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工商界、高级知识分子对办城市公社的反应 　　<新华社> 　　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工商界、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对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多数人顾虑重重，等待观望。一面认为“大锅饭不如小锅饭”，一面又认为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无奈何，表示“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人存有抵触情绪，甚至散布一些不满言论。 ## 左派与中左分子一般愿意参加 　　一些左派和中左分子对建立人民公社的认识比较清楚，一般表示拥护，愿意参加。如天津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主委刘锡瑛说：“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城市人民公社缓办，大家松了一口气，这次又说有顾虑的人不动员他们参加，虽然这样讲，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参加，别总让人照顾，照顾不好过；这回学校成立人民公社，我带头参加”。天津市工商联主委王光英的妻子应伊利表示，“人民公社特别好，大搞人民经济生活，也是人民公社的雏型，市委万书记说资产阶级不愿参加可以等一等，我一定要积极参加，并以人力、物力积极支援”。区民建委员钱安田（中左）这一个月以前就向家里作了动员，最近街道干部到他家登记时，他爱人说：“我们不用商量，一定参加，食堂还没盖好房子的时候我就决定了”。但也有少数中左分子对政策认识不清、有顾虑。钻镗床厂姜玉章在银行里有几百元存款，还有二千多元的公债，他担心入社后要给“穷社员捐款，要给工厂投资”，但又顾虑“不参加买不到东西，以后也参加不了啦，自己是资产阶级分子不如人，不参加公社就更不如人了”。 ## 中中和中右分子顾虑很多 　　中中和中右分子大多数是态度勉强、疑虑很多，不参加又怕不好看，感到有压力，但他们的反映形式却不同。比较多的人只是空空的检查了过去的思想，一般的表示了态度。不少人不直接表示愿意或不愿意参加公社，只是提出一堆问题来试探。如第一中心医院泌尿科大夫施锡恩讨论中问：“组织人民公社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有何区别？”第一中心妇产科医院副院长柯应燮说：“公社不仅是个食堂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有顾虑也是因为不清楚，知道了就好办了”。接着就问：“城市和农村人民公社有何不同？城市可以解放多少劳动力，有没有这个数字？现在城市净是老太太、小孩子，一般家属都有工作，没多少年青的啦”。市农工副主委崔昆圃说：“听说成立公社后，愿意参加就参加，不在愿参加就不参加，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不参加”。许多人员有顾虑，但又认为“成立公社是大势所趋，早晚得参加，无可奈何”，所以勉强表示“随大流”。色织六厂曹润斋说：“五一前全部成立人民公社，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劝业商场周登言说：“我心里想，什么公社不公社，吃饭干活，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走到那算那，只要人家受得了咱就受得了”。这部分中间分子的主要顾虑是： 　　一、大、中户资本家怕入食堂不方便，吃的不好，生活水平降低。糕点公司王润明说：“我的生活很富裕，平常吃饭还买只鸭子吃，入了食堂就不行了！”福昌祥果脯厂李去鹏说：“我每天晚上吃夜宵，成立公社就要倒霉了，以后大米白面也吃不上了！”陈训成说：“我认为应单独成立一个高级食堂，吸收生活条件好的人参加”。 　　二、有些人怕街道占用自己的房子作食堂或托儿所，因此表现慌恐不安，极力想把房子卖掉。陈调甫之妻路芸裳听说大搞街道食堂、托儿所，对自己的房子很担心，想把上海的一所房子卖掉，由于没有人离不开，房产公司代收房租，不能随便卖出，抵触情绪很大。仁立副厂长陈礼这之妻蒋恩钿善长培植玫瑰花，国际友人也曾到她家参观过。现在，她打算把自己的房子和亲手栽培的许多玫瑰一起卖掉，但是，因为没有人买没有卖成，心里很不满。最近什么也不整理了，房内零乱不堪，玫瑰花也死了不少。市工商联常委李勉之的妹妹李慎之问陈庸庵：“你那么多的房子，是不是可以让出一部分搞福利事业”，陈很激动的说：“我可不能和你比，别说让出一部分，就是在我过道里走都不行！” 　　三、有的家属怕成立公社后参加劳动，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方先之的妻子魏淑贞说：“叫我整天到公社劳动不可能，一天干一两个小时还可以，因为我家还有事，即使成立服务站，也干不了我的事”。吴佩球说叫嚷说：“如果我到公社食堂去，我给他们洗碗，家里保姆再给我洗碗，这象话吗？” ## 中右分子有抵触情绪 　　有些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对建立人民公社抱有抵触情绪，心怀不满，甚至造谣诬蔑。农工民主党毛羽鸿说：“师大的食堂我退出了，没办法，队站得很长，我这老头子受不了”。和平区饮食公司马魁元向职工们说：“公社成立了，现在有啥你就吃点咐，过几天公社一成立就和农村一样了，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永恒化工染科门市部王子和听说东楼快成立公社了，每天下饭馆大吃大喝，他说：“公社成立后，想吃也吃不着了，我就不怕价钱贵”。崔家珍诬蔑：“人民公社是骗人，是一步一步的卡”。天津染科厂民办工厂工人，要求加班加点来迎接人民公社的成立，但是，这个厂的负责人陈宝兰对工人这一行动不仅加以阻止，还把已做好的三百多把炊帚丢到火炉里烧了。 　　来源：根据1960年4月13日天津讯，新华社《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