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党代会揭发、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张鸣>

　　新华社兰州7日讯　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开始讨论时，大家对目前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究竟以那个为主的问题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几年来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对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的少，因此目前地方民族主义是突出的，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主要危险；一种认为目前大汉族主义仍然严重存在，少数民族中只是个别右派分子和个别骄傲自满的人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大部分少数民族干部还是很虚心的，批判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就会克服掉；一种认为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同时存在，应当同样的批判。最后多数同意这种看法：过去强调批判大汉族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批判；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 地方民族主义在甘肃地区的表现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借口自治权利和民族化，排斥汉族干部和外来民族干部。

　　临夏回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中有这样的说法：成立自治州是“换汤不换药”、“瘦马备了个金鞍子”，有些人竟把自治州污蔑为“临夏回族汉治州”。有些人把外来回族干部叫“假回回”。

　　甘南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这些谬论：“藏民当家，汉民作主”、“民族干部有职无权”。财粮处副处长张敦厚(藏族，右派)说：“汉族干部给民族干部把本事教会了，就应当离开，就应当让位”，又说：“民族干部是打狗棒，做一件事情苦在民族干部，功在汉族干部。”

　　固原回族自治州去年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以后，回民和回民干部无原则地要求汉民尊重回民的一切，强调事事特殊，处处特殊，说什么精减机构时不能减回民干部。

　　吴忠回族自治州有的回民干部说：州机关汉族干部多，“回民汉化了。”在那里回民过尔德节也要机关挂国旗。有的说：“外来回民干部不应该在回民干部数字内。”

　　（二、否认党在民族地区工作成绩，企图脱离党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论调：“共产党只能代表汉族利益，不能代表少数民族利益”、“党委一手遮天，包揽自治州一切大权”，“党员就是汉族，汉族就是党员”。临夏回族自治州有的人竟这样说：“共产党是汉人的党，将来要灭回灭教”。他们说“临夏地区工作一团糟”，污蔑那里的各项成绩是“办公室里的洋码字”。舟曲的一些民族干部，曾组织小集团，宰羊杀猪，喝血酒宣誓，企图瓦解洛大乡政府，要杀掉或赶走乡党支部书记黄树周等汉族干部。

　　三、要求扩大自治区域或权力，破坏祖国的统一领导。

　　在临夏有些人想扩大自治州的范围，企图把青海省的一部分划进来，以便和将要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相对峙；而另外一些人想把临夏划为宁夏回族自治州的一部分，成为“西马基斯坦”。有人还主张把中国的回族集中起来，成立“回回国”。甚至有些人竟不承认中国是他的祖国，曾要求给他们发迁移证，让他们回到“阿拉伯祖国去”。1957年春天，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印度噶伦堡少数西藏叛变分子，抓住达赖、班禅到印度参观的机会，搞“西藏独立运动”。甘南有些民族上层人物和民族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竟公开提出把安多藏区(包括青海藏区、四川若尔盖十二部落、甘南)划为西藏，成立一个“藏民国”。

　　四、强调民族地区特殊，反对社会主义改革。

　　地方民族主义者以“民族利益”和“保护宗教”为幌子，反对合作化，拒绝党的政策。有些回民说：合作化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前年甘南夏河宣传了合作化优越性以后，有些民族干部居然反对这样做，说什么“甘南情况特殊，不能搬用其他地区的经验”。他们把1956年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叛乱，归咎于“搬用汉族地区的经验”。

## 为什么地方民族主义在当前表现的这样突出？据大家的分析有这样几点原因

　　一、地方民族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点，是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当社会革命进入高潮时期，民族主义就披着民族的外衣，尽量扩大民族矛盾，以掩盖阶级矛盾，缓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

　　二、一部分民族干部是出身于小私有者，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严格锻炼，因此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立场不稳，在一些问题上往往从民族偏见出发，片面强调本民族利益，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应声虫。

　　三、有些民族干部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地方民族主义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他们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帜，向党要“官”要钱，企图实现个人野心。

　　四、有些同志认为领导上对少数民族过于迁就。甘南代表团在讨论中就提出：我们的统战工作有缺点，统的多，战的少，迁就姑息落后势力，只听上层人士反映，不听群众意见，把上层的落后意见当做群众的意见。

　　五、有人认为“反了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就抬头了。”但这种意见很快遭到了反对，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过去着重批判大汉族主义是对的，批判它同时也可削弱地方民族主义，绝不会因此而使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现在把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批判的中心也是对的。

　　代表们除了揭发地方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以外，还用大量事实，从正面进行了批判：

　　一、干部民族化的问题：甘南成立自治州以后，民族干部成长很快，截至1957年底，民族干部就培养了一千六百八十多名，占全州干部总数的38．7％，已接近民族化。全州有县级以上的藏族领导干部六十名，区级以上二百名，分别担任区书、县长、州委书记和州长等职务。按选举法规定，每八十一万人选一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甘南三十五万人就有代表二名。按藏民计算(该区有十五万藏民)，每七万多人就有一名代表。临夏回族自治州现有少数民族干部三千八百一十名(不包括中、小学教员)，民族党员七千四百一十八名，团员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三名。按全省来说，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1％，一百五十三万多人，而民族干部已有一万一千多人，少数民族党员八千三百多，团员二万七千五百多。

　　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照顾的问题：临夏回族自治州1956年共交给国家的农业税、牧税和工商业税五百六十万元，而国家对该地的各族建设投资以及发放的救济金共达七百八十四万元，超过收入33％还多。另外国家还发放了四百八十七万元的农贷。甘南藏族自治州1953年至1957年总收入为九百七十三万多元，而光行政费就开支二千七百多万元，不足的一千八百多万元全由国家补助；另外国家还拨给基本建设投资一百五十多万元。

　　来源：1958年2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