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我是搞外交的，经济情况知道得很少，是外行，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关于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说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有跃进，应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这部分需要讲够，因为民主人士、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够是有的，怀疑也是有的。

　　成绩是什么地方来的？是由于执行了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在物质生产中既有数量，又有质量；几个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的贯彻执行得到了胜利；大跃进的胜利也就是总路线的胜利。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是看到的。

　　二、想讲一讲缺点。主要是在去年九月以后。后来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点，我讲多一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记录”上讲三点我也同意，但可以具体一些。如比例失调问题上加指标太高，求成太急；共产风问题上加所有制、按劳分配；除了三条，要加一条下放太多，体制紊乱。内蒙反映什么都调不动，各人搞各人的。

　　为什么发生缺点？这些缺点是与总路线不一致的，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它多少损害了大跃进的成就，总路线的成就。

　　三、缺点产生了什么后果？

　　讲缺点产生的后果，是使我们取得经验，采取什么措施来改正缺点，不然不容易认识清楚。“记录”的一个缺点，就是在形势以后讲了读书、综合平衡等等问题。觉得一团子一团子，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原因就是对缺点的后果没有指明。

　　缺点产生的后果：

　　指标太高，求成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首先是钢铁指标太高，三千、二千、一千八百、一千六百五十，陆续下降。钢铁指标太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生产紧张，生产失调。片面强调钢铁作用，强调过分，元帅升账，其他让路，不是按比例发展。钢铁作用是要强调，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强调过分了就不好，而且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钢铁增产要求太快、太急，和当时的可能条件不相适合。以致一缩再缩，使整个计划定不下来，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就是变，每次开会大批人算账，生产动荡，不稳定。比例失调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还在被动。

　　对一九五八年粮食估计过高，也造成损失，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提高，是否由于认为粮食问题解决了，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这样，是否有因果关系，可以研究。

　　全民炼钢，是因为指标高引起的。关于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全民炼钢意义很大，发动了群众等等，也得到了一定结果。另方面也造成损失，不单是赔了五十亿，最大问题是七千至九千万人上山，把农村主要劳动力拿出去，把工农业劳动力分配的正常比例关系打乱了，造成农付业生产上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这么多人上山，是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但搞一件事，单打一，对农业、付业、手工业，都有影响。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妥当，去年什么都全民，甚至全民写诗，什么都全民，就发生冲突。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至于方法，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不那么清楚，就几千万上盲目上山，方法也有问题。现在冷静地想一想，一九五八年是否有其他办法来增产钢铁，我看是有办法的，八大二次会议时（五月）少奇同志已经讲钢可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上扩大基本建设，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根据各省条件，具体计划一下，赶快搞一批小高炉，增加百把万吨，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也是可能的。这样合乎实际，比较可行。这是我事后诸葛亮。我们承认这一运动有意义，但得失关系可以研究。有同志说大洋必须从土开始，一定要经过小土炉子，那也不一定，实际上中国钢铁工业是从大的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只三个月。

　　由于指标太高，要求太急，发生了经济上一系列的问题：

　　（１）基建太多，大家都上马，一个指标提高大家跟上，搞太多，太大，拉得太长，现在要下马。限额以上下马的有五百多个，限额以下下马的有五千到一万个，都是半路下马，拿用银行贷款，当然这些将来还有用，但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浪费很大，而且使主要的东西又完不成，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的只建成六个。基本建设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在许多地方影响了质量，浪费很大。积累与消费，基本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２）由于要搞这么多，招工二千零八十万人，人浮于事，假使五百万是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就是多的，如果平均每人每月以三十元计算，光是这一项就有五十至六十亿元，这些人妨碍生产，影响到劳动生产率降低，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养了这批人，不生产价值；没有这批人，还可能生产得更好。至于县以下还有多少，那就不清楚。

　　（３）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不够和计划多变。追其根还是因为比例失调，产品有“六保户”，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使下面同志的生产困难，产品不成套，不能使用，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已用光，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如太原钢铁厂）。

　　（４）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如香烟、糖、纸厂（轻工业部有个材料）纺织工业质量差。石景山钢铁厂，这样著名的企业也缺煤要停要，上海能否因为外地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调发计划而不影响生产，也靠不住。外交部到上海搞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搞瓷器，要给煤炭，给木箱子装。

　　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修理也不注意，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煤炭剥离、掘进都有问题。铁的含硫量太高了，搞普通机器可以，假使搞好的机器，很危险。轻工业产品也质量降低，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不欢迎，最近有德国使馆的一封信，几十万套衣服重新加工，我们出钱；煤炭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赔钱。到东南亚的东西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开始好转，那时粗制滥造。求速，指标高，比例失调，造成各方面很大损失。

　　还有第二个缺点共产风所造成的损失。农村把粮食估计过高，放开肚皮吃粮，一平二调，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杀鸡宰猪，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牲畜损失，据山东说要若干年才能恢复。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幸亏纠正得快，不然是危险的，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过，那时造成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工农业比例失调，反映到市场上供应紧张。不仅市场，生产部门内部的供应也是紧张的，工业与农业，工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也紧张，因为失调了，不失调，那有那么紧张？不仅副食品紧张，粮食也紧张，只有这一点储备，农村根本不吃油（黄岩：中央虽有指标，安徽等地没有停止供应），城市油也减少了，肉也减少了，上海是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里货币很多，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是不满意的，当然不是严重得不得了，仇视，但是不高兴的，闲话是多的，他不和解放前对比，而是和前年对比。一件东西只差那么一点点零件，就是买不到。现在市场供应比以前好一点，但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不光是蔬菜问题，是因为失调，要同生产的调整联系起来才能解决。城乡人民手中大量货币要买东西，存款可以存一些，但总要买东西。国家没有物资后备，因为有那些劳动力没有生产价值，不能把这问题看得太简单。市场问题是整个比例调整问题，不仅是几样付食品问题，这是经济法则。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就因为没有水要停止生产，这些是供应关系。

　　在财政金融上表现出来，一九五八年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还要发钞票，物资缺乏，货币回笼不了，造成增发钞票。财政金融不平衡，影响到各方面，经济从这里反映出来，钞票再发，问题更多一些，现在采取很多步骤，但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要解决还得有一段时间。

　　还有后备很不足，钢只有Ｘ万吨，粮食三百三十亿斤，一个国家后备搞得这样是紧张的。计划经济要有后备，比例经常失调，有后备就不怕。失调得太大，许多后备用掉了，现在不但要后备不用掉，还要增加后备，以防三长两短（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

　　还有进出口很紧张。出口百分之三十七，进口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少，进口多，人家完成，我们完不成，进出口平衡相差七亿元。出口的质量差，兄弟国家客气，说大跃进中这是难免的；资本主义国家名誉不好。这与整个失调有联系，不要夸大，但也要重视这个问题。

　　至于强迫命令，浮夸虚报所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大。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相当发展，损失也相当大，使我们党在许多地方，在外国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受到影响。现在有好转，基本上有好转，要克服掉也不那么容易，少报也是虚报。现在仍有强迫命令，如退出食堂不给粮食，要同你斗。也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产生了半无政府状态、半有计划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相互间的协作关系。

　　这些东西与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在国内外的信誉很有关系，苏联、兄弟国家议论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议论更多，夸大缺点，乱讲一通。所以主席说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我们不但看到大跃进的成绩，这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但也要看到缺点及其后果，有好处，使我们头脑冷静一点，更全面一点。至于各个地区，缺点的严重程度是不平衡的，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不是到处千篇一律的。

　　四、对缺点的估计：

　　同意记录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是暂时的，有许多是以难免的。记录上还讲到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这是因为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完全纠正这些缺点。但纠正缺点，把比例调整好，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是有些东西还看不到，如财政金融问题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不重视；还有决定是很正确的，但是否那么一下子贯彻得好，不一定；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五、关于缺点产生的原因：

　　同意“记录”意见，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但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应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的想一想，当时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当时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的人，现在证明是有的。“记录”草稿中讲到缺点的产生，部分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我们研究经验的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去寻找原因。许多缺点难以避免，许多又是可以避免的，今天总结经验，是为了避免今后重犯这些错误。

　　六、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问题。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很高的程度，干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要估计到实际可能的情况。好大喜功是好的，但也要合乎实际，否则将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作为接受经验教训来说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尽可能不做坏事。订指标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冶金部过去订钢的指标，三千万吨。二千万吨都说行，结果总是不行。一千三百万吨是否行，我看也还有问题。总之，订指标要有一定的根据，我们外行，但搞业务的人应该是有根据的。

　　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是对的，但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光挂帅不行，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我们搞经济工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要吃亏的，我们在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上还不够，有的人根本看不起它，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轻视算账。总之，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我们每一任务的提出，不能单纯看成是政治任务，一定要研究规律和各方面的平衡工作，把重点过分突出，就要使生产失调，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种说法是对的。我们利用相对平衡订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我们要按相对平衡办事，大体上要有一个平衡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考虑到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突破，便及时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积极平衡也是平衡。搞一个企业，成本、质量、数量等方面都要考虑。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就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要破产，所以要计算。有些企业（如重工业）开始一定要赔本，但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还要争取慢慢少赔，并争取早日得到利润，因此我建议记录草稿加一条“经济核算”，这并非账派，要精打细算，社会主义不计算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要会算政治账，一定也要算经济账，这是统一的，对立起来看是不正确的。算经济账不仅要算今年，而且要算明年，应该和算政治账是一致的。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那就应该考虑重新修改决定，当然，特殊的应该例外。总之，我国是“一穷二白”，社会制度给我们很快转变条件，但目前仍是“一穷二白”。掌握的资金有限，要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过大，不能满不在乎，大少爷作风，大而化之，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账就行。现在有些工厂一招就是千把工人，满不在乎，对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不执行，现在要动员回去，这是很不好的。我们每增一个工人，都要经济核算，太原钢铁厂听说万把工人放着，要退回去，要作很多工作，这样的事是划算不来的。

　　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我的体会是我们曾经对客观经济规律忽视，要搞经济建设，不熟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中国的特殊性，但普遍规律在我国建设中同样起作用，要使普遍规律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并求得发展，要认识、研究和掌握运用客观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应该学，要编通俗本。搞经济工作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没有常识，要研究它的科学根据。要搞一点事情，必须要反复试验，在人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要加以改革运用，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光用土办法蛮干是不行的。关于节约原材料，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摆晃晃，危险之至，所以一定要经过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有些东西光在试验室试验成功还不行，如活性染料我们说已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一百型英雄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过，说“没有什么，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走走也不行，少数五产和大量生产也不一样。“八字宪法”的原则完全正确，但程度如何，还要经过反复试验，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不迟，但也以自己不讲认人家为我们讲为有利。

　　八、关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问题。刮共产风时，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得到解决。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它的生命力，要把它巩固下来，不要强调改变，现在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要发展到公社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意见，取消吃饭不要钱，扩大社会保险，工资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规定工资部分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即使作到了，工资部分还是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社会保险还是嫌大。（廖鲁言：包括自己的供给）。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范畴。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农村里还多一点，有自留地，小农具，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了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于穷和富的观点，要慢慢改变。由于劳动好，对国有贡献多，因而得到的报酬较多，生活富裕，这是光荣的，应该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致生活穷苦，那是可耻的。社会主义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结合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对少数人、对先锋队、先进分子的要求，不能当作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在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是有问题的，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批判多劳多得生活较好的人是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给以耐心的教育，使其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九、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中国社会向来分散，革命胜利后强调集中相当需要。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不行。过去体制下放太多，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有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集中很难，分散很易，毛主席强调收回，很好，我很赞成。随便招工人，银行随便用钱，这怎么行？集中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首先在于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至于根据地方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地方搞点油水，在于完成国家计划后，适当地给予分成。

　　工业化，就是分工更细，要强调分工协作，互相依赖，这就是进步。不能各省、各区都搞个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厂自己搞炼钢，搞机械制造，说是为了方便。结果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越进步，组织越复杂，越要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更简单。

　　工厂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正确的。但党委讨论决定后，厂长负责这一条很重要，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呑呑，还要讨论讨论，好象打仗一样，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在群众斗争中和经济建设群众路线的特点不一样，搞群众运动怎样适应于生产的特点，有利于生产，而不要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的花样很多，似乎要想把很多好事一下子都要做起来，结果搞得工人很疲倦。开好多会，休息不了，明天就出事故。玛雅可夫斯基讽刺开会讽刺得厉害，工人在这方面的精力化的相当多。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在总结工作时是可以的，但不能订指标，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使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很疲劳，不利于生产，熬夜妨碍工作很大，只能在十分必要时，偶然的来一次。

　　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欢迎提反面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问题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生动活泼，大家交换意见。“纪要”（草稿）关于形势和任务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供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加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我们当权的政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是否提错了意见就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等等，这也不一定，决不能为了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加上种种帽子。如果经过长期观察，不断看他的言论、行动，证明确实是右派、观潮派等等，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对于团结干部有利，对于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帽子，是怀疑派，观潮派，还拔白旗，有些虚夸的还受奖励，是红旗。真正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定可以听取反面意见，听反面意见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容易做起来难，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我们不怕人家提不同意见，刀把子、枪杆子在我们手里。

　　十、缺点讲透很必要。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不必讲，这不对，经过这一过程，问题看得很清楚，事后诸葛亮，事后看得更清楚，深刻的经验更严肃对待，认真总结。泛泛地讲几句，不解决问题，缺点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对缺点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说了几句缺点就泄气，认为打击了积极性，那是不会的。特别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更是这样。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的问题。相反的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对兄弟国家，对苏联同志，也要讲些缺点，进行一些自我批评。马列主义者舞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多报了，实际没那么多。马克思说过，在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共产党也会经常做一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要讲出来，不要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能上升，这要有一个标准。至于说，说了缺点，就认为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总路线也是发展的，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与那个算账。

　　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加入共产党就是走上了光明前途，这不成为问题，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实现大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要看到问题的方面多一点，有些地方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问题存在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对其中问题不少一句要特别重视。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胜利容易使头脑发胀，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产生，这很值得警惕，去年大跃进容易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对苏联不在乎，对苏联的经验不重视，对苏联专家不在话下，气焰很高。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谦虚一点，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问题在那里，总经经验，接受教训。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

　　（我国的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么样？还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增产是否每年都能经常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苏联的经验，把苏联的图纸拿来，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我们是“拿来主义”，应该快一点，速度应该高一点。加上中国人口比苏联多，天然条件比他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与具全条件相结合，有这些条件，应该比苏联的建设速度快，但究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做到了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即使有了成就，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自己吹前还好一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来研究我们的经验，去年九月以兄弟国家来我国学习经验的不少，现在不多了。）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的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比如“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不正确要看十年，他说一年就基本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没有什么估计不足；对于得和失的看法，他讲的是局部问题，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上看，是强调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也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考虑，他讲浮夸风气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吹遍各地区、各部门，各地区、各部门情况不同，是不平衡的，他可能讲得严重一点，但浮夸风气是确实严重的，现在也不是完全解决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个问题不说更好一点。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一个时期，这样讲问题不大。至于纠正“左”的偏向要比纠正右的偏向还要困难的问题，有的说容易，有的说困难，“左”的毛病我也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不是路线问题，所以性质不同，比过去纠正错误肯定容易。但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抓得紧就容易，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另外，我想说一说大跃进的成绩与缺点问题，有人提出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说是九比一，但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可以研究，并无特别坏处，三七开也是肯定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说斯大林也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问题的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成绩与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关系不大。我讲的缺点较多，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的跃进，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可能措辞不当，外行人容易讲外行话。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