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驳斥资产阶级学者的“人口论”和“土地报酬递减律”的反动谬论

　　<张贵顺>

　　同志们：这两天大家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的各种谬论，对于这些谬论，我表示极大的愤恨，我感到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辱，特别是所谓“土地报酬递减律”和“人口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说法，他们用地主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人民，认为人多了是一害。我们却认为人是无价之宝，在农业大跃进中，我们更看清了这条真理，在我们党的英明领导下是人力无尽，地力无穷的。我不谈什么理论，我只用事实来驳斥这些资产阶级的谬论。

　　我是遵化县人，过去我们都受大地主的压迫，以我们村来说，过去是怎样在封建地主统治下生活的呢？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村是个小山沟，没有多少人家，当日本鬼子侵略时就没有找到我们村。最初，在反动政权统治下，那时有“土皇上”，歉收的时候，“土皇上”派人去征粮，不管庄稼收不收，卖儿卖女也得缴。有一家姓李的因为缴不起粮跑到我们那山沟里去，这是第一户，以后就一户一户的都搬到山沟里去了。这个山沟里没有地，都是山，水源缺乏，可是搬去十几户以后，有些地主看到我们在山沟里开了荒，就想尽办法要把土地倒算过来，离开我们七八年的吕格庄有一个地主，他到城里去花了两个钱就把这个山做了个“唬照”，来唬农民说：“这个山是我的，你们在刨地的时候，就应该给我纳粮。”既然人家拿出“唬照”来了，那时谁敢不服从。这样一来，就得给人纳粮，尽管是自己用镐刨的地，也得给别人纳粮。

　　我不是一下搬到那去的，而是搬了三四次家。我祖父一辈是给人家扛活，扛来扛去，一辈子总是受穷，生了我父亲叔伯四个，大伯父在逃荒中不知流浪到哪里，现在也没有找到下落，二伯父给人扛活累死了，我父亲是老三，四叔有个四婶子勾引地主，地主把四叔药死了，就剩我父亲一个人。我父亲在43岁才娶我母亲，从小到48岁才挣了一亩地，盖了一间房，打了一口井。可是吕格庄有个地主叫斗瘸子，什么也不能劳动，就是有钱，看中我们院子挨着他，就叫狗腿子敲我家的门说：“你们搬到车竹峪去住，那里好，搬到那住去我给你点钱。”结果，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一看勉强够维持生活。就留在这地方了。但这里生产不能提高，我父亲岁数大，我还小，一年一年的光付利钱，累来累去，结果就把地卖给人了，还是不够抵债。后来我兄弟没办法，跑到日本人那里去当勤务员，等到沙石峪解放时，中国共产党才把我兄弟救出来。

　　沙石峪解放前有82户，牲畜有几十头，那时候能够过上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的也只有一户，其余的户就连一秋也混不上，为啥这样？有些先生们说，过去地主有一套本事，劳动人民不能搞生产，这是瞎话。只有劳动人民才会搞生产，春天一下透雨就知道该种地了，可是一没有种子，二没有吃的，必须到外面去找工作，或作点什么小买卖，只有这样挣点钱以后，才能种地。种地前，还要先给人家种，当人家庄稼长起来了，我们才种地。沙石峪过去只种谷子和荞麦，如果地里要点细肥，地主说：“那个可使不得，因为今年使了，过年不使，那地就不长了”，他就拿这个吓唬我。从整个村来说，在战前住在那里的就有很多待不住，逃荒的11户，要饭的3户，只有1户比较富裕农民的阎仕春每人每年平均生活费86元，这就是一半野菜一半糠，吃粮一秋，这个是最富裕的一户。还有的户卖了儿女。就还拿阎仕春来说，他先一个父亲叫阎尧全，吃的是风阁庄富农借给他的谷糠，把谷糠借回来，100斤谷糠能筛出30斤鸡粪，这还能维持生活？以后连谷糠也借不着，饿死了，剩下仕春他母亲，他们哥儿四个，没办法活下去，母亲就把他二儿子卖出了，过了些日子，还是没办法，结果又嫁了一个男人，也很穷，一吃又干了，后来这个人也饿死了。过去在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下，穷人的苦处是说不尽的。

　　解放以后，党号召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里我们也看出一个问题，比如有的资产阶级先生们说，“地主有能力支撑这个土地”，我看这完全错了。他们是寄生虫，有什么能力呢？举个例子说，过去我们村在反动统治下，最迷信，谷子上长了好多虫，眼瞅着要吃光了，说这可打不得，这是神虫，越打越多，只有瞅着它吃；过去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也是这样，只有瞅着它吃，没有别的办法。

　　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的算计是啥呢？那是人家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我们推车挑担命里该然。拿现在来说，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主压不住我们了，就不要他这个寄生虫了。咱们响应党的号召除四害，劳动人民力量大，连蝇子也打净了，何况一个虫子呢。这是一个实际例子。

　　解放以后，我们村由480口人增长到1956年的520口，人口净增了40口；粮食产量由9万斤增长到1956年的357，000斤，按照增加的人口来算，每增一口人，增加6，00斤粮食，这是在1956年以前的事。资产阶级先生们，你们算一算，是人口增长的多，还是粮食增长的多？我看，你们的“人口论”都是胡说。1957年前半年，在资产阶级的煽动下，又来了一阵邪风，当然在我们乡里没有刮动，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先生们应该考虑一下，要晓得农民的政治思想是大大地提高了，要是再打算插着白旗，全国的农民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已经受了一回锻炼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白旗了；由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1958年我们农业生产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80万斤，解放10年来，我们村粮食增产近20倍，人口增加不足十分之一。那么是否还存在“土地报酬递减律”，“人口论”这一套呢？我考虑这是不存在的，这都是胡说。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下定决心，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啥都能办。我们的山，过去认为是打不开的，但是，现在我们打开了，山上的果树都长了果子。过去迷信的同志认为沙石峪这里不能住人，都得走光，现在人们不仅住下了，而且我们已经是文化村了，村子建立了初小、乡里建立了高小和初中，卫生虽然没有达到城市化，但厕所的门窗，也都是洋灰抹的，墙壁也刷白了，也建立了食堂，托儿所，也都是瓦房，也顶好，我们现在正修马路，水也要盘山。所以说“人口论”是站不住脚的。我要求那些资产阶级的先生们坚决拔掉白旗，我们要在全国插遍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我国农业经济科学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农业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