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林正极、郑麦、金钤悌、胡钰成、叶信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资料生产者这一阶级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真正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否认和降低个人的作用和对于历史事变过程的影响。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否定或极力降低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夸大和力图抬高个人的作用。这样，既混淆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归结为伟大人物的偶然出现，也就抹煞了历史科学的党性和战斗性。这种现象，在中国中世纪史的历史教学中，也有不等程度的存在。

　　蒙古贵族于1215年攻取中都（北京）时，得到金朝大臣耶律楚材的帮助，他在帮助和参与蒙古贵族征服与统治中国人民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卒，并具有一套统治人民的伎俩的耶律楚材，在找到了新主子时，当然是竭尽全力为蒙古贵族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设法与献策的。也由于此，他就更得了蒙古贵族的重用。徐先生在讲课中这样说：“金宣宗时，蒙古贵族攻入开封，本要屠城，耶律楚材出来说话，言战争的目的，在于得到土地和人口，现城内又有许多有钱的人和许多工匠。于是，就保全了开封四十万人口的生命。”不仅在蒙古贵族攻入开封时，耶律楚材给开封城人民如此的好处，而且“据记载，蒙古贵族侵入中国北部，主张杀光当地的人民，而用来放牧。经耶律楚材的谏说，蒙古贵族从之。以后不大杀人，遂成定制。”这样，又使耶律楚材得到这样一个功劳，就是当时许多人能够保全生命，是他起了作用的缘故。而蒙古贵族屠杀政策的改变，是由于他的活动。耶律楚材的作用，还不限于这点。就是整个“蒙古帝国的许多政策、制度都受其影响。因而有许多制度与金时同。”从中可见，蒙古帝国的许多制度的改变和提出，都是耶律楚材所搞出来的，而蒙古贵族和金统治者在统治人民制度上的有些相同，那也是耶律楚材由金朝官员而变成蒙古帝国的统治者的结果。正因为这样，徐先生讲，耶律楚材“在统一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笔记）

　　当然，蒙古贵族在入侵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采取了比杀光所有的人，空出土地来，进行牧畜业更好的剥削方式——收取租税，以及其他一些统治人民的制度的变化，是个事实。但是，其所以会有这些变化，人们都记得这样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结论，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每一次当文明较低的人民是战胜者的时候，经济发展的进程不言而喻地就被中断，大批的生产力遭受破坏。可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

　　可见，蒙古贵族残酷的屠杀政策和其他一些制度的变化，同样由于各族人民对他们这种暴行，进行强烈的斗争之外，更重要的是，被征服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所处的阶级较征服者高，而这批征服者为了统治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除把自己的一切强加于被征服者之外，也不得不丢去原来的但已过了时的一套，而采用了更能巩固和利于自己对被征服地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一些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着许多史实可以证实恩格斯这段话的正确。而蒙古贵族征服中国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但是，徐先生在讲课中，不仅没有揭出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反以个人的谏说来全部代替这一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这样做，难道不是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主宰”作用吗？至于蒙古贵族在占领了这些地区以后，采用了金统治者的用过的制度，又何尝不是出于这一规律呢？蒙古贵族和金统治者，都是一些剥削和压榨人民的吸血鬼。他们有一共同性：剥削一切劳动者。既然，金统治者的制度是为此而定的，而这些制度又是适合于当时被蒙古贵族的统治的地区的情况。那么，即使没有耶律楚材，蒙古贵族也会采取这些制度。同时，一切制度的采取，除了主观的意图外，都有其相应的客观前提的。因为“一切社会变革及政治变革的基本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该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26页）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这番话，不仅适用于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事件，而且，也可以用来分析和追溯一切制度的产生和变化。非常明显，蒙古统治者占领的中国北部地区所处的社会阶段已有别于蒙古帝国原来的情况。因此必须随之而变化。可是徐先生在讲课中把这一制度产生和变化归总了耶律楚材头脑活动的结果。这不仅不能找到制度产生和变化的真正渊源，而且，也无形中抬高了耶律楚材的作用。开封四十万人们生命的保全，更不是耶律楚材谏说的结果，也不是蒙古贵族发慈悲心放弃屠杀政策的结果，而是各族人民与蒙古贵族进行坚决的激烈的斗争，所得来的胜利。把千万万劳动人民英勇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所获取的胜利，说成是耶律楚材的一言一语，这不只是把劳动人民的功劳归结封建统治者的个人，而且，大大地宣扬了个人在历史上的威力。

　　大家知道，蒙古帝国自成吉思汗以来，所进行的东攻西略、南征北讨，已成为劫夺和屠杀人民的侵略战争。因为，在他们的战争目的中已被人口、财富的掠夺和土地强烈占有欲的全部占领，而此时，蒙古贵族对中国北部地区的战争行动，完全具有这一性质。完全是蒙古贵族整个向外侵略的一部分，但是，徐先生竟把蒙古贵族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行为美化为“统一”。人们要问，当时蒙古贵族为什么要来“统一”中国呢，谁被“统一”呢？当然，十三世纪的蒙古贵族倒是十分欢迎这种见解的。这种观点，与混淆战争的同时，也使耶律楚材个人的作用得到更进一步的突出和夸大。因为，他为“统一”，实为侵略中国人民尽了力量。

　　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就更具有其典型了。

　　史先生在分析朱元璋所谓成功的原因时，是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来论述的。在分析中，不但大大宣扬和赞颂朱元璋个人的才智和聪明，而且，把军事、政治、经济的一些措施完全归于他个人才能的体现。并说，“他本人的才能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正确措施，可以说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客观的因素上，是寥寥数句，特别对于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的作用则是轻描淡写。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两者都重要，但主要是主观原因。”因而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是个农民领袖，又是个民族英雄。”又由于“明太祖的开国政策”不仅使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高度，而且使明初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因此又是个“好皇帝”。所以，史先生非常赞扬地说，朱元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一生处于封建社会的两极端，由被压迫的贫民，变成开国之君，这样的高升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o”（课堂笔记）

　　当然，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功时，应该把客观与主观的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因为，两者都起着不同的但不可缺一的作用。但是，对两者“一视同仁”，而又无原则的强调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把原来两者都重要中的客观也重要间接地否定掉了，完全堕入主观决定论的泥坑。与其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也就是说，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页。）从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出发，就可以肯定朱元璋之所以在历史上起过好的作用，是有其客观的前提的。在元末，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就要求冲破元代统治者给其带来的桎梏，同时，元代统治阶级几十年来的残暴统治，到此时，已非常腐朽，人民反抗统治者的长期斗争，到此时将有新的高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处于待爆发的状态。总之，即将到来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就体现了时代的要求。而且，也给一切反元的革命集团和反元的武装力量以极为有利的条件。只要能举起反元的旗帜，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迅速壮大，顺利的发展和其民族号召等措施之所以能起作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形势。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客观的前提，时代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任凭有着天大的本事也是不行的。历史上不是有着这样倒霉的人物吗？而朱元璋又何尝能例外呢？因为，“历史人物唯有在他的目的和意图符合于已成熟了的人民要求和时代需要的时候，他的活动才会有所成就。”（康士坦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3页）而朱元璋之所以能“胜利”和在历史上有些价值，只是因为他比较善于了解这些条件，并且，顺应着这些条件做了些加速事物发展进程和反映了时代要求的工作而已。因此，我们才肯定他的前期曾是个农民领袖。然而，这决不是因为他的主观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时代的产物。

　　还必须说明，元代统治中国的最后结束工作，是由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来完成的。但是，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转战十余年，打击和消耗了元军的主力，同时，也就促使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就给朱元璋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可见，把推翻元朝统治的功绩完全归功朱元璋个人的身上，不只是把赶走蒙古统治者的整个工作和结束部分混为一谈，而且，也夸大了朱元璋个人在这一事件的进步作用。

　　明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和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不尽是明太祖开国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更不是好皇帝的恩赐和功劳，而是劳动人民坚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结果。明代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强化，是由于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使地主阶级和其代表感到有进一步加强其统治机构的必要；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在历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中，积累了经验。何况，朱元璋本人和明统治集团的一些人物于元末的农民起义中亲身感觉到，农民阶级的威力。而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带给了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物质基础。而史先生没有揭示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反而，统统归到统治者的主观意图和开国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样，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何尝不是劳动人民坚持生产斗争的结果，统治阶级采取的改良措施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些改良措施的采取，又何尝不是统治者畏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结果呢。何况，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严重地打击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力，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些，也正是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的“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建封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595页）因此，把劳动人民坚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给历史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推进作用，一概写入封建统治阶级个人的功劳簿上，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史先生对帝王将相的夸大，贬低劳动人民的功劳，而且，也可以看出史先生对帝王将相尽力颂扬和美化，而对劳动人民则抱着相反的态度。

　　一个历史人物作用，应该按他们不同的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来分别对待，对于朱元璋的评价也同样应该这样。假如，朱元璋在其前期所处的社会，以民族矛盾为主的话，那末，朱元璋曾代表过农民的利益，领导了农民起义。但是，就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起着质的变化，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窃夺胜利成果，做了皇帝，而民族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他为保护地主阶级的所有制，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挖空心思，完全变成了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这种质的变化，在估价朱元璋在历史上的作用中，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史先生没有这样做，倒给他下了个“是个农民领袖”“民族英雄”“又是好皇帝”的结语。这样，朱元璋就变成了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了。这种替统治阶级隐恶扬善，也是夸大封建统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另一种表现。

　　史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是这样写严嵩的。“严嵩入阁为首辅……使国内阶级矛盾日趋严重，国防力量也日益削弱。”“总之，严嵩的辅政，给明帝国带来了不少恶果，也给人民招致了严重的灾难。”在讲课中，把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全部恶果放在严嵩身上，这就给前者放了烟幕。严嵩，作为残暴的统治者来说，倒是典例的，在他个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坏作用，也是相当大的。但是，某一朝代在某一时期政治特别腐败，封建政权特别腐朽，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决不是由几个人的坏所能全部解释的。因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一情况完全是种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替代者是会出现的，——也许是较好些或较差些，但经过一些时间总是会出现的。”（1894年一月二十五日，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505页）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偶然性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定影响，特别是对一件事变发生的影响。但是“这些偶然性当然本身是作为构成部分列入总发展过程，而由其他偶然性均衡起来的。”（1871年四月十七日，马克思：致留·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465页）因此，严嵩个人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是起了加速作用的。但是，严嵩个人对于当时社会全貌所起的作用，应该归结到当时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中去分析。否则，人们会得这样的一个看法，要是没有严嵩，明中期（或严嵩当权时）的社会面貌将会是另外一种状况。而事实上不可能，因为没有严嵩，也会找到另外一个人，不管这个是好是坏，明代中期的社会全貌，是不会完全改观的，因为“整个历史的进程取决于必然的原因和规律，而不取决于任何一种偶然因素。”（康士坦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2页）

　　当然，对于一切剥削阶级的罪行，我们应该尽情揭露，使人民更清楚地看清他们的狰狞的面貌，蔑视他，仇视他。但是，过分强调和夸大个人的坏作用，反而会抬高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种适得其反的后果，是与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样是不正确的。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只是对政变事件负责人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和诙谐的詈骂。……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马克思：“路易·波拿马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221页）而史先生在评述严嵩时，也有意或无意地违反了这一点。

　　更奇怪，竟有这样的历史评价。史先生在讲明中期封建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时，提及张居正。张居正于首辅任内，鉴于社会危机的深重，曾进行了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的一系列改革，对外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因而，也就得到了“明代第一辅相”“名相”的头衔。可是“他以勾结官宦当国，压制言官，阻塞言路，残暴凌刻、不减于严嵩”（讲义）也许就以这方面的理由，史先生给他下这一评价“神宗时的张居正应是半个坏蛋”（讲义）当然，每个历史人物，都具有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许多方面。因而，把历史人物的好和坏都绝对化，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没好没坏、半斤八两、半个坏蛋的折衷主义的评价，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一个历史人物虽有一方面和另外一方面。但是，我们认为，每个历史人物就其一生在历史上的作用来看，应该有而且事实都可能有主要和次要方面的分别。尽管在明中期的许多首辅中，如与严嵩比起来，张居正执政时的一些措施虽在客观上，起了点好作用。但是，就其整个而论，并不只是“半个坏蛋”。

　　上述的问题，也许是不成熟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不单单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且也是历史科学中以谁为主、以谁为次，歌颂谁、贬低谁的问题。为了增强历史科学的党性和战斗性，在历史教学中插上红旗，所以我们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先生们商讨。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