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 　　<四川隆昌、李盛照> 　　[说明：1、原稿第一页有“〔四川省〕人民委员会1961.5.25‘人民来信’”的戳记一枚；2、原稿第一页有“中国科学院人民来信（61）信1026”和“复信时请注明此编号”的戳记一枚。] 　　在这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率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 　　壁山狮子公社干河沟队徐家新房子食堂，成立时有150人，到今年二月只有120人了。在壁山的自由市场上，观音土加鹅儿肠草做的饼每个价贰角。去秋种小春时，蚕豆用煤油和毒药拌种，但过一夜就被从土中掏出吃掉，残留的少数种子，苗一出土也被吃掉了。 　　简阳临江寺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其中还包括刚从工矿下放回来的参加农业生产的人。 　　泸县雨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一个能犁田的人了，虽然规定凡偷一粒蚕豆就罚一块钱，但不等蚕豆成熟就被生吃光了。由于每人都参加了这种零星的偷盗，因而也就不可能说出谁是贼。假如在人为的饥饿面前不偷一些菜吃，那就会死得更早，因而就可以说凡是已死于水肿病的人，不是最诚实的人，就是最不会开“后门”的“傻瓜”！在这个公社范围内鹅儿肠及清明菜（草）被扯光了，因为较工观音土，它们是上等的代食品。 　　荣昌安富镇玉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此处原文有：“以后十余家漫患无法辩认”字样）。何炳三全家五口，只剩下一个小孩由姑母抚养。 　　简阳贾家区坛罐公社，在去年九月时就已经不容易找到抬丧的人了，秋收时已经找不到能担水谷子的人，只好由两个人抬半箩。 　　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这决不是两个偶然的例子，因而路人已经见惯不惊，漠然视之。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死者面色蜡黄，脚踝粗如腿，而且呈半透明状。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己，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注]。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邦邦”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因而在很多地区劳动力大大减少，不少土地必然荒芜，至少会粗放。[注]：医学似乎称低血糖昏迷，注射葡萄糖即可复生。 　　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是从1959年就开始了的粮食紧张、大量死亡。粮食标准低，菜蔬也少，而致形成慢性死亡。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稼穑的人到完全能对付过去，但农民都会反问：真正的风调雨顺有几年？哪一年不吊薄会儿？（农民称雨水不调为吊簿这一点，也可以用川西平原的情况来作旁证）。由于有了都江堰，就会天干三年也要收一半。1960年郫县小麦有人一天割15亩，这一数字故然可以说明高工效，但要人相信，人可以抵得土拖拉机，究竟是不现实的神话，因而从这个数字就可以想像每一窝小麦有几株苗，15亩麦可以收多少粮食了！ 　　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数是从测产数未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致比实产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全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了炊，当然就谈不到除留种子了。 　　在整风整社时，社员对单报产量讨好上级的干部说：你的福气好，当了干部，你比我们穿好些，吃好些都应该，每个社员少吃一口就够你们吃个饱了，你为啥子要在上级面前把产量报得那样高，尽说好的，不说坏的，年年都说是增了产，整得我们捏住禾镰刀时就喝清汤汤稀饭，丢了禾镰刀连清汤汤也没得喝的！ 　　由于饥饿，人们骨瘦如柴，面有菜色，因而劳动生产率极低，生产物也就相应减少，这又反过来加深饥饿，造成恶性循环。 　　其次，由于罪恶地违犯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一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市场价格最高[注：原文有“市场价格最高”几字，似为多余]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就盗窃成风。“社员偷小菜，干部偷油、米”，“肥干部，瘦社员，不肥不瘦炊事员”，这是流传很广的民谣。农民把近两年的饥饿、疫疠称之为“遭劫”，归罪于菩萨、天心，当然也有人说死亡这是由于吃得假的原因所造成。而只有对于确实可以信赖的人才极其小心地说，“人都是饿死的！”泸州专区干部邓自立（地委书记），因为主张分给农民自留地而作为右倾、倒退的例子来批判，然后下放劳动，并且把他的材料作为罪行在农民中宣传，他因而得到了市侩们所不希罕的荣誉，农民把他当作是为自己偷天火而被锁住的普罗米休士！ 　　第三，胡乱指挥生产，粗暴地破坏原有耕作制度和农耕规程，因而事倍功半。1960年由省提出2×3和3×4寸的插秧规格，在隆昌地区又提出了消灭中稻的口号。按规格裁一亩早稻要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动，而收成只得中稻的50-60%，晚稻也要费这样多的工，而收成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有40%-50%，有时甚至无收。执行“一个样”的指示的集中力量裁双季稻，以致在很多地区，丰产路以外就出现了大量荒田荒土。密植要求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谁对此表示出任何怀疑都会加诸右倾保守的罪名，本着这种要求所订的播种计划，使得所浪费的种子就是两个月口粮。 　　以上的乖谬措施，再加上劳动力抽调过多，调动频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使得丰年变歉年，轻灾变重灾，所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被锁的克罗米修士，而这种荣誉，现为一般人所不稀罕的！ 　　现在，人们责备邓自立背着中央和省委搞独立王国，即是说他违背了权威的意志，因而应该受到惩罚。以下让我们看看按照权威的意志又干出了什么好事来吧！ 　　1958年全部收回自留地、饲料地，不准个人种一窝瓜，一棵菜，农民没有个人副业，对公有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兴趣，加上其它乖谬措施，而造成连年减产，水肿病猖獗，大量死亡，例如： 　　泸县雨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由200人减少到160人，另外一个小队劳动力死去大半，只剩下一个能犁田的人； 　　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一个小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家三口死绝人种，何炳三家五口，只剩下一个小孩由姑母抚养； 　　隆昌新生公社田家嘴食堂有300人，仅去冬今春就死去50人，肖玉成家15口死去5人；倒座[注]、迎祥乡，刚收完新麦就成群结队挖食观音土。楼峰公社大毛厮管区洪家湾子食堂仅120人，今年头五个月死亡15人，而且多为精壮劳动力。去冬以来，隆昌经常发生路毙。如4月13日在汽车站，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5月4日在戏院附近，6月4日在文庙坝、望城坡，6月26日在小南门都发现路尸。夏荒期间，由于赔产和扣除偷窃罚粮，很多食堂断炊。新生公社红光管区有十几天断了口粮，因而可以预计，在最近死亡率会有很大增加。[注：倒座庙（乡）今称高兴乡；洪家湾今属望城村]。 　　近两年来，十死二、三的地区在各处都不难发现，又卖儿鬻女的惨剧又重新上演。如隆昌付家公社泡桐管区一队曾吉昌，去年父死卖掉幼子，11月2日又卖掉第×子；圣灯公社喻家湾子一农民将亲子坠石沉河！ 　　自留地中断两年而致菜种奇缺，按粒论价，每棵辣椒、茄秧六、七分，蔬菜5-6角一斤。内江与隆昌接境，自留地没收不彻底，现市场活跃，菜每斤1-2角，供应邻县大量种子。 　　从1959年起，人们就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农业减产，去年气象部门就“预言”今年雨水不调。其实，农村最大的“灾害”是饥饿，这一“灾害”不免除，任何人都可断言会出现更大的灾害。 　　长期饥饿和大量死亡，使老百姓情绪恶劣，而且愤慨，党的威信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土改后，农民对“不靠天，不靠地，只靠毛主席”的口号作二元论的接受，认为既靠毛主席，也要靠天。原有的“万岁”声，现在只剩下诅咒和谩骂。而且能够听到。而且发出了“饿死不如造死”的呼声。教条主义的维护者和饱食者也许会认为这是反动，受人唆使，假如这样的天良泯灭者掌握了国家民族命运，那将是危险的，会造成更悲惨的恶果！ 　　饥饿分布是广阔的，再不改变，一定会形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并为人民的真正敌人和帝国主义所利用，给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以沉重打击。因此，我沉痛而肝胆俱裂的向全党、党中央及一切头脑清醒的人和健康力量呼吁，以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为重，不顾甚至违反任何权威（哪怕他曾有过真正贡献）的心态而立即行动起来。 　　I、召开九次党代会，从政治、组织、思想上清算教条主义，查明造成的全部恶果，追究主要负责者的法律责任，开除出党，交法庭审判； 　　II、重新审查并制定全面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彻底改变“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农产品征购实践和意图，在新的条件下贯彻党的三定粮食政策，规定农村人口最低留粮标准每年为300-360斤，动用国家库存，保证夏荒期间不再发生大量死亡。对真正因增产而出售的农产品规定更高（如50%）的采购价格，并优惠卖给工业品； 　　III、在公社范围内采取措施开展个人副业，为此，而扩大自留地到10-15%，允许个人开荒，利用空闲土地扩大自留地。 　　时机紧迫，如再迟延就可能贻误国家大计，为民族命运带来巨大的灾难，到那时主不悔之晚矣！ 　　 李盛照于四川隆昌乐只乡1961年1月 　　· 来源：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