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信

　　<贵州、尹震环>

　　(尹震环：原中共开阳县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因1959年6月给给中共中央、中央主席写信而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到农场“劳动锻炼”)

　　（主席：）

　　我县(贵州开阳)今年风调雨顺，农民说是难得的大好年成。但反比重灾的1959年减了产。粮食实产58年—1.39亿；59年—1.05亿；60年—0.95亿。按上报的数字则是：58年—1.55亿；59年—1.56亿；60年—1.2亿。是什么原因？如何迅速扭转这种局面？是许多同志和我苦苦思索了很久的问题。全党全民大抓农业、大办粮食以来，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县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许多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取得很大成绩。当前最关键、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可能代表部分县的情况，所以向您写了这封信。同时反映一下农村食堂问题(59年我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现在劳动锻炼)。

　　近年多来农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劳动效率较之58年、58年以前低。农民说：“现在干一天，抵不到往年一早晨”。低一半是有的。以往每个劳动力平均搭谷300-400斤，现在150-200斤，插秧原4-5挑，现在1.5-2.5挑，犁田土原3-4亩，现1.5-2亩。出勤率也低，一般占70-80%。从工作上看原因有三：1，在粮食征购方面，歪曲了中央的统购政策，征购过重，购了过头粮，留粮太少。因此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59年6月至60年4月，实际上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一半要靠蔬菜充饥。推行“五、五、二”、“六、八、三”，当时主要靠野菜草根——蕨巴渣渣充饥。今年还是春节是吃过四两猪肉。3、4月份大抓食堂、大抓生活后，情况好转，但体力拖弱了；2，分配。58、59年供给部分所占比例过重过大，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不能刺激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劳动组织、劳动管理上的问题。从7、8月份以来已解决或正在解决中。下面我具体反映两个问题。

　　粮食征购的偏差，出在过高的估计粮食产量上。其实，下面同志早就心中有数，主要是市某些领导同志表现了顽固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虚报成绩、蒙蔽领导。58年生产队、管理区所报的产量从未超过1.5亿，而县向上报的高时达3.2亿，后2.7亿、2亿、1.7亿……。最后实际为1.39亿。59年遭受数十年未有的干旱，显然不能比58年增产，但在市、县压力下，公社曾报过2.27亿。为了达到主观所要求的产量数，在核实产量和反瞒产斗争中，全县普遍出现了捆绑吊打，翻箱倒柜等违法乱纪现象。去冬县里开大会，会上用捆吊撬打等就逼死了三人，全县共逼死37人(大部分是中贫农)。即便是这样，产量仍由2.27亿下降为1.9亿、1.7亿，最后落实为1.56亿，已证实不超过1.05亿至1.1亿。60年情况好转了，不过并未彻底解决，任务仍然过重，教训仍然重演。部分队完成征购任务后就无口粮了，有的队已经开始(由国家)供应。11月五级干部会所报产量0.9至1亿斤，市委认为1.2亿。当然，在粮食道路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尖锐的，瞒产私分尤其是在59年是较普遍严重的，但却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对总收入的估计也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悬殊小。因而造成了征购、分配中许多问题。

　　以下数字可看出在执行粮食征购政策方面的偏差：

　　年度 1957

　　实产　　  13,107(万斤)

　　实征购　　3,730 (万斤)

　　占实产　　28.5%

　　种子饲料　800(万斤)

　　口粮　　  8,577(万斤)

　　平均每人  500(斤)

　　年度 1958

　　实产　　  13,920(万斤)

　　实征购　　5,742 (万斤)

　　占实产　　41.3%

　　种子饲料　1,100(万斤)

　　口粮　　  7,186(万斤)

　　平均每人  420(斤)

　　年度 1959

　　实产　　  10,500(万斤)

　　实征购　　5,100 (万斤)

　　占实产　　48.6%

　　种子饲料　900(万斤)

　　口粮　　  4,500(万斤)

　　平均每人  263(斤)

　　年度 1960

　　实产　　  9,500(万斤)

　　实征购　　5,100 (万斤)

　　占实产　　53.7%

　　种子饲料　800(万斤)

　　口粮　　  3,600(万斤)

　　平均每人  210(斤)

　　(58年任务开始9,540万，后调为6,400万，未完成。按任务每人平均留粮375斤。60年的任务数。58、59、60年回销大，加上后每人平均大于上数)

　　可见从58年起，中央的粮食统购政策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购到农民的口粮(三定标准一般是430斤)并逐年减少。

　　反映在分配上的问题：58年农副业总收入为1,121万元，比57年增产20%，社员分配部分为618万元，比57年的627万元稍少，主要是投资大了。口粮供给445万元，占分配部分的72%，工资部分173万元，占28%。全县7万劳动力，200万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合8-9分。59年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在秋收分配中没有分到现金，而有相当一部分社员不但不分，反而欠大队一笔“超支帐”、“瞒产私分帐”。有笔粗略大帐可以解释这个问题。59年因粮食减产，占总收入20%的烤烟减产，畜牧减产，估计总收入不会超过一千万元，扣除40%计，社员分配600万元，这一年推行伙食供给制，每人每年以最少30元计，供给部分占去了535万元，近90%，每个劳动日工资只合3、4分钱。除去预支，当然秋后就无现金分了(有的分了部分，供给采取寅吃卯粮解决)，预制稍多一点的就成了“超支户”。所谓“反瞒产私分帐”，多系反瞒产斗争中摊给群众的一笔虚数。可见这两年基本上是按人口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60年夏收和秋收分配，情况好转，因为省委规定了供给不能超过30-40%，供给比重过大问题解决后，劳动力的报酬仍然低，一般一角五分至两角，不少在一角五分以下。以上在农民中造成了一种较严重的情况，对工分对劳动日看得很轻，不像往年那样重视。“原来一个劳动日要分十来斤粮食、几角钱，哪个不认真！这歇饭是有吃的，几分角把一个劳动日，有啥关系”。这种说法能代表一般的情绪。

　　可见，除了继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政治挂帅外，需要很快的在粮食征购和分配方面采取措施。我想作如下建议。

　　根据今年的粮食情况，省委提出低标准、瓜菜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需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安排今后的粮食征购工作。能否很快的采取类似55年的粮食(征购)三定政策，不仅“购销无底”“增产无益”的想法又有出现，更重要的是农民极其担心前几年征购教训重演，都在观望着等待着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国家来说也能及早的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加以全面安排。如果能在今冬明春最好是今冬定下来，定到生产队 ，然后宣布几年不变(每年只作适当调整)，增产不增购(灾区例外)，那么对于生产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推动力量，将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认为这里的关键，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查实这几年的产量，这是制定和正确执行政策的前提。我想这将会有许多困难许多障碍，影响的面也很宽。敌人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因此用什么方式方法，在什么时候进行，还要慎重考虑，不过迟早要查实的。其次是留粮问题，一定不能再搞定产偏高，一定不能再购到过头粮。平均留粮不能再低于55年三定时的标准——灾歉例外，以改善农民生活。另外分配中能否使多劳多吃一点，我想或许是可以考虑的。

　　无疑的，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我国人民伟大的创举，有其不可估量的、巨大、深远意义。目前供给比例过大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正如上面说的，劳动日报酬过低。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日报酬将会提高。尤其是明年，一定不会像今年。但相当一部分劳动日报酬过低的问题，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因而，它不足以刺激劳动效率的提高，不能充分的调动生产积极性，不足以从个人利益上来关心集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一方面根据不同的生产水平，根据增产幅度的大小，来确定实行伙食、口粮、半口粮供给制，确定不同的工资供给比例；另一方面在这几年内能否允许一部分生产水平低的队，实行单纯的按劳动日的分配制度，而对困难户采取补贴的办法。这样会有一部分队暂时不能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对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再逐步实行为时不晚。我想，这是符合您说的“承认差别”那个指示的。因此能否由省或者省地县经过周密的调查试算研究，作出一些更具体的规定；比如按总收入每人平均多少元至多少元的实行某种供给制，工资与供给各占多大比例；平均收入在几十元以下的或者每个劳动日报酬低于几角的就实行按劳(动)日分配制度。这些如果可行的话，那么，生产队 在春前通过实事求是的试算分配，确定每个劳动日可得的最低报酬，加以公布说明在年景正常的条件下，保证兑现。我想，这对刺激劳动积极性，会有很大作用。

　　总之，我有个想法，不知是对是错，当前巩固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分配，即在分配上妥善的处理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食堂，主要是山区食堂问题。我决定打破一切顾虑，反映一下幹、群的真实想法。两年多的实践已经提出：是全年坚持下去呢？还是坚持一部分下去？干部的内心看法是，最好成绩能重申并认真的贯彻59年中央5月26日夏(收)分(配)指示中关于食堂方面的意见。即根据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既可办常年食堂，也可办临时食堂。既可办大，也可办小。既可农忙办，也可农闲散……防止将食堂一风吹散(原文记不清楚了)。这样作的结果将会是，坚持了一部分，散了大部分。这样作既适应了山区特点和当前的生产水平物质条件，又符合多数农民要求。既利于发展生产，又利渡过粮食难关搞好生活。从群众方面看，实际有70%左右的农民，在目前并不愿意在食堂吃饭，这决不仅仅是富裕农民。山区居住分散，今年曾一度盲目的办大食堂，现在开始分小，但居住分散，在多数地区是短期内不能解决的。吃顿饭往往要跑一二里路，甚至几里，尤其在冬季、雨季，路滑泥泞，麻烦不小。农民从食堂领取饭菜以后，往往要拿回去掺点菜菜杂杂加加工，省不了多少事。俗话说：“人多无好汤，猪多无好糠”。对小部分食堂，在将来这话是不正确的，但在当前物质条件下是正确的。从发展生产上看，则：1)能集中干部的精力去领导生产，这两年在食堂和生活问题上占去了干部很大的精力，他们不能像原来那样全神贯注领导生产了。允许不愿在食堂吃饭的分户吃饭以后，干部就会腾出精力，去以更多的精力领导生产了；2)山区特点除居住分散，还有田土分散，前者是为了适应后者，是自然条件所形成的。集中吃饭，不能适应田土分散的特点，势必在吃饭出工之间浪费时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走了很多路到了工地，干不了多久，又要忙着回来吃饭。细算起来要浪费不少劳动力。分散吃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便于推行小包工，缩小记件范围，推行个人记件。这样利于提高工效，节省劳力；3)在大多数食堂实际上是两套锅灶、两摊人马。食堂一套，社员家里还有一套。恢复自留地(9月才恢复)养猪以后，社员这一套更不回折了。同时一般食堂所占劳动力的比例是大的，一般在10-12%(一般统计只是炊事人员，若加上食堂种植食堂家底蔬菜、管理人员、加工人员、及临时性的劳力就不得了了)。因此目前多数食堂不节省劳动力。农民常说：“以往种菜、摘菜、洗菜、砍柴、挑水、煮饭、喂猪、摘猪草、碾米、推包谷，都是随手活、顺路活、夜活、休息活、半劳力活，现在都得有专人，怎么不费劳力？”这是有道理的；4)利于发展生猪家禽。我县58年生猪一度发展到112,000头，年底栏村98,364头，平均每户3头多，95%是私养。目前仅28,000头公养占80%。59年5、6月份贯彻公私并重，许多食堂分户吃饭后，生猪由三月底的68,100头到6月底就上升到74,398头，增加8%。这充分说明分户饲养、分散饲养，在这几年内是极不可忽视的，是适应目前生产水平管理经验的(分户饲养并不排斥为集体所有，可以采取计算劳动日、分成等办法。一般认为“公养”不仅为集体所有，还必须集中饲养。这不仅是个概念问题，也影响到实际工作)。分户吃饭就为分户饲养创造了条件。随着粮食的好转，生猪家禽将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5)因而，就有利于积肥。往年每户平均出清粪二、三百挑，现在四、五十挑，或者一点没有。这是相当一笔优质肥。同时肥集中后，运送又多费了劳力。分户吃饭不仅利于积肥，同时也解决了就地积肥就地施肥的问题。当然还有一部分食堂是坚持下来的，并且一定要坚持下来。这些食堂将会是：(1)物质条件较好的、居住集中的；(2)条件并不好居住虽分散，但其中20%左右的户仍然愿意在食堂吃饭，系单身汉、没有附带劳动力、没有炊事用具、以及贫下中弄困难户等；(3)农忙临时食堂，一定要积极帮助他们办好它，并且在各方面予以照顾，以示优待。今后由于坚持下来的食堂是真正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将会越办越好，越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人；另外，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过了关，有了丰富的粮食，家畜家禽蔬菜，有了现代化的厨房加工厂等后，社员看到在食堂吃饭却比在家吃得好并且方便，那就不会再恋恋不舍那小锅小灶了，食堂就会永世长存，万年青了。

　　如果这样，分配、食堂是稍退了一步。从学习您的著作中认识到有时退却是必要的，而这种退却正是为了巩固人民公社、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的退却。看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上是进了两步。

　　58年12月及59年6月，我就向周林同志和杨尚昆主任写过信，反映过粮食征购和分配问题。58年12月年关即将来临，但80%多的社还未分配。因为下面报的产量不到1.5亿，征购任务是9,500万。分配(上)机械的执行55%扣除、45%分配给社员。除去供给部分，根本不能分配；另外还有用现在的话“一平二调三收款”等问题。县委第一书记知道这些情况，但不同意往上报。怕成“右派”。最后只同意报市委(按规定报省委)。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周林同志写信反映了以上问题。去年给杨主任写信也是因粮食征购分配引起的。市委布置小麦征购200万(后调为150万)，实产只有150万左右。菜籽收购任务180万(后140万)，实产不过60万。奇怪的是一面贯彻中央五月夏(收)分(配)指示，一面叫小麦种子也得入国库。还说是中央、省委指示，影响之不良可以想见。由此我联想到对生产情况的认识、领导作风说实话等问题，把以上问题综合起来向杨主任写了封信。信上虽有某些错误，但实践已经证实是正确的。可是信转下去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后一封信，使我受到一系列的斗争打击，搜家，但材料不允许申诉。最后结论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到农场“劳动锻炼”。劳动锻炼后接触了实际。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我在粮食等问题上并不是错误，所以(对我)说话不比原来那么慎重了，而是和盘托出，使我了解许多真实情况，听到了许多原来不可能听到的肺腑话。这不仅对我的思想改造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是这封信的主要来由。看到党在最近所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农民中产生的巨大威力、巨大影响，感到莫大的高兴，深信明年农业必定跃进。看到征购方面及分配上的某些问题在农民中的消极影响，心里未免又稍紧了一把。有的似乎用“三色一类”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还是项卓有成效的措施，当它不能在征购上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分配上调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主要是解决小队与小队、以及大队与小队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想来想去，总认为粮食征购及分配上一些问题，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问题。另外，去冬今春我县某些公社、管(理)区，因虚报产量，数十天未发粮，以致饿死了一些人，冯山、羊昌两公社起码有二百人左右。据邻近的修文、息烽、遵义、湄潭等县流入我县的人说，那里似乎还要严重一些；遵义尚稽一个公社就因数十天未发粮饿死二千人左右。这个社听说还处理了一下，其他未作任何处理。我县花力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一德同志今春因在二个报告上反映了有关死人、浮肿病问题，而被免去了刚被提几天的副部长职务。干群中有不同的议论，对因缺乏经济、口粮安排不当、生了些浮肿病、死了一些人，一般说法是：“这么大的家难当呵！哪能不出点毛病。再说，也是为了群众，为了建设”。而对有意的虚报产量、见死不救草菅人命的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则是气愤的。我想对后一种情况，有必要经过调查研究加以处理，严肃党纪，挽回不良影响。

　　在如此巨大、广泛、深入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出现以上缺点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历所未有的，出现这些缺点，也是难免的。比起工业上巨大成就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起58年大跃进以来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这些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为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为了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为了保证继续大跃进，我大胆的写了这封信。这里，肯定是有错误的。但我想如果真正是从党的、人民的利益出发，那就无所畏惧，因某些错误而使人遭致的一些处分，同时也是不会的。盼望能派人到我县调查，我深信它将代表贵州不少县的情况。

　　深深的祝您健康、万寿无疆。

　　此致

　　（敬礼）

　　 尹震环  60年11月14日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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