂脂抹粉。王瑶先生严重地歪曲了30多年来中国新文学史的真正面貌，在现代文学阵地上大摇白旗。 ## 一 　　“五四”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政治运动的迅速开展，新文学运动也有了蓬勃的发展。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对这一段历史，曾作了极深刻的分析： 　　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30年来，中国新文学战线上任何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一切汇合在反帝、反封建洪流中的作家，无不在组织上或思想上接受了党的领导。王瑶先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对党的领导是本能的排斥的、抗拒的。在阐述新文学史时，就是不遗余力地抹煞党的领导作用。这集中地表现在： 　　第一，把新文学运动的性质描写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否认社会主义因素是新文学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说：“‘五四’是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这启蒙运动最初虽主要地为资产阶级所领导，也迫切地要求扩大，因为它无论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作为单纯的新文化运动，或作为现实社会改造的政治斗争的准备，都非有落后而最广大的人民做后盾不可。”（21页）这种对于“五四”运动的歪曲，在王瑶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具体的发挥。没有十月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那么就不可能有这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王瑶先生在论及伟大的“五四”运动时，却故意忽略产生“五四”运动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避开不谈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而把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作“五四”运动的主角，胡适、蔡元培、周作人等成为最活跃的人物，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蔡元培的《复林琴南节》是“新文学建设中的重要文献”，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的正面意见”……不知在王瑶先生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何地？在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唯一被王瑶先生提到的是陈独秀，但在王先生看来，陈独秀和胡适之流有什么区别呢？“可以看出陈独秀等的战斗精神是要比胡适蓬勃得多的。”（上册29页）“陈独秀的社会思想虽然在当时还很朦胧，但较之胡适单纯的进化观念……就进步多了。”（上册31页）如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只有陈独秀一个人）而在王先生眼中他与胡适之流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那么，还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呢？王瑶先生就是这样在具体的阐述中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奉送给资产阶级了。 　　第二，把文学事业描写成个人的事业，而不是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在《史稿》中，我们所看到的在新文学史上活动的只是一些个人，他们因为要“为祖国而歌”，要“透视现实”，要从事“人生的探索”……（这些都是王瑶先生给作家分类的标题），所以才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个人的、自发的，只是基于一种主观的内心要求。我们却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个人抒情的工具。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就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作家都脱离不了这个客观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置身于革命的洪流或反动的逆流之中。王瑶先生抽掉了文学的社会本质，脱离了阶级斗争的现实，而把文学史描写作一群知识分子个人活动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新文学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论述作家时，就从来不谈党的领导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影响，甚至在论述鲁迅、郭沫若和茅盾这样的作家时，也只谈他们的个人成就，根本不谈在他们进步的过程中，党对于他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混淆了、取消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史稿》中根本感觉不到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在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而只看到一些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吵纠纷。比如，左联10年本来是文化围剿和反围剿斗争异常剧烈的时期，当时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于革命文学家，使用逮捕、暗杀、迫害等手段外，还动员了它的全部文化奴才，向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展开攻势。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革命文学终于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反动的文学流派，声势浩大，所向披靡。然而这些严重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到了王瑶先生笔下，都化为一些文人的笔战；新月派对鲁迅；民族主义分子王平陵对鲁迅；胡秋源、苏汶对瞿秋白、周起应、鲁迅……王瑶先生并没有把新月派、民族主义分子、第三种人等活动看作配合国民党军事围剿而来的文化围剿，掩盖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冲淡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场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的重要意义。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在谈到与第三种人斗争时，王瑶先生把冯雪峰的一段话，作为“总结性的文字”引用出来。抱有修正主义观点的冯雪峰认为苏汶先生们还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而他们向左联进攻，是因为“左翼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的）错误。”（上册164页） 　　第四，否认党对文学事业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史稿》中，我们只看到忽而成立一个“协会”，忽而成立一个“联盟”，似乎每个文学社团都是文艺工作者自发组成的。如谈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经过时就说：“初期这些活动多半还是属于一种无组织的、散漫的、个别的、最多是小集团的活动，不足以配合抗战现实的需要，于是成立一种共同的新的组织，就成了大家普遍的要求。”（下册3页）甚至象左翼作家联盟这样由党亲自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从酝酿筹备到成立和开展活动，无不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王瑶先生谈到它时，也绝口不谈“党”字。 　　总之，从王瑶先生的《史稿》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党不能领导文学，30年来，我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与党毫无关系。王瑶先生就是这样的在现代文学阵地上来反对党的领导的。 ## 二 　　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因此，作为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它必须要求自己的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现，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运用这种观点去指导创作实践。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是党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贯的精神，也是新旧现实主义根本区别之所在。只有那些替资产阶级说话的人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妨碍了创作，因而一方面极力反对向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方面又反复宣传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思想。胡风、冯雪峰和王瑶，在此问题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文学创作神秘化，认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忠实于生活。用“主观战斗力”去拥抱现实，根本不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而达到反对作家思想改造，反对文学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 　　王瑶先生在《史稿》中，是从三个基本方面来反对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这些“理论”又都是和胡风、冯雪峰完全一致。 　　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现妨碍了创作，因此根本不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冯雪峰早在1936年就诬蔑我们强调正确的世界观是“机械论的老调”，他提倡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去获得世界观”。他说：“世界观对我们的指导是决定着我们实践的方向，同时也为我们实践的任务所决定。”这说明冯雪峰对于正确的世界观，是恨入骨髓的，对作家的思想改造也表示深恶痛绝。作家的世界观，在创作中就可以获得，甚而为“实践的任务所决定”，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对于有正确世界观的作家所写的反映生活的作品，都被冯雪峰责骂为“图解主义”“公式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东西，是“穿上了市侩主义的艺术的衣裳”。王瑶先生在此问题上也是步着冯雪峰的后尘。在分析1928年创造社提出的“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时，说：“这世界观的提出，一方面在当时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表示了我们对于世界观的理解就是抽象的、教条式的。”（上册170页）王瑶先生在这里是把强调世界观批评为抽象的、教条的，这实际上是反对作家掌握正确的世界观。 　　王瑶先生运用了这个观点去分析我国近40年来文学运动中各个不同阶段的“创作趋向”。例如，他把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创作说成是“标语口号和公式主义”，把抗战时期为大众服务的文学作品说成是“公式主义、客观主义的作品”，把解放以后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作品说成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而产生这些趋向的主要原因，根据王瑶先生的分析，是过分强调了作家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缘故。王瑶先生既然把我国新文学史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创作，嗤之以鼻，那么，作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王瑶先生根据这个荒唐的“理论”去观察分析文学现象，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和我们也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例如对待1928年创造社所提出的“掌握正确的世界观”的理论，我们认为，虽然当时在阐明这个理论时还欠周密，还有简单化的地方，但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提出“要紧的看你站在哪一阶级说话”这一类尖锐的问题，并批判艺术至上论，说“单描写客观的现实，是空虚的艺术至上论，是资产阶级的麻醉剂。”王瑶先生不承认这根本正确的方面，却去批判它是“进一步地接受和提倡起创作方法上典型的机械论来了！”而且进一步指摘1931—32年之间的文艺创作“就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产生了大量标语口号和公式主义的作品。”（上册170页）王瑶先生还通过冯雪峰的话阐明了自己这种观点：“观察社会现象，分析人物性格，大抵都根据庸俗唯物论，而题意或作品中的思想则来自预定的政治概念，并非和现实生活及斗争而得来的思想内容，却算是‘关照’着政治”。（下册37页）冯雪峰和王瑶认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都不是来自现实生活及斗争，都是根据预定的政治概念。这里说我们的作品都是脱离生活与斗争，这当然是一种歪曲；至于说根据预定的政治概念，如果这个政治概念的内涵，正象冯雪峰、王瑶所指的是正确的世界观，这有什么不好呢？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正确地观察社会现象，分析人物的性格，只能是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只能更深刻地去认识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会是与现实生活反而远离。而且，那些口口声声叫喊忠实于生活的唯心论者，难道他们在深入生活之前，就没有阶级的偏见，就没有自己对社会、对文艺的一套看法吗？由此可见，这段话的涵义不只是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是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文学；更重要的是攻击了我党关于作家必须改造思想，必须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文学原则。王瑶先生在批评正确的世界观妨碍创作之余，便提出：“要争取现实主义的文艺及其创作方法的胜利，就必须清算这些不好的倾向。”（下册37页）王瑶先生在这里所谓现实主义的文艺，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乃是冯雪峰在《论艺术及其他》一文中所提到的“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创作的战斗过程，即反映着现实的激烈斗争的作者的内心斗争和艺术创造。”现实主义的全部过程，既然是作者的内心斗争，是“艺术家同他的人物的搏斗”，那末，世界观对于创作又有什么作用？这就势必把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尖锐地对立起来，这就难怪王瑶先生要清算这种“不好”的倾向，要清算抗战时期曾起战斗作用的作品来了。 　　第二，宣扬主观战斗的精神。王瑶先生在反对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思想改造的同时，鼓吹了他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思想，强调所谓艺术追求。以胡风为首的主观论者所提出的“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等作为文艺根本问题的口号，在《史稿》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在介绍舒芜《论主观》的时候，尽管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早在1948年就受过批判，但王瑶先生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它辩护，引了胡风的话：“《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下册247页）并进而分析作者的动机是：“根据整风文献来反对主观教条主义的”。（同上）我们知道，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着重地批判了主观主义。正是在这个运动之后，胡风推荐了《论主观》这篇提倡主观主义的文章，把锋芒指向当时文艺界他所谓的“客观主义”倾向。王瑶引用这一段话，并称舒芜的动机是“反对主观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为胡风、舒芜之流开脱罪行。最不能容忍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文艺界本来已有定论，王瑶先生却故意引冯雪峰为舒芜、胡风之流辩解的话，来说明主观精神还有其“积极意义”：“……在反对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声中，还有着所谓主观力或热情的要求，以及所谓‘向精神的突击’或‘自然力的追求’等问题。有人将这些当作了危险的倾向来看，但我以为我们先应该对问题从积极的、时代的意义上去看，得出积极的要点和我们领导的方向。……这些情况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下册248页）冯雪峰这段话的锋芒直接指向党，指向当时对《论主观》所进行的必要的批判。把“主观力”或“热情”当作创作的决定因素，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的“主观力”或“热情”都是有阶级性的。这种论调实质上是反映了这些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的人，他们根本不愿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脱胎换骨的转变，而是以他们资产阶级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昂扬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拒绝深入革命实践，拒绝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种对革命的背叛和抗拒，竟然被冯雪峰认为是“对革命的接近和追求”，甚至要由此得出“我们领导的方向”！如果我们的文学事业以此为方向的话，那就会从根本上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王瑶先生在引冯雪峰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后，又加以发挥：“这些人（指舒芜等人）都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上都是倾向革命的，自然与那些根本反动的思想不同。”（同上）请看这些人又是“进步的”，又是“倾向革命的”，这样的主观难道还不应该加强和昂扬吗？——在这里，王瑶先生和冯雪峰一唱一和，完全否认了胡风、舒芜之流这些言论的反动性，充分暴露了王瑶和冯雪峰、舒芜在文艺思想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王瑶先生对作品的评价同样是唯心主义的。这可以从王瑶先生对《七月诗丛》诸人的评语中作一简单的剖析。请看这样的一些词句：胡风是“感情很丰富”；绿原是“渗着一些忧郁的抒情情调”；冀汸是：“可以感到作者奔放的感情”，孙钿是：“感情真挚”；庄涌是：“情感明朗而有力”“有的是充沛的情感”；亦门是“情感真挚而含蓄”。（下册63—67页）……这一大串的“情感”“感情”都是抽掉了阶级内容的主观唯心的东西。王瑶先生对于作品的分析从不注意它所反映的时代内容和阶级倾向，完全倾注到作者内心世界的探求中去。脱离了社会阶级的分析而侈谈什么“感情”丰富不丰富，这实际上是为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感情情调开辟自由泛滥的市场。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更赤裸裸地表现在王瑶先生所喜欢引用的胡风的话中。在胡风为鲁藜写的《诗之歌》的跋文中说：“这些和谐的乐章所带给我们的通过追求、通过搏斗、通过牺牲的艰苦但却乐观、深沉但却明朗的精神境地，不正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内容底繁花么？”（下册60页）在这里，我们除了作者本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强烈表现而外，还能看到什么呢？胡风和王瑶先生根本否认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把创作过程理解为作者主观内心世界的“追求”“搏斗”“牺牲”。他们所谓的“伟大的时代内容的繁花”不是指现实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是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是地道的唯我主义。“我”就是世界，“我”就是宇宙。王瑶先生在这里承认并接受了胡风的“自我扩张”的理论，公然地反对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企图以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来改造世界。 　　第三，要什么样的真实？ 　　作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写出反映我们社会真实面貌的作品，才能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王瑶先生和胡风、冯雪峰一样，否认马克思主义世界现对作家创作的作用，王瑶先生说：“作家在不断地从革命实践中取得了正确的立场，及对人民前途胜利的无限信心，尤其是在创作中促使新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上册172页）王瑶先生在这里认为，作家不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只要通过艺术实践（即革命实践），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取得了正确的立场”。这和胡风所说的“群众，就是现在所说的小人物吧，当他们被斗争的要求所推动，是能够在某一关联上接近、投入、掌握马克思主义，把那当作斗争的武器，并不是要系统地研究过，精通了以后才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下做有效的斗争的……”（见《文艺报》1954年22号）又有什么异样呢？显然，王瑶先生强调实践并不意味着作家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思想，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作家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进行思想改造。既然作家的根立场、世界观没有解决，那么怎样去反映现实呢？这就很自然地宣扬“主观战斗力”了，也就是要作家有意抛掉客观真实的存在，以他固有的阶级立场和感情趣味“拥抱”现实；这便是冯雪峰所说的“艰苦的创作斗争和过程”“肉搏着艺术”并从而达到“追求人生”。（《有进无退》183页）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艰苦的创作斗争”，鼓吹“肉搏着艺术”，这就必然导致一种成见：看我们的社会总是处处不顺眼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瘫疽，是它们的宝贝”。（《鲁迅全集》第4卷328页）无疑，我们所要歌颂的，也正是他们所要暴露的了。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最真实的文学艺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从来不害怕揭示生活的真实状况。只有剥削阶级，为了蒙蔽劳动人民的眼睛，才需要掩盖现实的真象”。我们并不否认，在我们工作中也可能产生错误和缺点，我们也可以写这些东西，然而我们所站的立场和所抱的目的，同王瑶先生有着根本区别，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的是使我们的人民看了更增加克服缺点的勇气和信心，而王瑶先生却与我们根本相反，他们要抓住所谓“阴暗面”，片面地加以夸张，嘲笑，使我们的人民看了垂头丧气，失去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他们眼中，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才是“真实地”，而歌颂光明面的作品就都是“粉饰现实”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不真实”的。他们的所谓真实，就是那种消极的、落后的、停滞的、死亡着的东西。无怪乎王瑶先生在谈到曾受敌人赞赏的小说——丁玲的《在医院中》时，那么赞赏备至了。对于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想以狂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来改造我们党的反党分子陆萍，非但没有批判，反而歌颂说：“《在医院中》写一个女医生的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为了追求光明，她从上海走到延安，派到产科医院服务。虽然她已勇敢地摆脱了旧的繁华生活，但小资产阶级的习性还很深，她不习惯于周围的一切，如那种田出身的院长等，她觉得受了委屈，只能从服务的热情和对未来的遐想支持自己”；又说丁玲“写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走向革命的心理和过程”，“写出了新的人民世界和生活意识从旧的中间生长发展的历程”（下册104页）。在这些评语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掩盖了丁玲的反动小说的本质，把它说成是“写出了新的人民世界和生活意识从旧的中间生长发展的历程。”（二）王瑶先生美化了延安的“莎菲女士”——陆萍，把她说成追求光明、追求革命，把疯狂复仇的心理，说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走向革命的心理”，把陆萍的反党，归罪于“种田出身的院长”，说她“不习惯周围的一切”，“受了委屈”，所以“只能从服务的热情和对未来的遐想支持自己”。仿佛是环境的威压，逼得她反党了。王瑶先生深深同情了这位延安的“莎菲女士”的处境。 　　王瑶先生对于路翎的充满歇斯底里病态心理的、严重歪曲工人形象的、和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小说（如《青春的祝福》、《女工赵梅英》、《财主底儿女们》等），不是去批判他如何否定党的领导，夸张群众的自发的“革命”力量（即所谓“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和诬蔑我们对敌人的斗争；反而大加颂扬，说他的作品“热情的表示出了他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恨，和对于社会进步的渴求”。称他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作家。”（下册107页）这和冯雪峰对路翎的称颂，说他是“来自人民的战斗和要求和热情，是真正战斗的热情”有什么差别呢？路翎的小说，也早在1948年就受到《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王瑶先生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地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他保留一席地位，并献给他一顶“富有正义感的诗人”的桂冠呢？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王瑶先生的所谓真实，到底是什么货色了。 　　王瑶先生之所以对丁玲、路翎的作品感到特别亲切，这正反映了丁玲、路翎、王瑶诸人的感情倾向：对党和它所领导的劳动人民，在感情上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而对待来自旧社会的、消极的、停滞的、死亡着的东西，却表现极大的兴致，紧抱着不放。王瑶先生这种阴暗心理，正是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的一种本能的反映。 ## 三 　　怎样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鉴别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与无产阶级文艺观点的试金石。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们都是打着“超政治”“艺术至上”的招牌，掩盖他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本质。只有无产阶级敢于公开宣布文学的党性原则：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必须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而王瑶先生是否按照文学的党性原则来分析文学现象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问题来考察：文学要不要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政治标准第一还是艺术标准第一？ 　　毛主席说过：“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在王瑶先生心目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究竟是应该从属于政治，还是应该为艺术而艺术呢？读完全书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王瑶先生对于那些配合当前任务的作品，都一贯地流露出深恶痛绝情绪，比如对抗战初期创作的分析。处于抗战初期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需要文艺迅速地反映出来，我们的作家没有背弃时代和人民赋予自己的使命，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成为我们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是王瑶先生对这些作品是怎样评价的呢？“这些作品在抗战宣传上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但缺点也是很多的，最显著的就是公式化概念化。”（下册35页）而且通过胡风的—段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公式化是作家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的结合。这个新文艺运动里面的根深蒂固的障碍，战争以来，由于政治任务的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加滋长了。写将士的英勇，他的笔下就很难看到过程的曲折和个性的矛盾，写汉奸就大概使他得到差不多的报应，写青年就准会来一套救亡理论……。”（同上）胡风这种理论的反动性是显然的。胡风这种理论正是引导人们走上脱离政治的道路。奇怪的是，王瑶先生竟然把这种理论奉为经典。这里至少说明这样一些问题：第一，王瑶先生同意了这样的观点，把公式化的倾向看作是配合政治任务的必然注定的恶果。第二，借反公式化之名把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说成是“新文艺运动里面的根深蒂固的障碍”，当文艺与政治有了进一步结合的时候，便说是这个障碍“不但延续反而更加滋长了”。第三，在王瑶先生的心目中，作品的公式化来源干生活的公式化。我们认为将士的英勇，汉奸受到应有的制裁，青年学生从事救亡宣传，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真实，作家可以写，而且应该写，但胡风、王瑶先生却斥之为“公式化”，这和右派分子所说“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正是一个论调，都是以自己的阴暗心理去揣想现实的。 　　在论述抗战时期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创作时，王瑶先生以贵族老爷的态度无例外的一概加以贬低、斥责，反复地申明文艺必须超政治的道理。谈到诗时就说：“诗的产量很多，但由于廉价地强调光明，‘概念化’是当时一般的毛病”（下册82页）；谈到戏剧时就说“这期作品的煽动性质和胜利的结尾，都给了观众以满足，抗战的火花使作者眼花缭乱了，因此以政治口号代替现实的描绘的倾向自然在所不免……”（下册143—144页）；谈到报告文学时就说“这类作品产生的很多……只是为了宣泄自己一时的兴奋感情或传达一个既定的政治概念，因此一般的艺术性并不很高，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尤其少，绝大部分到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下册18页）王瑶先生用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刻薄口吻来挖苦抗战时期的革命作品，把我们作家倾泻在作品中的可贵的爱国热情，说成是“眼花缭乱”、“宣泄自己一时兴奋的感情”，把对抗战必胜的信心说成是“廉价地强调光明”，把这些作品所起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说成是“煽动性质”，“给了现众以满足”。这充分暴露了王瑶先生的内心世界，对祖国、对民族是如此冷漠和无情，连抗战这震动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政治事件都认为不应该写，写了就是低级，就是公式化！ 　　对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王瑶先生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前夜的歌》中有这样几句话：“如果在当时会对读者发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和起过相当作用的作品，那就不只在内容上是进步的，诗也一定写的比较算成功。必须是一首诗，它才会发生诗的作用。”（上册213页）这几句话是意味深长的。王瑶先生在历数了左翼作家的罪状——“呐喊多于描写，概念化倾向很重”，“概念的排列和愤怒的詈骂”，“过分注重内容的公式化的诗篇”等之后，便总括地写了上述一段话，意即你们这些左翼诗人的诗，只在内容上是进步的，但在艺术形式上根本不成其为“诗”，那也就谈不上什么作用了。我们对照一下冯雪峰的话：“政治标准是第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作品首先应该是艺术品，如果不是艺术品，那问题就不存在了。”问题就更明显了，他们所鼓吹的原来都是“艺术至上”的理论。王瑶先生和冯雪峰一样，都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艺术的知音者，仿佛只有他们才懂得艺术，只有他们才看重艺术。但毛主席早已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总是别有用心地反对这个原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虚假的艺术至上论的真相。的确，王瑶先生很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如果我们综观全书之后，便会明白王瑶先生是如何运用艺术标准的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那就从艺术性方面加以贬抑；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家，那就从艺术性方面加以吹嘘。原来王瑶先生运用艺术标准也是有阶级性的，也是从一定的阶级感情出发的，我们可以看看，在《史稿》中，王瑶先生肯定和赞扬了哪些人，为哪些人说了好话；再看看他否定和贬低了哪些人，含讽带刺地损伤了哪些人。从1919到1927年这段里，被王瑶先生抬高了身价的有：胡适、朱湘、李金发、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在这里，我们要问：什么原因使得王瑶先生把胡适的《尝试集》摆在《觉醒了的歌唱》一章中《正视人生》标题下的第一位，推崇为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煞费苦心地给他找出了“一点‘尝试’的进步思想”，还大谈他对诗的格律的见解，宣扬他的影响很大？而对于瞿秋白同志，这位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有着杰出贡献的革命先导，王瑶先生却表现了惊人的冷淡，在这一编和下一编里都只用了几行，极其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一下。难道瞿秋白同志文章的艺术性不高吗？他的笔锋的犀利、文辞的生动，这是被大家公认的。但是，这一切，王瑶先生是不能接受的。左联期间被王瑶先生抬高了的是“新月派”、“现代派”等反动文学团体，被他贬低的是殷夫、胡也频等五位烈士和蒋光慈等。抗战期间，王瑶先生大加吹捧的是《七月诗丛》、路翎、丁玲的小说，被贬抑的是夏衍、张天翼等。从这些粗略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王瑶先生的批评标准和感情倾向，他憎恶什么，喜欢什么，那是异常分明的。由此可见，王瑶先生并不一般地反对政治标准，而只反对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政治标准；也并不一般地赞成艺术标准，而只赞成能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内容服务的艺术标准。这就是问题的真相。 ## 四 　　普及第一，是我们文学艺术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解决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关键。不考虑占最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把提高放在普及之上，那就是在根本上篡改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使我们的文学事业改辙，走入资产阶级文艺的道路。这在毛主席的《讲话》中本来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是王瑶先生在介绍这一节的时候，却用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手法，上面引用了一些毛主席的话，下面原封不动地、未加引号地搬用了一段冯雪峰的话：“‘普及’是大众化的首先要求，因为就一般的新文学作品说，它的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它还不够高度地反映了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创造了和这内容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就是说作品的所以不够大众化，是因为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不够很高。”（下册214页）王瑶先生用这种诡辩把毛主席的话解释得如此糊涂，令人莫名其妙，所谓“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取消普及。究竟什么是普及，什么是提高，毛主席早已指出过：“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这是每一个只要识字的人都能看懂的，但王瑶先生偏偏不愿意看“懂”，故意把普及和提高混为一谈。在这里王瑶先生实质上是要求文艺脱离广大的工农兵的需要，只为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这种思想根源于王瑶先生的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本性，根本瞧不起劳动人民，把文学看作“高贵者”的专利品。按照他的解释，普及就不过是把那些“提高”的东西自上而下地“普及”到人民中去。在王瑶先生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普及工作时，忽然引用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下册469页）。毛主席这句话本来是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对于我们的同盟军农民只能用教育的办法，而不能强迫命令。但王瑶先生断章取义地把它用在文艺工作上。毛主席关于普及和提高有过那么多明确的指示，王瑶先生都不引，偏偏引了毛主席在别的场合，不是谈文艺问题时的这一句话，也不管引用到这里来是否恰当，其目的也只在于歪曲地利用毛主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反动观点：农民是落后的、愚昧的，必须王瑶先生他们去教育农民。这与冯雪峰的“化大众”的论调，实在是异曲同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王瑶先生对普及的作品，特别是工农兵群众自己的创作，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譬如在《工农兵群众诗》一节，专门论述群众创作时，王瑶先生介绍了很多优秀的群众创作之后，得出什么结论呢？“一般地说，诗中的思想性和技术都还不能说是很丰富的，对于事物的刻划也不够很深刻，形式多数还采用了民间歌谣或唱本的现成格式，因此语言上也有一些现成的套语，如‘叫一声’、‘不由人’、‘想当年’、‘恨只恨’、‘听我言’、‘表一表’以及‘解放好、解放妙’之类……（下册281页）这几句刻薄的话表现了王瑶先生不折不扣地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他和我们的工农兵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群众由心里爱的东西，他就是由心里不爱，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创作，他看着就是不顺眼。 　　谈到“民族形式”问题，王瑶先生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完全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借口保卫“革命传统”的新文学，而扼杀通俗文艺和文学大众化的方向。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谈到民族形式时，是说要创造一种“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谓“喜闻乐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指“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份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可是王瑶先生并不是这样理解。王瑶先生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但却用胡风的观点来解说它：“‘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下册26页）而所谓“‘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冯雪峰替胡风作了注解，即“对于世界文艺的现存的和旧的形式的追求和袭用。”（见《过来的时代》）胡风、冯雪峰如此崇拜西欧，主张欧化，完全拒绝我国文学遗产和民间文学，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呢？而王瑶先生却完全拜倒在胡、冯两家的脚下。 　　社会主义文学的“民族形式”，既然是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包括人民的语言、风习、信仰、趣味等等）中的优良成份吸收到新文艺中来，这就必须重视和培植通俗文艺的健壮的发展。抗战初期，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作为革命的宣传教育工具——文学艺术，它的方向当然是大众化。当时也的确是这样做了，许多革命作家，努力写作通俗文艺，真正创造了许多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而创作范围之广泛也是空前未有的。对于这一点，王瑶先生不得不承认通俗文艺“在宣传鼓动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王瑶先生的真正态度是对大众文艺的贬抑，提出应该对它进行“应有的批判和估价”，对那时歌颂八路军胜利、歌唱人民抗日的鼓词、评书等大众文化，说成是“实际上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大众文艺’，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宣传品。”（下册19页）这论调其实也还是偷了冯雪峰的，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就说到：“抗战开始，对于抗战动员的政治宣传任务都并没有问题，并且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大众作品也产生出来了，但与其说是作为大众文艺，还不如说是作为一般的宣传品而产生。”冯雪峰、王瑶都如此卑视大众文学，根源在于这些作品“在宣传鼓动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王瑶先生极力抹杀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学的意义，他说：“通俗文艺大部分都是‘不暇求精’的产物；因为在战争的强大的动员力量之下，甚至佛教文学和旧诗词都在一定的限度上面反映了抗战的内容。”（下册19页）王瑶先生把民间文艺与佛教文学、旧诗词相提并论，无疑的，目的是要反对继承文学遗产和发扬民间文学。胡风就曾这样疯狂叫嚣过，把民间文艺说成是“封建文艺”，是“依靠着‘历史的惰性’在发扬它的威力”。（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总之，王瑶先生在贬抑通俗文艺形式和文学大众化当中，完全暴露了他和胡风、冯雪峰立场、观点上的一致，即在政治上是崇拜西洋的，在文艺理论上是强调所谓“革命传统”的新文学，来取消民族形式，以民主的政治要求，来反对文学的大众化方向。 　　从以上四个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瑶先生在关于文艺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上都承袭了胡风、冯雪峰的观点，并且宣扬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王瑶先生善于观测政治风向，怕犯错误，自认为治学态度很稳重，轻易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总是引用一些文艺界权威人士的话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但是为什么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胡风、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王瑶先生偏偏选择了后者，用这种反动的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呢？这难道可以用什么“当时胡风、冯雪峰的问题尚未揭发”之类的理由来解释吗？王瑶先生的这种选择，说明了王瑶先生自己与胡风、冯雪峰在思想上深刻的一致性，同爱憎，共喜怒，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王瑶先生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王瑶先生说来，现在严重的问题是要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如果仍然舍不得拔掉白旗，而只想在它上面作些修修补补的工作，那是枉费心机，徒劳无益，也必然要继续碰壁的。立场不转变，即使王瑶先生再慎重，再善于隐蔽自己，东抄西抄地抄下去，还是会抄出毛病来的。不破不立，王瑶先生必须根本改造自己的立场，彻底摧毁整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些许有益的事情。 　　引文未注书名均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