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教授有“六怕”

　　新华社北京3日讯　在人民公社的浪潮前面，北京的许多教授有六怕：

　　一怕生活降低。主要是害怕实行供给制，降低工资。师大陆宗达(左)说：“大家对改变生活的顾虑，主要是害怕工资降低。”清华大学方崇智(中)说：“都拿一样多，谁还当教授。”北大汤佩松(中左)说：“以前对共产主义是理性认识，觉得兴奋；这次才感到糟糕了。大部分人生活会提高，我的生活会降低，这一关难过。”北大李正理(中)说：“把大家的生活都提高是好，如果下降少数人的薪金去迁就大多数人，我就不服。”清华黄眉(中右)到徐水参观以后说：“这下全完了，徐水县委每人每月的津贴才八元钱，我抽烟就得十八元。”师大金瑞莘(左)说：“食堂吃的不能吸引我们，公社还不如我们现在的情形好。”清华艾维超(中左)说：“人民公社好是好，但是一块钱的共产主义实在叫人害怕。”清华程式(中右)说：“对供给制，我在本能上就反感。”师大邰爽秋(中右)说：“有教授学衔，待遇可以特殊，不然如果有病，就不能到好的医院去治疗，死了怎办？”人大余肇池(中)说：“宁可降低工资，也不要改供给制。”有很多人提出：在实行供给制后，能否吃鱼肝油？能否吃牛奶？能否抽好烟？能否买书？

　　二怕劳动。认为短期参加劳动还可以，要长期终身作劳动者，就不甘心。师大陆宗达(左，民盟)说：“我只能作脑力劳动，不能作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贡献大些。”北大朱光潜说：“体力劳动非所长，脑力劳动价值大。”人大石峻(左)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干过活，不能入公社，生活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三怕过集体生活。中央美术学院常任侠(中)说：“集体化关系到人的生活习惯问题，这一关比较难过。比如从事写作的人有的喜欢夜晚写作，要改在白天写作就有困难。”人大余肇池(中)说，他不能入食堂，除非每顿都有肉。有很多人问：在公社化后，是否还能吃饭馆？是否还有江苏馆子？广东馆子？

　　四怕改变家庭生活。人大戴世光(中右)说：“盼了多少年，现在才把家庭建立起来，现在这一切就要完了。”人大余肇池说：“到那个时候家就不成个家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开会时才见面。”人大陈余年说：“现在革命革到家庭里来了。”北大王奈良(中左)说：“现在夫妻就经常不能见面，共产主义会不会妨碍家庭生活。”北大汤佩松(中右)说：“共产主义一律集体化，拆散了家庭，没有清闲的私生活了。”北大曹家巽(中右)说：“听说集体化后家庭要取消了，小孩要被拉走了，不懂为什么要消灭家庭，苏联不是还动员家庭妇女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吗？”她一天在睡梦中梦见人民公社成立了，可是她的孩子却被拉走了。大哭而醒。

　　五怕丧失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石油学院张希陆(中右)说：“取消教授学衔，其实叫牛、叫马、叫桌子、叫什么也可以，但资产阶级烙印总是有的。”石油学院蔡长康说：“学衔取消，那么，什么部长、处长等官衔是否也要取消？”有人问：“无学衔如何鼓励人进步？”

　　六怕生活资料公有。师大王汝弼(中左)说：“书籍等生活资料是否也要入公社？”接着又说：“入了也没什么，要时就借来看看。”北大汤佩松说：“共产主义社会书都要公有，那多不方便！”他还说：“听人家议论：共产主义社会来了，是留钱还是存东西呢？留钱么，要归公；存东西，又怕将来也得公社。”有些人现在甚至不买书了，说公社会发书，自己不用买了。

　　来源：1958年11月1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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