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大学生对文艺问题的错误看法

　　<刘野>

　　新华社西安讯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许多学生，对文艺问题有着不少严重的错误观点。

　　有些学生对毛主席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表示怀疑。三年级学生高培文说：“知识分子有文化，能欣赏，所以文艺作品主要是应让知识分子看。”高培文还认为“农民自私、狭隘、不干净、不文明”，因此表示“不愿歌颂他们”。最近中文系三年级以“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解决我的什么思想问题和学习问题”为题，作了一次作业。在三、四两个班参加作业的九十三人中，就有二十八人认为文艺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

　　有些学生对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存在许多错误看法。三年级学生李健义说：“普及是闪要的，提高则是主要的。因为你再普及，黑脊背总是黑脊背，即使广大人民学到了点文化，难道人家早先具备一定知识的人就站着不动吗？因此肯定农民是永远落后的。”

　　有的学生说：“文艺是娱乐，当然也有教育作用，起码是一半对一半。”

　　（有的学生认为文艺不应当只是歌颂，而应该暴露。三年级学生杨清明说：“人民是有缺点的，如果文艺工作者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就应该暴露他们的缺点，不应隐瞒。隐瞒缺点，不是意味着包藏祸患吗？”）

　　更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对毛主席著作，公开采取错误的态度，发表错误的看法。一年级学生康正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看就懂，在中学学过，现在看不进去了。”

　　部分学生赞成“人性论”、“人道主义”。二年级学生温俊德说：“修正主义提倡人道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在内，这对我们就是一种支援。”有的学生认为：“到共产主义，阶级压迫没有了，就是实现了人道主义。”有人说：“共产主义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就真正实现了。”温俊德、张展华等认为：“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的主人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韩富效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我们是选成的，在反帝问题上，我们可以同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组成统一战线。”

　　有的学生把文艺的阶级性看作是“庸俗社会学”。一年级学生王文善说：“山水诗、花鸟画都没有阶级性。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画有什么阶级性？”贾学魁说：“写自然题材的作品都没有阶级性，如果认为有阶级性就是庸俗社会学观点。”

　　还有的学生认为：“要强调艺术性，就不能是政治性；要强调政治性，就不能有艺术性。”“一篇作品，只要它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动人的情节，那么，不论哪个阶级都会大声喝采的。”

　　有些学生对劲社会主义文学有厌倦情绪。在中文系的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一古二外三现代。”认为反映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的文艺作品是最低级的。据了解，在中文系学生中同意这种说法的学生，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有的学生读《哈姆雷特》好几遍，还爱不释手，拿上《红岩》却读不下去。有的学生说：“我不喜欢现代文学。《红旗谱》写得乱七八糟，没有什么！”

　　有的学生主伙，现代文学中，“五四”文学比抗日时期好，抗日时期比一九四二年及解放后好。有的人特别喜欢巴金、冰心、朱自清、郁达夫等人的作品，欣赏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崇拜其主人翁的个人英雄主义。有个学生非常喜欢吟诵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一段，“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象是我的；我的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有些人非常崇拜古代的、外国的文学作品。他们对古人的东西，不分好坏，都捧得很高，特别欣赏李商隐那些情意悱恻的无题诗和李清照的“千古名句”；羡慕古人的生活、性格和侠任为，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有的甚至后悔自己迟生了几百年，未能当他们那样的人物。

　　有些学生对十八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外国文学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特别欣赏那些描写个人奋斗与三角恋爱的作品。三年级有个学生为了看《哈姆雷特》通宵不眠；为了赶快读完《复活》，两顿不吃饭；为了看电影《第十二夜》《奥赛罗》，冒着风雪不避严寒排队买票。有的学生认为西欧十八九世纪的大部分作品，艺术性高，读了过瘾；而我国当代文学都是小学生作文，情节简单，政治性强，没艺术性，没人情味，没有什么可看的。

　　在一些古代作品和西欧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有的学生意志消沉，情绪颓废，滋长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甚至悲观、厌世。（刘野）

　　来源：根据1964年7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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