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过去”和“将来”   <关锋>   有的朋友批评共产党人“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话倒是对的,共产党人在一定意义上确是“轻视”过去。“迷信”(笃信)将来的。然而,这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人类生活的伟大真理。难道我们可以“迷信过去,怀疑将来”吗?或者可以“轻视将来,重视过去”吗?   “将来”是什么?“将来”是共产主义的时代,是征服宇宙的时代。人类历史的总和同它比较起来也是非常渺小的。对于这个“将来”,我们当然是要重视的。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依据社会生活的实践,确信这个“将来”是无限美好的,是一定要到来的。我们确信,人类历史只能有这样无限美好的将来,而绝不会有什么另外别的、灰暗的将来。在一定意义上把这种信心叫作“迷信”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信”,而是“笃信”——过去笃信,现在笃信,将来仍然笃信(将来的将来);晴天的时候笃信,阴天的时候仍然是同等程度地笃信。通常所说的“迷信”,虽然也具有“一往而不返”的坚固性,但是它是建立在盲目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终究是可以打破的。因此,如果一定要用“迷信”这个字眼来形容共产党人对于“将来”的这种信心的话,那末至少还得来几个“加倍”,比“迷信”更“迷信”……,它是什么东西也打不破的。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子“迷信”,那又怎么能够一往直前地做革命事业呢?有些人正是少了一点对“将来”的“迷信”,或“信”而不“迷”(笃),所以在一时乌云乱翻的时候就暗中流泪,或者到处叹气,以至到处泄气,以至不自觉地帮了“迷信”资本主义的右派的忙。可见对于将来的“迷信”是极宝贵的,而且得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共产党人是相信进化论的,不过,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要把进化论同阶级论结合起来。排斥阶级论、排斥革命跃进的庸俗进化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历史是进化的。猴子是不相信进化论的,它们大概是认为它们的祖传习惯和生活方式是绝对好的,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它们才不得进化,老是用四条腿走路。人是由猴子变化而来的,可是守旧的猴子却永远是猴子。   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必须把它反过来:“一代强过一代”。这道理,现在未必还有人反对吧?!但是,有些人在生活中却多少有点九斤老太的味道,甚至还有原封未动的九斤老太呢!当右派分子叫嚣“今不如昔”的时候,有些人迷惑起来,甚至还觉得他们说得多少有点道理;我想原因之一就是精神世界里的九斤老太作怪,少了一点“迷信”将来,多了一点迷信过去。   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坚决反对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的割断历史的非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守旧主义和复古主义。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学习历史,历史科学是要大大地发展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史,更专门一点,哲学史、文学史、诗史、文学批评史、化学史、医学史……都要加强研究。从这一方面说,我扪对历史决不是轻视,而是十分重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却是要轻视历史的。学习历史决不是要照样模仿,研究历史决不是作国粹保管员。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现代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高成就。站在最高成就的基地上看过去,我们对过去是要轻视的。难道历史上有什么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可以同马克思的理论相比拟吗?没有的,它们比马克思的理论相差得太远太远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它们是处在人类幼年的时代啊!正因为有这样一点轻视,我们研究历史,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作武器去进行分析批判,给以科学的评价和应有的历史地位,特别是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前人理维思维的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历史,也才能真正接受文化遗产。如果搞哲学史的把“老子”五千言拿来,象敦煌壁画一样地挂在墙上欣赏,那算得什么接受哲学遗产呢?不用马克思主义武器进行批判,是谈不到真正接受文化遗产的。我看,我们对古人有这么一点儿“轻视”,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研究他们的成就,古人是不会生气的。如果他们有知,那就会说:好啊!这样做才是我们的优秀儿孙啊!我们当年是生活在人类幼年时代,我们那些学说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现在你们达到了这样高的成就,分析批判我们的学说以接受经验教训真是太好了。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的现今和将来啊!只望你们永远向前看就好了。也许庄子还固执他那老一套:“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之过也。”那末,我们只好对他说:“老先生,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   九斤老太则不然。她说:“月亮也是先秦的圆!”这样重视历史,是最蛮横地糟蹋历史,——岂只一般糟蹋历史而   可惜,九斤老太的阴魂不散,还时常附在少数研究历史的人身上作怪。   就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吧,有的朋友很重视接受哲学遗产,他们的愿望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把“否定”(扬弃)同接受哲学遗产绝对对立起来,这在实际上就是否认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古代哲学思想。他们所谓接受哲学遗产,就是从古代哲学思想中找现成的东西,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现成地拿过来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好使用的东西。对古代哲学的这种重视是要不得的,那样的好东西在古代哲学中是没有的。例如,我们研究先秦的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吧,难道我们今天还要以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去认识宇宙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构成作了高度科学的说明吗?例如“相反相成”这个光辉的古语,如果孤立地把它现成地拿过来,那从哲学上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远不如“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个命题科学。再例如范缜的哲学,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他的“利之与刃”(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命题,直到今天也还是光辉的。但是如果把它现成地拿过来,那从哲学上说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对物质同精神的关系作了高度的科学说明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如此说来,岂不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没有意思了吗?或是意义不大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用的方法要对头。我以为可以打个这样的比喻:哲学史研究工作,好象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反省他自己从幼年以来的思想过程的本身。这种反省不是对于过去的留恋或欣赏,而赞叹之,而高捧之;而是以现在达到的思想水平,对这个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进行这种分析的目的,不在于从幼年的想事方法中找寻自己现在思想方法中所根本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使用。思想家的成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他幼年想事方法中的好东西已经包含在他现在的思想中了。但是,一个思想家成熟以后,对自幼以来的思想发展史,进行反省、分析却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成熟过程就是离不开这种反省的)。进行这种反省、分析,当然需要考虑过去什么事想对了,什么事想错了,引起的后果是什么,等等。然而,更加重要的却是,两种思想、两种思想方法矛盾斗争的发展规律;比较正确的思想、思想方法在思维过程中是怎样达到的,还有哪些缺陷,这些缺陷是怎样产生的(受什么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怎样限制了认识?)错误的思想、思想方法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是怎样失足的,怎样把真理变成了谬误,等等。对这些作出科学的总结,发现其规律性,对于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向前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我以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抱这样的目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接受哲学遗产,才能科学地总结出古人理维思维的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以帮助青年一代尽快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是,有些人缺少我们上边所说的那样一点“轻视”,或者还有些迷信,就不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古代哲学思想。轻者,例如对古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缺陷不加批判,或者只用“时代的局限性”一语轻轻带过。至于古人受什么具体条件的限制,是怎样被限制的,古人为什么会失足,是怎样失足的,等等,他们就不加或很少加以分析,批判了。为了把哲学史变成科学,为了现实的斗争,为了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对于古人的这种“厚道”是不必要的。重者,例如一心一意地去从古代哲学中去找现成地拿来使用的好东西,以至牵强附会,美化古人,以至“颂古非今”。于是,孔子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出来了,公孙龙的哲学空前绝后的说法也出来了。还有什么“中庸”接触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诚明,谓之性”是客观决定主观,“自明诚,谓之教”,是主观反作用于客观,也出来了。以至说什么古人道德修养要求的境界是很高的,而慨叹现今的革命者没有注意从封建道德及其修养方法中吸取营养料,来加强共产主义的修养;以至说“看看封建时代的先哲,我们是有逊色的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究竟是多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什么呢?   对过去,没有那么一点“轻视”,而过分地“重视”或迷信,那末就会“轻今”、“非今”,以至把将来也“过去化了”的。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来是如此,对于其他各门历史科学的研究说来也是如此,虽然它们各有各的特点。   九斤老太因为迷信“过去”,所以她就抹煞“现今”,她的眼中也就没有“将来”。九斤老太早已寿终正寝,然而清除九斤老太的思想,看来还是得做一些工作的。    (1958年3月2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