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系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缺点

　　<中山大学、朱杰勤、郭威白、何作霖、杨荣国、何竹淇、周连宽>

　　历史系这几年来，在科学研究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相当严重的缺点，成为大跃进中的障碍，表现于下列各点

　　（1）迷信权威——迷信权威容易养成人的自卑心和保守性。现在大跃进中，大家都要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在科学研究中、墨守一先生之说、故步自封、陈陈相因，不仅不能发展科学研究，而且在文化革命中，起消极的作用。

　　迷信权威的思想倾向，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比较显著。例如，系中有个别的名闻中外的老教授，满门桃李，著述等身，我们是应当表示尊重的，我们应该善于向他们学习，舍短取长。可是，大家把他们当作历史系的招牌，泰山北斗，毫无条件地盲目崇拜。对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认为颠扑不破，奉为圭臬，不敢加以分析批判，吸取其合理部分，扬弃其不合理部分，更不敢否定其说。对于他们的成就，认为登峰造极、不能超过。对于他们的论文的评价又不从理论水平来衡量，而只羡慕其引证广博，记忆力强，他们重视材料忽视理论，考证历史虽深，但往往把历史事实孤立起来，堆砌材料，从事考证，不能全面来看问题。因此，很难看出历史的发展和关键问题的解决，更看不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联系，这种不联系的研究方法，自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可是还有人认为他们是由史料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得出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加以表扬。那就使人容易发生一种“虽不能至、而心响往之”的感想，因而亦步亦趋完全迷失方向而不自觉了。此外众口一词、说他们能够精通十多国文字（包括死文字），津津乐道。但他们究竟懂那种外国语言，大家又数不出来，可见盲目崇拜之一斑。外国语文只是治史的工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不是学问的大本大源。他们所长不在于此。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多识几国文字也是徒然。他们上坛讲学、来者不拒。但有些人平日所学的与他们所讲授的，本无大关系，但慕名而来，立志本不坚决，不久又废然思返。这又是迷信权威的另一表现。我们应该破除这种迷信，树立起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

　　（2）重资料不重政治理论——本系许多数师的科学研究论文、往往罗列事实、缺乏理论分析，或者分析得不切不够，有堆砌材料的现象不能谈明问题，联系实际。有些人对于作品的评价，不从科学理论水平来看，只从资料的多少或资料是否罕见来评定。或者、另找文中没有的资料来贬低这作品的价值，自清广博。又一篇论文到手，首先看它的参考书目是否充实，而不细心观察它的内容是否充实，立场、观点，方法有无问题。讨论论文往往斤斤计较所用的是否第一手、第二材料。扯挦字句，忽略从科学理论水平来看问题。这种不良风气，在系内相当普遍的。对于书刊的搜罗也求全求备，认为资料越多越好。例如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搜罗了许多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买回来没有人利用过。中国古代史组花了几百元买“鱼鳞册”，修理装订费也用了一百多元。买回后，束之高阁，连提议购买的人也没有用过。亚洲史组买了许多日文书刊，其中还有黄色反动刊物，有百分之九十没有人用过。这样备而不用，一方面造成浪费，另一方面，造成垄断。过于重视材料而忽视政治理论修养，结果反不能提高教学和研究的质量。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大教训。我们大家应该接受这次教训，扭转偏向。

　　（3）厚古薄今——厚古薄今的倾向在历史系是显著的。如所周知，从1954—1957年历史系教师共计划研究论文340项、其中属现代史范围的只有24项。有些教师脱离生产斗争，脱离教学，另写一些不切实际的论文。也是厚古薄今的表现。例如朱同志是教亚洲史的，但写了一篇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文章，董同志本来教中国中古史的，但写了一些关于汉高祖的传记和单篇论文。丘同志本来是教古代史，但写了关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文章。曹同志的任务本来不是搞清史的，但只见他发表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尚有许多例子、未暇细举。研究古代史的教师也很少注意联系当前实际，为政治服务。刘同志的“古史考存”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虽然刘同志的论文是解放前的作品，但如果他有厚今薄古的思想，为什么不加以修改补充，或者撰——序言，来批判过去的说法呢？甚至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在系内也从未展开辩论，厚古薄今的现象又表现于图书购买上。买线装书要讲究版本，不惜重价搜求元明版本，而忽略了近代有用的书。清末广东关于鸦片战争的材料颇多，但无人留意购买。此风决不可长。

　　（4）重外轻中——系内有些教师对于西洋的汉学家如伯希和、沙畹之流，过分推崇，引用他们的文章以自重，不警惕到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是别有用心，是站在反动立场来说话的。另有一些人，他们的文章被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去，或者有著作在外国出版，或者其著作被外人引用，就沾沾自喜，持以示人，不啻表示其已有国际声誉，或者说，已达到国际水平了，外国也承认他们了。这种“外国承认论”者，或多或少有过去奴化思想的残存。我们如果不把这种依赖心理除去，我们的文化革命就谈不到了。由于我们对祖国文化伟大认识不足，就有些人把祖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历史上伟大人物，予以否定。例如有位老教授把华佗、岐伯都认为是由印度而来。另有一位老教授把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考为从突厥而来。甚至先秦时代屈原的作品也是受突厥的影响。这虽然是学术上讨论的问题，但似乎有重外轻中的思想倾向。在大跃进中，我们应该扭转这种偏向。

　　（5）单干作风——在个人专名事利的思想指导下、本系教师科学研究的集体主义精神不能发挥，而单干作风相当浓厚。例如研究论文340项中，属集体研究的只有11项，而在这11项中完成的只有一项，基本完成的只有二项，完成一半的有2项。有些教师自以为有独立创作能力，不愿与能力低下的同志们合作，因此从事单干。有些教师自视过高，主观太强，不愿虚心接受他人意见，怕麻烦，不如干脆关起门来搞。有些教师为着名利双收，不通过系组领导，自己直接与出版社联系约写。这样，又陷于单干地步。单干的结果，自然会垄断材料和知识，并且不走群众路线，质量总不会提高。虽然出版的专书论文不少，但很难想像，它能够为人民服务，特别为工农兵服务。

　　上述各项缺点，有目共睹，希望大家能通过“双改”，彻底加以克服，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来个大跃进！愿与同志们共勉！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