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拔掉应廉耕这面大白旗

　　<陈道>

　　应廉耕先生说他思想里没有白旗，应廉耕一向这样说，在这次开会期间还是这样说。他说他和卜凯“没有思想联系”，他自己“没有什么学术观点”，甚至于说，在解放以前，他就主张“中国人口越多越好”，说他并不同意马尔萨斯人口论。他写了两篇口号式的骂骂卜凯是美帝文化和经济特务的文章，就认为和卜凯的关系已经一刀两断了，而且他毫不知羞耻地说他的批判比孙冶方同志对卜凯的批判还要“高明”。应廉耕是很出名的，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应廉耕的名字。请大家看看，他说这样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我是卜凯老巢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的，过去我是应廉耕的学生和助教，我曾受过他的毒害，在这里我要彻底揭穿他的谎言，坚决拔掉他这面老白旗。

　　（一）首先要问应廉耕先生，你和卜凯果真没有思想联系么？这里摆几件事实。

　　第一件是去年春天的事，应廉耕先生搞了一个所谓“教学改革计划”，拿到系会上讨论，应廉耕先生主持讨论（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得到通过）。这是一个怎样的教学计划呢？它借压缩基础课为名，把政治经济学的时数由240学时变成120学时；借增加专业课为名，放进去许多反动资产阶级农业经济课程，其中有一门卜凯式或李景汉式的“社会调查”，这门课若叫曹锡光开，就会是李景汉式的，若叫应廉耕开，就会是卜凯式的。有一门卜凯式的“农场管理学”，我非常气愤，也非常惭愧，应廉耕看中了我，他对别人说，希望我来开这一门课。还有一门，照应廉耕先生的说法就是金大式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还有一门叫什么“世界农业经济问题”。应廉耕先生在另外场合说，教“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组织”课，学生意见多，不如过去“农场管理学”好教，很明白地表示了他是喜欢过去的“农场管理学”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课程，是应廉耕先生说他曾和华南农学院吴文辉先生商量过，意见一致。“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是一门什么课呢？应廉耕先生曾说是“金大式”的，那就是没有一定的主题，从四面八方找人来胡扯一通，是这一星期找张三，下一星期找李四，来作作报告，聊聊天，谈谈问题就完了。他企图利用这门课在教学上开辟一个自由市场，借以贩卖资本主义私货，如果这门课程开起来，我想应廉耕先生会请他的老朋友、农垦部的右派分子叶懋来讲一课，因为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一致性。至于“世界农业经济问题”课，应廉耕先生准备怎样安排呢？是不是要作美帝英帝宣传员呢？因为美国的农业如何如何，在应廉耕先生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他的记忆还是很新的。请问应廉耕先生，你亲手提交系会讨论的教学计划，你的目的何在？你是不是企图使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复辟？你想把学生引到何处去？

　　第二个事实，苏联专家指导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师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作北京郊区农业配置研究工作，应廉耕鼓动大家参加，通过工作向专家学习，而自己却不参加他说他过去搞过卜凯的土地利用，参加这工作怕犯错误。我们说应廉耕假使知道这点的话，还算是有自知之明，但是这是假的。应廉耕先生不过是暂时把那些东西收起来了，一有机会，就要放出来！在应廉耕先生的思想里，并没有把农业配置和过去他所搞的土地利用分别开。事实上他并没有认识过去是错的，倒认为是香的，是自己的“本钱”。应先生曾极端歪曲事实地说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有价值。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农业大学以后，应廉耕先生把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资料三大本捧出来给苏联专家看，一翻到“区调查主任应廉耕”时，他马上露出扬扬得意的神态，以后又对别人造谣说，“专家很欣赏土地利用”。在大家讨论农业配置研究工作时，应廉耕常常得意地以老专家自居的姿态说“我们那时搞土地利用”是如何如何搞的，应廉耕口里的“我们”就是指他和卜凯、崔毓俊及沈宪耀之流，他说他和卜凯已没有思想上的联系，但是为炫耀自己是“专家”的时候，就不打自招的说出他自己和卜凯是同流的。直到前天，他到台上来说话时，还把社会主义的土地规划、农业区划和卜凯的“农艺方式”混为一谈，这一些事已清清楚楚地表现了应廉耕先生的思想本质，他却说已和卜凯没有思想联系，这是在大太阳下面撒谎。可以举出的事实是很多的，应廉耕先生走过农场，看到高额丰产田，就说是“不顾成本，这样搞不妥当，应该叫农经系来核算核算”，这是什么思想？事例是很多的。时间有限，就举这几件。

　　（二）应廉耕先生说他不是马尔萨斯的信徒，他不相信马尔萨斯，应廉耕先生是不是马尔萨斯信徒？他有没有学术观点？解放以前他是不是不懂生产关系？

　　他到美国去了一年，作了一篇“土地分类”的论文，回来就是教授，就是土地经济学“专家”。但他在解放以前“土地经济学”一课是怎样教的呢？我记的很清楚，第一章绪论里，就说明这门课是讲土地利用，是研究“人和地的关系，人和人因地而发生的关系”。应廉耕先生说不懂得生产关系，但这不是明明讲的是生产关系么？第二章讲人口与土地，赤裸裸地毫不含糊地把马尔萨斯那个内容用公式写出来，称为马尔萨斯“法则”，把“土地报酬递减律”也写在讲义上，直接了当地提出“中国人多地少，应当节制生育”。第三章土地分类，主要是讲按自然因素如地势、土壤等因素将土地分类，他倒很坦白地说是定出等级作统治阶级收税的标准。下面接着是讲土地利用、农地利用，全部是搬用卜凯的一套材料，整篇整套地贩运过来。又讲“租佃制度”、“地租”，讲什么租佃关系是“好的”，佃农和地主是“主客关系”，说是什么要用“客观的立场”来分析，讲一些什么“租约”呀，“缴租”呀，“缴租的形式”呀，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来维护租佃制度的。他又讲什么“公允地租”。我们看看，这里有没有学术观点？可以说已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之大成了。什么反动的学术观点都有，什么“马尔萨斯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律”，“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宣传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所谓的“政策措施”，应有尽有，说这没有学术观点，不是自欺欺人之谈么？

　　在研究工作方面，应廉耕先生说在解放以前他是“研究租佃制度”的，这里只谈他的一个“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的调查研究，这是应廉耕先生在1934—1935年调查和编写的。调查的时间和地点非常重要，这正是蒋介石向我们苏区进攻和红军反“围剿”及北上抗日的时期。蒋介石反动派在南昌成立了所谓“司令部”，设立“四省农民银行”，金陵大学农经系作这些农村经济调查是由这个银行出钱的。卜凯和乔启明、孙文郁、应廉耕等都参加了这个调查。调查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呢？这个调查是为谁服务的呢？问题摆的是很明显的，而应廉耕先生却企图把自己伪装起来，这是骗不过的。今年春天，应廉耕先生在学校里小组会上宣扬自己说他“不怕红军”，“同情共产党”，说他那年在江西上饶县作调查时，正好长征部队刚过这县不久，说他“如果早到五分钟，就参加长征了”。而解放前应廉耕向杨芳林先生说的却是：“从前在江西调查，差五分钟就被红军逮住了。”大家看看，应廉耕是多么恬不知羞耻地伪装进步呀！请问应廉耕，你参加的什么革命呀！你今天革命与反革命还弄不清楚。明明干的反革命勾当，却说要参加革命呢！这简直是不知羞耻！再看看应廉耕这本调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主要是歌颂租佃制度“优越”，应“永恒存在”，再就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来谈些什么“租额的高低”啊，“租期的长短”啊等等。在—场剧烈的你死我活战斗中，应廉耕先生干的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勾当。应廉耕先生的这个调查是有学术观点的，那就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三）卜凯及其门徒耍的一套手段是非常毒辣的，他们玩弄的手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虚构的统计数字来迷惑人欺骗人。卜凯及其门生，包括乔启明、孙文郁、应廉耕、欧阳苹等人，他们不管在教学上或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谈的理论不很多，尽量采用一些虚构假造的统计数字，谈一些技术琐碎问题，使人得到一个假象，这是实际材料，可以相信。乔启明、孙文郁、应廉耕也经常喜欢重复卜凯的那句话：“Facts，Facts！”（事实），而这些表格数字完全体现出反动的立场观点，使人非常容易中毒。反动资产阶级学者惯用两种手法，一种是谈些深奥的理论，把简单的搞成复杂，用些数字公式，画些图表曲线，故弄玄虚，使人钻进去就被套住；另一种手法就是卜凯之流所采用的，利用大量虚构的数字，使人把假事实看成是真的，这种手法极为毒辣，因为表格数字充塞内容，结构却比较简单，不外中国贫穷的原因是“人多地少”’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节制生育”。应廉耕先生曾说，苏联专家的讲稿没有内容，“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组织”找不到材料，应廉耕先生所谓的“材料”和“内容”大概是指过去和卜凯一道搞的那些材料吧。旧金陵大学农经系过去很出名，是因为有卜凯这个反动家伙，有调查表格，有大量的假材料，这些材料毒害过许多人，而应廉耕和欧阳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却不认为这是毒草，而看做是香花，并且还想以这些作资本，还想为卜凯招魂，现在大家都认出来了，我们要把这些毒草铲除净尽。

　　第二个特点，卜凯之流惯以学者、教授的幌子来吓唬人。卜凯本人在资产阶级学术界中并没有所谓学术地位的，他所以装神气，是因为他以学者、专家、教授的幌子来唬人。过去卜凯到北京来，韩德章先生见了他一次，就认为三生有幸，韩德章先生自己说，他的学术观点就跟着卜凯走了。在新社会专家教授对人民作出贡献，是受人尊敬的，而资产阶级的学者却想摆老资格，坐在宝座上来吓唬人，想夺取农业经济科学和研究领域的领导权，毒害青年学生不算，还利用地位来胡作非为。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卜凯的幽灵仍盘踞在农业经济科学界，仍想享受青年一代的香火，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们仍然千方百计地为卜凯招魂，我们决不能容许，我们要坚决和他们展开斗争。

　　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我国农业经济科学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农业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