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经济组召开的首都经济学界大跃进座谈会纪要

　　为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经济组在3月25日下午邀请在京部分经济科学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座谈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如何贯彻“厚今薄古”，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现经济科学研究的大跃进。会议发言摘要如下：

　　孙冶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经济组请北京经济学界和经济工作者开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经济科学研究工作也来一个大跃进。现在先请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姜君辰同志谈谈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任务。

　　姜君辰：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全民大跃进中，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如何跃进的问题，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地指出，要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这一明确的跃进方针，如何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学科方面加以贯彻，确是需要根据各学科的特点及其当前的具体情况，来分别加以研究的。为此，我们准备召开经济、哲学、法学、教育、语言和历史考古等一系列的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主要就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跃进，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如何大跃进的问题。正如伯达同志所说，“‘跃进’这个口号，是事实的反映，是人民的要求”，我们相信，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也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跃进的。为了便于吸收各方面各种工作岗位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如何跃进的意见，以及便于互相交换关于如何跃进的意见，所以有分别各学科召开座谈会的必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座谈会，能听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如何跃进的具体方针、规划（包括单位集体规划和个人规划在内）和办法。今天这个会议，就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经济组邀请首都经济学界和经济工作者开的座谈会，欢迎到会同志踊跃发言。

　　曾凌：我们有些同志最近到河北徐水县去看了一下，大家一致感到群众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向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应该研究工农业生产跃进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样经济研究工作才能符合客观形势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

　　徐水县靠山临水，西靠太行山，东临白洋淀；人口33．5万，土地86万亩，平均每人2．6亩。从1954—1957年的四年中，三年水灾，一年旱灾，受灾面积共87．3万亩。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去年每亩只产214斤。

　　徐水县的生产大跃进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水利上的跃进：1955年合作化以前，灌溉面积只有15万亩，占耕地面积17．4％；合作化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到这次跃进前灌溉面积达到3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1．8％；现在灌溉面积已达8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7．6％，实现了水利化，去冬今春三个月的时间，就增加了灌溉面积40多万亩。

　　（二）肥料方面：去年每亩施肥仅三千斤，现在增加到七千斤，争取达到一万斤。为了实现每亩施肥万斤的指示，必须大量发展养猪。跃进前平均二户养猪一头（十人养一头），今年要达到一人养一头猪，明年达到一亩地有一头猪。他们并创造了许多不用粮食养猪的成功经验。

　　由于水利和肥料的问题解决了，该县粮食每亩产量计划由去年的214斤增加到今年的400—500斤，平均每人产粮1，000斤以上。

　　（三）改良生产工具：该县绝大多数的农业社现在都已经有了动力机械，今年实现了水利化以后，明年就开始搞电气化。该县到现在为止，已经培养了三千名技术人员。

　　在这次生产大跃进高潮中，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力出力，有钱投资，有物投料，有计献计”。从去年11月3日起的三个月当中，共做了460多万工日，每个劳动力平均做了40个工日。旧历除夕在全县13万个劳动力中，有12万人出勤做工，占总劳力数的92％；年初一也还有7万多人出勤做工。为了带头投资，县委书记把手表卖了，把新的自行车换成旧的。去年全县农副业总产值2，700万元，今年投资于生产的就有660万元，占总产值的24％，占国民收入的40％。其中社员投资220多万元。此外，国家还援助了下列三笔钱：水利拨款115万元，商业局赊销小猪、饲料和其它物资等共200—300万元，银行准备贷款100万元。

　　徐水跃进中县委的领导起了很大作用。县委组织领导了大辩论，例如过去干部都集中在县里，乡里的干部较弱，工作常常依靠组织工作队下去帮助搞；县委组织大辩论以后，干部大批下放到乡，问题就解决了。

　　徐水过去在河北并不是先进的地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的工作，现在从全国来看也算是先进的地区了。

　　徐水县组织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经验和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客观形势，给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大跃进的必然性是什么？最近谭震林同志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了农业生产跃进的几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各方面继续研究。现在各地都在研究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都在研究把群众的劳动热潮引导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跃进发展的规律性是什么？为什么1956年跃进，1957年的前进比较慢了一些，1958年又跃进？跃进是1958年特有的呢，还是今后长时期内共同具有的现象？是中国特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规律？各个部门（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等）都应研究各部门跃进的特点，各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南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研究各地区跃进的特点。应该研究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例如要总结在徐水县党组织如何领导群众“向地球宣战”的经验。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在领导生产大跃进中的助手。

　　经济研究工作要不要跃进？我认为要跃进。这有双重意义：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梁上君子，应该从梁上下来，在政治立场上来一个跃进；同时，在方法上也要跃进，不要关在房里，不要靠“一间房、二本书”来搞研究，这样是培养不出又红又专的科学研究人材来的。目前这种大跃进的形势要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上得到反映，希望大家从各个方面去努力研究，深入调查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也好，要组成一个交响乐，改变经济科学的落后状态。经济科学的队伍是很大的，我们应该及时地整理现实经济提供的资料，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作为我们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来努力完成它。

　　武元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跃进，就首先要明确跃进和奋斗的目标。总的说我们跃进的目标是明确的。

　　我们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确定了1958年的20几项重点项目，特别是聂副总理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我国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这些都是正确的。

　　要使每个科学部门和每位科学工作者接受国家计划并见诸于行动，须要作艰巨的组织工作和深入的宣传工作。建议科委通过20个重点项目的讨论，不仅把各个单位的跃进目标和努力方向具体化，而且把哲学社会科学庞大的队伍组织起来，要求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总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下，订出个人和本单位的研究任务或编写任务，中途进行检查，年终进行评比。

　　其次，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必须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1934年毛主席就教导我们要解决方法问题，现在已经过了24年，我们研究工作的方法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够好。改进的唯一出路就是走群众路线，搞试验田。或者是走马看花，或者是下马观花，目的是要把花摘回来。建议科委今后要开现场会议，介绍先进工作方法。这是边干边学，培养研究干部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作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

　　第三，必须提高思想，做到又红又专。科学研究工作的跃进要以思想跃进为前提。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间，当前最严重的缺点是“厚古薄今”。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高潮，经过全民整风，经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出现了全国生产大跃进高潮，但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例，没有能够及时地从我们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当中表现出来，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落在形势的后面。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也不例外，虽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考古，去研究我国古代的劳动工资问题。但是，“言必称国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够，没有很好地认真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劳动工资方面的经验。这是我们研究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就是对于当前工业生产大跃进中所提出的各项重要问题，也还没有着手进行研究，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要思想跃进，必须解决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的问题。这个“今”就是指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和国家的需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质上也就是做思想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把先进的事例、新的思潮记录下来，就能推动社会大踏步地前进。所谓“红”，就是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有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懂得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没有这种觉悟，就会迷失方向。所谓“专”，就是要有业务能力和科学水平，不专就很难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专而不红，红而不专，我们都是反对的。我们主张“红透专深”。为此，我建议科委今后要多开一些座谈会和学术会议，展开争论，展开批评，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看谁最能真实地反映时代，看谁能拿出更多更好的成品出来。此外，我还想建议一点，希望科委能够督促中央各工业部把经济研究工作建立和开展起来，其中也应该包括开展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内。

　　第四，我们在科学规划委员会总的规划之下，1958年内要研究：劳动生产率、劳动组织、工资水平、工资形式、机器制造业工人工资等级制度和人口、劳动资源、劳动就业与消费水平等七个专题。并将研究结果提出报告或论文。此外，还计划编写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劳动和工资、解放以前旧中国的劳动和工资以及有关劳动工资理论方面的一些资料或论文等三本材料书。通过上述研究工作来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劳动经济研究所是个很年轻的小学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经济研究所能给我们更多的指教。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来个大跃进。

　　樊弘：我谈谈个人规划。政治经济学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根据我在农村实地调查的经验，知识分子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就要使农民觉得你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为他们服务的人。这就首先要红，要全心全意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其次，也要你的经济学知识能为他们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有人认为工厂和农业社的问题都是生产技术性的问题，没有经济问题，这是不对的。其实，农业社就有许多经济问题，例如关于合作社的积累问题要学政治经济学的人帮助解决。又如农业社的劳动分红问题、计算农民个人收入的问题、农业社统计资料的整理问题，也需要学政治经济学的人去帮助解决。所以，学政治经济学的人，第一要红，第二要专。

　　在生产大跃进的今天，我一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向又红又专的教育工作者和经济科学工作者目标前进。八年以来，我只做到半红而不专，而不是又红又专。半红是指我只做到了在经济理论上和政治上能够分清敌我界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向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斗争，和右派作斗争。但是还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虽然常常说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当别人对自己提意见的时候，有时接受不了。这就只是半红。半专却说不上，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知道的很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几乎一无所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知半解。如何做到又红又专呢？首先是改造思想，下乡下厂和工农群众一起生活，参加体力劳动，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其次要专，专古呢还是专今？专中国呢还是专外国？我肯定要着重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我个人的规划是参加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一年下农村，一年下工厂。再用五年的时间向财经部门工作者学习，并编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义。同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在五年内完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初稿以后，再用五年写一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著作。我愿意在积极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完成我个人的规划，我向同志们保证决心向着又红又专和更红更专的大道跃进、跃进、大跃进！

　　（骆耕漠同志对我的个人规划的批评，我衷心的接受）

　　何畏：召开这个会议很有必要，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力量组织起来，经济科学的大跃进就能实现。

　　我很赞成把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们联系起来，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可以有更大的力量；二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加强了理论同实践的联系；三是经济科学工作可以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支持和批评。

　　下面谈一点1958年个人在学习上的初步打算：（一）计划分配问题的研究。经济科学要研究生产关系，其中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除了国民收入分配以外，还有重要物资的分配，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统购物资的分配。实物分配主要是计划分配。计划分配有时比收入分配还重要，特别在过渡时期。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写出一点心得，力求有点科学性。（二）价值规律问题的研究。我曾经参加过这个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点学习笔记，摆了一年。今年打算结合实际工作进一步把这个学习笔记整理出来。（三）人口问题的研究。这是我的学习重点。总理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节制生育的问题以后，人口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感到在讨论中有四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人口多是极端的好事，一切节制生育的主张都是马尔萨斯主义；第二种认为我国六亿人口是好事，他在过去已经创造出，今后仍将创造出伟大的奇迹，但是还有暂时和局部的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占次要地位的；第三种认为人口多是极端的坏事，我国人口应该从六亿减到四亿，这和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论点是一样的；最后一种认为人口多主要是坏事。第三种和第四种见解也可以合在一起，这种看法都是唯心论的，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不过主张第三和第四种见解的人在政治态度上是有区别的。现在的情况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在文章数量上占优势，有人说马克思没有研究过人口学说，现在要建立新的人口学说，这种人至少是未学过“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改组以前的文汇报要那些马尔萨斯主义者早日出场，重振旗鼓。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为了宣传和保卫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跃进，要对中国的六亿人口问题作比较系统的研究，因为这个问题的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就会给马尔萨斯主义占领。

　　此外，还打算学习一些东西，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以上都力求理论结合实际地来学习。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把人的作用忽视了，有人把人和机械化对立起来，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比如徐水修一个25万方容水量的水库，只化了29．34元，其中政府只化了一角钱，又如农村中在大跃进以后基本建设投资的60—80％是劳动力，物化劳动只占少数。可见资金、机械都只能首先依靠充分利用劳动力来解决。此外，跃进以后，化肥、农药增多了，农产品成本提高了，价格是不是应当提高，也是一个迫待解决的问题，这同时是经济科学需要结合实际加以研究的问题。

　　郑伯彬：我来介绍一下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1958年的研究工作计划。

　　金融研究所1958年3月17日至19日讨论了“1958年研究工作计划”问题，认为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研究工作急迫需要大跃进。大跃进的主要标志是：政治上大多数同志成为左派，研究工作上贯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精神，为银行工作服务；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根据这样的精神，初步订定今年主要工作如下：

　　（一）研究当前大跃进形势下的主要金融问题。

　　（1）研究大跃进中的工商业流动资金问题。甲、在跃进中流动资金的需要问题。研究工业流动资金趋向（工业迅速发展中，生产增长与流动资金增长的关系等）；商业流动资金趋向（商业改造后资金需要的变化，粮食农副产品增产后的收购资金问题）；预付、赊销，抽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等新的问题。乙、找潜力和节约的途径问题，研究各地结合“双反”，节约资金，挖掘潜力的规律。丙、体制与平衡问题，流动资金与财政、物资平衡问题，尤其是地方平衡问题。丁、银行信贷、结算在跃进中的作用。银行在积极平衡中的作用，尤其是年度执行中的平衡问题。银行和财政在流动资金管理中的作用。

　　（2）农村资金问题。研究项目：甲、农业大跃进中金融工作的作用。乙、信用合作社作用问题。

　　（3）货币流通问题。研究项目：甲、大跃进对于货币流通的影响。乙、管理货币流通的基本经验。丙、现金出纳计划的作用。

　　（4）国际金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金融工作经验的学习，应密切结合上述当前金融问题的研究。项目有：甲、苏联体制下放后的金融情况。乙、苏联工农业跃进中的货币流通工作。丙、苏联流动资金的管理问题。

　　资本主义金融的研究工作力求结合银行业务活动，研究项目是：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和金融情况。乙、资产阶级金融理论批判。丙、重点了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制度。

　　（二）总结银行十年来的经验。

　　结合总行成立十周年，今年拟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初步总结银行工作经验。我们依靠总行各司局协助，写出初稿，请求领导和各方面的指示和批评，以便逐步改进内容。

　　金融史料工作主要组织所内外力量结合进行，尽可能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

　　（三）搞试验田。

　　为了让所内同志同时达到下去锻炼和接触实际这两个目的，拟搞一个试验田，分派所内一部分同志轮流下去担负实际工作，或去了解一项工作，实行“下马栽花”、“下马观花”、“走马观花”三管齐下，改变目前在政治上业务上处于“梁上君子”的情况，在“又红又专”上跃进一步。

　　这是初步的计划，但要立即动手执行；同时边干边学，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修改计划。

　　骆耕漠：我代表“经济研究”编辑部谈两个问题。

　　（一）克服“经济研究”四大缺点，赶上经济学界大跃进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反右”斗争利“整改”运动中，我们对“经济研究”进行了检查。过去三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以下四大缺点，成为大跃进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1）扫除大刊物的官气，做到编辑下放：过去“经济研究”的编者，自认“经济研究”是高级学术性的杂志，并且是代表国家经济学水平的杂志，有大刊物的思想；因此，就滋长一种官气，表现在同经济学界和作者、读者的联系很差，高高在上，等稿子上门。今后必须做到编辑下放，首先要利用各种机会，请经济学界和读者指教和支持，商量如何办好这个杂志；其次，邀请有时间和有条件更多帮助本刊的同志，分头在各方面负责组稿，加强联系工作。

　　（2）扫除学究式的暮气，加强与实际的联系：过去由于编者强调文章要有所谓“规律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实际是迂腐的学究气，结果出现一定比例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就是小题大做，又长又臭，使人望而生畏；尤其严重的是与经济实践没有很好的联系，甚至将阐述当前经济政策的文章列为宣传性的文章，只宜于在报纸上登载，不符合规律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不宜于在“经济研究”发表。今后应加强与实际的联系，克服上述的错误看法和做法。

　　（3）克服放任自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过去在选稿和组稿当中，有放任自流的现象；例如过去刊载了讨论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以及初级社土地报酬性质等问题的文章，都是来什么文章就登什么文章，没有加以组织和推动，没有使学术界的讨论逐渐提高。今后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组稿和选稿；不过这也不是预先划好圈子来讨论，而是更好地提出问题，组织大家来讨论，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

　　（4）克服政治上的盲目性，加强杂志的战斗性：过去在组稿审稿工作中有政治上的盲目性，不能区分香花与毒草，犯有错误，除了刊载林里夫的文章以外，还刊登了一些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内容的文章。今后我们要克服政治上的盲目性，提高战斗性，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经济理论。

　　（二）规定指标，组织评比，掀起经济学界创作的高潮，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从“经济研究”编者角度来看，我想突出地谈谈这个问题。“经济研究”目前不仅不能很好的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甚至有时连应付每月的出版都有困难，表明经济出版界落后于实际的要求。研究经济的人，最后的产品是创作，并以此来为经济建设大跃进服务。在这方面，我想谈两点：

　　（1）端正“经济学界”的范围：一提到经济学界，很多人就以为就是指经济科学工作者，例如大学教授和讲师。我认为，经济学界除了这部分队伍以外，还应当包括财经工作者，——他们在多年工作中边做边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密切、很成功，是我国目前经济学界的主要队伍。建议国家的经济科学规划应该把这部分力量包括在内。最近大家都很兴奋地看到，象柯庆施同志亲自到上海复旦大学讲课，谭震林同志专门为“学习”杂志写文章，还有许多领导同志都这样跃进和领先了，我们还能躲在后面吗？

　　（2）要掀起经济学界创作的高潮：光靠号召不行，必须要有指标，要有比赛。我们能不能提出创作指标呢？根据刘导生同志在苏联的考察，肯定是能够的。苏联一个研究员一年至少要写三个印刷页，相当三、四万字，把他的研究成果提出来。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加以组织和检查，因为，知识分子历来是习惯于自由单干；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加以集体的督促，把螺丝钉扭得紧些。

　　我也提一下个人学习研究和创作的规划。我在1958年要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和利润等五个基本范畴进行学习和研究，研究前三者是为了研究后两者，要求能够做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原理有所阐述，对我国实际有所联系和作用，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所批判。关于写作的数量指标，我在1958年定两本账，第一本最少写出十二万字，第二本争取到十五万字，并向今天到会的同志挑战。

　　何畏：接受耕漠同志的批评，本来我觉得自己科学水平低，有些胆怯；又怕行政工作较忙，没有时间。听了耕漠同志的发言后，决定应战，计划1958年第一本账的写作指标是六万字，第二本账十二万字，并向曾凌同志挑战。

　　张翼飞：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大跃进的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大跃进，很多同志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想谈一下科学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科学研究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服务，在教学单位就要为教学服务。这个问题虽然在大多数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是已经解决了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解决了。

　　先从我在我校工作中所遇到的情况来看，我曾接触到这样两个同志，有一个同志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但他说他已经联系了实际，理由是：天天看报；文件都看；毛主席的著作看得不少。实际上他七八年从没有下乡下厂。还有一个同志不联系群众，但他说自己也已经联系了群众，理由是：我讲课有人听；我写的小册子有人看；开会时我发言有人听，也听别人的发言。可见，科学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有部分同志没有解决。

　　再翻开最近一年多经济学界争论的问题来看：例如关于纯粹流通费用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理论上有多大意义暂且撇开不谈，对实际工作，如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究竟有多大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感到这个问题的讨论对商业工作的实际意义不大。又如商品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争论，我个人是眼高手低，但我感到除了少数几篇是从现实经济生活出发紧密联系实际的作品之外，多数争论文章还停留在概念上，停留在对经典作家指示的推理判断上，很少有人到农村、工厂去住上半年、三个月，认真地深入地对现实经济生活问题，那怕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去说明这些问题。再来看一看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的争论，大体上和商品、价值规律问题的争论差不多，同样停留在经典著作和“八大”所提出的论点上，很少人到自由市场上去摸一摸，用实际情况来说明问题。

　　有些文章的题目很大，象“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很广，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有工业、农业、商业……等，没有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只凭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引用来的一些原理，加一些推理判断工夫，是不可能研究得又深又透的，对实践也就不会有多大益处。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服务，因而必须深入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马列主义的原理为指南去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我同意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大跃进的看法，但这个大跃进要建立在从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对实际才有意义，同时对理论也才能有所发展。过去极少数人为名利为稿费而写文章的倾向必须反对，但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写稿子和小册子应该是越多越好。

　　我个人的计划还没有订，大体上要为五万字而奋斗。

　　曾凌：我接受何畏同志的挑战，争取达到何畏同志的指标，向何畏、耕漠同志学习。

　　王思华：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应该跃进，也有可能跃进。曾凌同志和樊弘同志提出的跃进方法是深入实际，摸清情况，我同意。但有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只研究“点”就会得不到全面的统计资料，很难研究综合性问题。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国民收入的生产、积累、消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统筹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国家计划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形成和价值规律（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比较、轻重工业产品价格的比较、解放前后和国内外物价的比较）等等问题，都要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作为根据，才能进行研究。

　　我们统计工作也要跃进，要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资料。今年下半年我们准备出版八年来的全部统计资料，即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恢复时期的统计资料：另外从7月起我们还要出版各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我们今后准备多作一些经济分析报告。1958年初步规划作100份。过去，经济分析报告大部分在“统计工作”上发表；今后要提高它的质量，大部分将改在“统计研究”上发表。由于实际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今年我们创办了“统计研究”。

　　统计工作、计划工作是新的工作，过去我们中国没有自己一套东西，很多都是向苏联学来的，基本上是学得对的。几年来的统计工作，李富春副总理和薄一波副总理作了结论，成绩是主要的。印度统计专家马哈拉诺比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完整的统计体系，他对我们的统计工作有很高的评价。我们在工作中虽然有错误，例如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在统计方法和统计体系上也有要改进的地方，但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要继续向苏联学习；其中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我们就改进。过去全面报表有滥发现象，如苍蝇、蚊子也要统计，但在除四害高潮的时候，这些恐怕也是必要的指标。我们不能采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要有全面的报表；另外还要采用简单灵活的方法去取得资料，如采用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等。我们要研究农村经济，就要有全国的调查网。现在我们掌握有16，000农户的家计调查，和9，000户职工的家计调查。今后，在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方面，希望经济研究所和我们多多合作。

　　在用统计指标来反映实际情况方面，总产值、净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过去在职工分类上把新增加的工人和原有的工人列在一起，结果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就降低了，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故计算工人平均工资时要把他们分开。在大跃进中，农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如何表现及如何检查，如何表现赶上富裕中农水平，三、五年内地方工业赶上农业在统计指标上应该如何反映，并且怎样反映才更符合实际情况等等，都要在统计和计算方法上进行研究。

　　宋涛：我谈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8年的几项主要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双反运动目前还是处在烧五气和烧领导上思想作风的阶段，因此系的具体规划还未能具体的作出来。但是系和几个教研室的负责同志也在一起初步地酝酿了一下经济系1958年的几项主要工作，现在向到会的同志们汇报一下，请大家批评和指教。

　　第一，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培养方法。在去年的整风和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暴露出我们经济系现在执行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如何贯彻教育为发展生产服务和“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也需要进行研究。我们准备在制订红专规划时，很好地讨论一下我们系的教学计划。我们除了要彻底解决有些课程相互间的重复和精简有些课程的不必要的内容之外，必须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进一步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我们打算在教学计划中增加一些有关我国现时经济发展的专题讲授和专题报告，使同学能够更深入地学习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系统知识；改进和加强工农业重要部门生产技术的课程，使同学能更广泛地学到一些生产知识；适当增加一些实际经济工作的报告，使同学多知道一些实际经济业务工作中的问题。

　　在培养同学的方法上，除了改进一般的教学方法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同学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外，根据“边干边学”的方针，必须加强训练同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去进行战斗的能力。我们想结合课程和学年论文提出一些实际经济问题，让同学们自己去进行讨论和研究；适当印发一些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经济论文给同学，让同学自己去进行批判；提出同学们自己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让同学们去分析和批判；加强对同学的经济实习和生产实习的领导，改进经济实习和生产实习的内容，使培养出来的同学不仅具备有一定程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而且还真正具备有研究实际经济问题和反对各种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的战斗能力。

　　结合制订红专规划，我们准备在今年六月分以前提出一个改进现在正在执行着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同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方案来，送教育部和中央宣传部审查和批准。

　　第二，编写讲义和进行专题研究。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今年我们要用主要的力量来编写讲义。1958年的年底编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讲义，这个讲义不仅要吸取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科学成果，同时要尽可能吸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系统经验。编写经济思想史的讲义，根据“厚今薄古”的方针，打算先编写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经济思想史，在今年的年底完成初稿，明年的上半年完成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经济思想史。开始编写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太平天国经济措施中的经济思想，编写出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史讲义的初稿。已编写出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初稿，要加紧进行讨论和修改，争取在今年内出版。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世界近代经济史讲义，也要开始编写。

　　组织毛主席经济著作研究小组。我们要大力研究毛主席的经济思想，研究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中的经济理论问题。毛主席的经济著作和党中央决议中的经济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在我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我国六亿人民长期进行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晶。我们想请对毛主席经济著作有研究的同志帮助下，争取在今年年底编写出毛主席经济思想研究的比较详细的大纲。

　　继续有计划地对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中间的右派分子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我们打算有计划有系统地批判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学术思想，争取在今年内写出几篇能够达到发表水平的文章来。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问题，也进行一些专题研究。

　　第三，加强教师的思想改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我们的教师大都是党团员，但是从去年的整风和反右派的运动中，从现在开展的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中，也暴露出了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人在学术思想上还有着某些修正主义的观点。为了红透，我们的教师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继续提高思想水平是我们系全体教师的重大任务。对我们自己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除了要在这次运动中去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外，以后也必须发扬这次运动的精神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党的规定，从1957年的秋季开始，我们准备在五、六年内把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教师都轮流去参加二年到三年的体力劳动的锻炼，这对我们教师的思想改造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教师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读了一些书，但十分缺乏实际经济工作的经验。我们已经深刻地感觉到缺乏实际经济工作经验和不具体了解实际经济问题，就很难进行科学研究。因此，我们打算在双反运动之后，把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些教师，按照他们研究的问题和自愿原则，分配到各经济部门去做一个时期的实际的经济工作，他们可以帮助各经济部门整理研究一些实际资料，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研究工作同志的助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教师就能够比较熟悉某一种实际经济工作和某些实际经济问题。今天到会的就有各经济部门的许多负责同志，我们的教师去给您们当助手时，希望不要拒绝。希望科委和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能在这方面支持和帮助我们。

　　最后，我完全同意科委提出的远景规划的经济学部分和1958年科委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草稿）中提出的问题。

　　我也十分赞成在我们经济学的工作上来一个大跃进。我国已经具备了使经济科学能够大跃进的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提供出了极为丰富的实际经济资料，我国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已经积累起来许多十分宝贵的经验：同时，我国又有着广大的经济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在我国经济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中，除了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师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者之外，各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有些作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他们既具备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的修养，又具备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是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中十分重要的力量。在这种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能够进行艰苦的钻研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出许多成绩来，使我国经济科学出现一个大跃进的局面，从而使经济科学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我自己和我们经济系许多教师的科学水平是很低的，但是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方面工作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在经济科学工作者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也一定要鼓起干劲，不仅要跟上跃进的形势，同时也要力争上游。

　　孙冶方：经济研究所正处在“双反”高潮中，现在还不能向大家谈1958年具体计划。在年初我们订了一个计划初稿，现正在把它结合整改交群众讨论。1958年的具体计划虽未最后确定，但是研究方向和主要研究项目均已大体确定了。

　　经济研究所是国内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研究机构之一，由于党的领导，同志们的努力，做了一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中未能真正担负起党和国家交给它的任务。国家要求经济研究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使研究和建设结合起来，但是经济研究所过去的成绩太少，主要原因是脱离实际。1958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有关我们的五个题目，过去都没有摆上研究日程。经济研究所是综合性研究机构，政治经济学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组，但过去未订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题目，组内大凉山的调查和内蒙畜牧业的调查还没有写出调查报告；原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研究也没有着手去做。苏联专家涅姆钦诺夫院士了解到政治经济学组的情况之后，认为这些题目不象是政治经济学组的研究题目，而象民俗学组的研究题目；政治经济学组应该对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经济研究所有100多研究人员，青年多，老一辈研究人员不多；尤其有较高的马列主义修养的不多。但是过去所的领导上并没有团结好老科学家，也没有帮助老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发挥他们的潜在力量；对青年的培养不但不注意，并且违背了党和政府的指示，这些错误在这次“反右”“整改”前没有彻底克服。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去年冬季反右斗争中，我们所里烧起一把社会主义的火，揭露和批判了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空前提高，特别是青年同志鼓起了干劲。过去领导上认为他们只能做打杂工作，并且当有的青年同志提出研究任务以后，领导上就批评和打击，青年人写文章被看成是追求名利、是个人主义。通过这次整改工作，我们看出过去领导认为不能做研究、写文章的青年中，好些同志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并不低。在这次整风高潮中，8天内全所贴出14，000余张大字报，平均每人100多张，除三风，扫五气，乘社会主义的风，破资本主义的浪，改变经济所内过去领导上的错误方针，清算党内外右派分子；现在我们处在双反高潮阶段，并且运动正向更深更透发展，大家准备在双反中批判过去所领导上违背党的指示的错误方针，结合大跃进，扭转厚古薄今回避对现实问题研究的作法，并结合大跃进的形势，拟订规划，采取多、快、好、省方法，争取研究工作的跃进。我们已经体会到，要作好工作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依据无产阶级办科学的方针和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领导。不经过整风，不经过思想改造，一切科学规划都作不好。今天我虽然不能向大家汇报1958年的具体计划，但是我们已经摸清了几个基本方向。

　　（一）要在双反中彻底清算三风五气和过去所领导上所执行的错误方针，为今后研究工作打下基础，为国家建设服务。

　　（二）1958年一定要把几个缺门补起来。经济所还缺少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价格形成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研究，人口、劳动和人民消费水平问题的研究。今后这些研究问题必须放在政治经济学组，或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组，进行研究。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统计的重要性一天天在增长。统计和会计为整个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部分，也应该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三）加强经济研究所和其它经济科学研究机构、大专学校的经济学教研室和财经部门的联系。

　　（四）纠正培养青年干部的缺点，订出具体的培养计划，大力培养青年研究工作者。

　　（五）在整改的基础上，确定全所的具体计划，每组、每人也要制订规划。同时，1958年每一研究组都要制订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的计划。

　　张锡昌：我谈谈个人研究工作的规划。

　　要订规划必须先解决思想问题，研究工作要建立在双反运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过去我认为只有在研究机关才能订研究规划，因此，这几年我的研究工作没有规划，对经济科学工作很少贡献，这是暮气的表现。其次是眼高手低，几年来写的东西很少，去年写的还不到五千字，这是骄气的表现。只有打掉这二气，才能跃进。我认为订规划就是跃进，从没有规划到有规划，本身就是一种跃进，所以决心要有一个规划。

　　思想问题解决以后，便要考虑具体规划。怎样规划？规划些什么呢？第一，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业务进行研究工作，不能好高骛远。第二，要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避免学究式的研究，更不能为自己成名而研究，反对“一本书主义”。现在交通方面也在大跃进，例如铁路方面，从上海到南京，过去要五小时多，现在已跃进到三小时五十二分了，其他象航运、邮电方面，跃进的事例也很多。因此，我觉得在交通运输方面是大有研究工作可做的。

　　根据以上原则，我选了下面两个题目：第一是交通运输的协作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前年冬天曾经一度出现过某些交通线上有东西运不出去的情况，去年比较平稳，怎样使今后不发生交通阻塞、货物运不出去的现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是民间运输业的改造问题。民间运输工具种类很多，有木帆船、骡马车、三轮榻车等，参加运输工作的有200万人之多，但是他们成分复杂，所以在这个问题中，既有经济问题，又有政治问题，我打算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怎样进行研究呢？总的精神是：鼓起干劲，苦战三年。方法是：理论结合实际，好好学一下政治经济学，深入基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搞“试验田”。

　　吴大琨：现在我来谈一下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的情况。这几天，我们人大还正在搞“双反”，对于“跃进计划”等还没有具体进行而只有一些初步的酝酿。但在这次的“双反”运动中，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很深刻的。现在我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大学中如果不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就是最大的浪费这句话的道理。但要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学生，教师们的本身当然就更必须加速自我改造，做到“红透专深”。事实上，我们要在工作上得到跃进，也必须先在思想上得到跃进。为此，我们打算今后在订规划时，每个人除了业务上的跃进计划外，也必须还定出从事思想改造的计划来。但今天因限于时间，对于这一方面，就不再多说了。

　　就业务上来说，我们世界经济教研室原来打算要把世界经济这门课程排在较晚的时间才开出。因为我们感到这门课程别的学校还都没有开过，我们首先开出，就必须准备得充分一些。现在看来，我们是未免太保守了。现在准备本年暑假后就开课。并在开课以前把提纲、讲稿等都先写出来。我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工作中能够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以及充分运用集体力量，我们是不怕不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将来，我们的提纲、讲稿写出以后，还一定要分送给今天到会的许多同志们，向大家请教。

　　其次，我们还打算在今年暑期后，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中，分出一部分学生来搞世界经济的专门化，为今后领导上批准我们办世界经济专业时打下一些基础。我们打算在1959年以后，即陆续开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经济方面的课程。到1960—1961年后，我们也打算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都开出来。我们今后开课的方法，则都打算先写提纲、讲义，再发展成为教科书。至于我们世界经济教研室的工作方向，则我们已经决定要与有关的业务机关密切合作，使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很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一定下决心不脱离实际。

　　最后，我想来说说我个人的规划。我完全拥护刚才骆耕漠同志的意见，我们今后一定要多写稿。但在此，我也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定比赛的“指标”的话，那么，我觉得单比写作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三个方面，即一，我们要首先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其次，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一些我们应当参加的社会活动，然后，第三，我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三方面是互相结合，不是完全对立、割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发生“关门写作”，或“一本书主义”的偏向。

　　我在1958年年底以前，打算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前提下，接受骆耕漠同志的挑战。但骆耕漠同志是我们经济学术界的前辈，所以在写稿的质量上，我不敢与他比，我只能与他比数量。我打算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写出世界经济的提纲、讲义，以及有关的论文、小册子等最低限度不少于20万字。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同志们指教！

　　严中平：最近一年来，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以及我自己，思想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健康的，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们衷心感谢党。

　　在去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已经经历过几次运动。当时大家认为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经典著作也能搬上几条，“差不多了”。因此，我们对于政治运动就有些厌烦，一心只想搞业务。我自己尤其厌烦社会活动和政治学习。

　　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原来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右倾情绪乃至某些地方附和右派言行，在政治立场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很多。反右以后，我们增加了这样一点觉悟：政治上必须跟共产党走，才不至误入歧途。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了“差不多”的思想。我们以为只要政治上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就够了。党要求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服务的岗位工作是科学研究，因此我们想：让我们搞业务罢，这就是服务呀。

　　双反运动再一次地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喝：还是差得很多。

　　例如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人。做调查，不要指导思想，甚至不要中心问题，下去以后，把头脑当做照象机，四面八方，每个角落都去摄下几个镜头。编辑资料，也不分析资料到底能体现什么问题，只按表面现象排队。总之，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学术观点代替了马列主义观点。另外一些人则小题大做，纤毫必究，考据癖特别深。我自己就是中了这种资产阶级经院派邪气很深的一个，拣了五年的芝麻，连一篇论文都写不出。

　　双反以前，我们对于带徒弟还有这样的思想：要培养，一个也不带；做助手，多多益善！搞业务，集体任务是一套，个人兴趣又是一套，大家身同组而心异趣，甚至拒绝交流资料，各不相谋，形成过去东安市场式的集体单干。在这种情况下，无原则纠纷也就层出不穷。我所领导的两个研究组，正是充满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邪气的两个典型。我自己首先就是任务一套，兴趣一套，单干不带徒弟的典型。

　　运动发展到现在，由于党的教育，我们这些人又有了一点新的体会：知识分子仅仅喊出一句跟着共产党走的口号，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学术思想、工作作风，推而至于待人接物、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由他的世界观一以贯之，改造，必须从根本、从世界观改起。要红，首先必须从灵魂深处，自觉地把心交出来！经验说明，越是丢掉个人打算，自觉地交出心来，越是心境舒畅！

　　我们的运动还在发展中，全所的跃进计划还没有最后确定。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小组同志们酝酿的结果，已经初步决定在1962年完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纲要的编写工作，可是在一个月以前我认为就是拖到1967年也都很难完成的，现在决定提早五年。当然，我们对这部纲要的质量还不敢作保证，不过，全部交出心来，依靠党的领导，尽一切努力做好，却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吴家楹、叶清和、罗承熙：我们三人是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者，今天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参加科委经济组召开的经济科学工作如何大跃进的座谈会。我们是参加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贸易和商品市场的工作者，这项工作是在对外贸易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几年来，在党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思想上、工作上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自高自大，学习不够虚心；研究成品结合实际不够，还不能适应工作上的需要和要求。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针对上面的缺点，我们下定决心，首先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跃进，把心变给党，从思想上彻底改造自己，克服自高自大的毛病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加速做到红透专深。

　　为了把我们的决心化为行动，针对我们工作的特点是需要研究的范围广，要的时间急，有的问题比较难，而我们思想上和工作上还和要求有距离；因此，我们提出这样的实现多、快、好、省的口号：领导和业务上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交。

　　我们的做法主要是：（一）加强政治和理论学习，加强对先进论著的学习；（二）加强劳动锻炼，培养工农感情；（三）彻底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贸易和商品市场的分析和前景预测力求做到正确，要使我们的前景预测的论据经得起客观现实发展的检验；（四）建立集体主义思想，与有关的同志和单位密切协作。

　　我们保证：今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鼓足革命干劲，力争上游，朝着红透专深的目标奋斗，在我们行情科学研究工作上来一个大跃进！

　　余捷琼：我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对于财政经济研究如何跃进，谈谈我个人看法

　　（一）经济科学研究的跃进，首先必须是从“对实践关系不够密切”跃到“切切实实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服务”的领域中去。我们过去在这方面作得不够，今后必须跃到现实生活的领域中去，为实际工作服务，这是首要的一步。我认为经济研究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服务，是检验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否已找到正确方向的标帜。

　　我所今年的研究项目，现在初步确定：（1）预算设计和财政信贷计划的关系问题；（2）国营工业企业货币积累上缴国家预算的形式问题；（3）基本建设流动资金问题；（4）国民经济核算和企业核算问题；（5）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合理安排问题。此外并要写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财政一书。我认为我所在选择研究项目上已贯彻了跃入实践领域的要求。当前的问题在于如何组织力量来切实完成研究任务，作到研究结果确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二）组织力量是完成研究工作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跃进必须动员广大的财政工作干部的力量，运用他们的智慧和实践经验才能搞得好。我们完全有这种条件，全国有十几万财政工作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研究科学的迫切要求，有实际斗争经验，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作为跃进的基础，必能使我们大大跨过一步。最近我所常收到各地从事财政工作的同志来信，有的提出责问，有的提出要求，总的是要我所能担负起组织广大财政工作干部从事财政科学研究的任务，这对我们是一种鞭策，也显示这是一支可以充分利用的研究力量。我体会靠我所二三十个人的力量所能跃进的道路是有限的，假如把全国从事财政工作的广大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必然可以实现大跳大跃。同时，这样作的结果也可使广大干部的科学水平都提高起来，实现“大面积丰收”。这是可以一举两得的事。

　　（三）研究工作人员都应该有个跃进规划，同时要和本单位的研究工作跃进规划结合起来，避免自流或产生矛盾。在千军万马奔腾前进中假如没有作一番组织工作，便会互相碰头或重复劳动，或形成个人研究脱离本单位要求，减少成效以致产生内部矛盾。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研究工作人员各自在本单位的跃进规划下订定自己的跃进计划，通过组织全面结合起来。这样作才能避免混乱或重复。

　　石磊：听了同志们的发言，给我们出版社很大鼓舞。刚才耕漠同志的发言，我完全支持，希望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尽多地和尽快地写出一些好的著作，交给我们出版，以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

　　我们初步拟定了一分选题计划，其中包括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中外经济史，世界经济等几个部分，会后寄给同志们，请大家提意见，并帮助写稿。

　　陈岱孙：现在已经六点半，因时间关系，还有几位同志来不及发言了，请把稿子留下；另外还没有报名但准备发言的同志，也请把稿子留下。“经济研究”准备将今天的发言摘要发表。今天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有的同志提出今后要多开类似今天这样的座谈会，我们也准备这样做。今后我们还打算召开各种类型、规模大小不一的座谈会，更多的征求大家的意见。

　　来源：（原载“经济研究”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