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盗窃风

　　<四川隆昌、李盛照>

　　[说明：在原件第一页上有“人民委员会1961.6.12‘人民来信’”戳记一枚。]

　　四川隆昌地区现在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大干部大偷，小干部小偷，（食堂）管理员挖腹心油，社员偷点儿‘毛毛秋（菜）’。”这也许代着些无政府主义情绪，但却很好地表述了现存的偷盗风。现将光荣公社双龙管区原三队，现在的三、八队情况传述于下：

　　按偷盗物的所有主不同而可分为：

　　甲、农民彼此间的偷窃。偷窃物为家禽、蔬菜、柴草。这是历来就有的，现加上了偷菜苗的新内容，因为自留地中断两三年，而致菜种奇缺，价格昂贵。西瓜、茄、辣椒秧每棵曾高达五、六分，很多种子按粒论价，或每两1-2元；

　　乙、农民偷社。偷窃物为粮食、蔬菜、柴草……现在小春收获季节，葫豆、麦就是主要偷窃物。

　　去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口粮标准极低，最高（六）级劳动力每天吃两斤红苕，因而小春播种、中耕都进行得极为粗糙，但由于雨水好，加之群众性的多次重复的挖“野红苕”[注]，实际上等于很好的中耕，因而小春生长极好，但却遭到诅咒。因为增加了收获工作和每担麦捆的重量。人们说，麦子再好也只喝点儿连狗都追不上的麦羹（因水多麦粉少，羹倒在地上流动快得连狗都追不上）麦粑也吃不上一顿。因为平均人口的口粮10.3两（16两秤）不到，六级劳动力吃15两，食堂就只吃羹，要吃一、两个粑，或者更稠的羹就只有另想办法，或如所说的打野食。[注：挖野红苕：收获时遗留在泥土中，发芽后，寻芽挖苕]。

　　八队陈家湾组仅收了二百多斤葫豆，一百多斤豌豆，连种子也不够。其它三个组稍好，但比用种量没有多很多。小麦长得很好，播种面积也扩大了，但到收获完毕时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比去年多，粮食哪里去了？秘密在哪里？粮食被盗了，参加偷窃的是所有农户，几乎100%的能行动的人。

　　葫豆结荚像鞭，豌豆则像铃样，收获或晒打时则只有空荚或如干部所批评的“只结荚，不长豆”。只有1/2到2/3的麦秸有穗，而有的穗还无粒。为了防止偷盗，收获是集体进行的，因而有很大一部分粮食却正是在这时被盗，因而就可以说盗窃是公开、集体进行的，而且盗窃者互相关照，代为望风和运送，因为怕公社、管区和队的个别干部发觉。豆是从生产着的苗上剥下，而麦则是从穗上搓粒或割穗回家。麦粒可直接生吃，或烧穗后吃粒，也用锅烘干穗，搓粒磨粉后煮羹或做粑，因数量有限而大多吃羹，当然比食堂的要稠得多，这些工作大多是在深夜而设守望的情况下，以纯手工方式进行，这一切不能也不必在农民中彼此隐瞒。

　　这样的野食不是每天都可靠，数量也不稳定，在偷得多的一天怕被抄家搜查时发现罪证的一餐吃掉，以致在厕所及田野的大便中往往有没消化的豆和麦粒，不少人拉肚子，叫肚痛，尤其是小孩！

　　在偷窃和运送时，怕被捉住而慌乱的进行，而致在荚和穗上留下很多粮食就被烧掉或抛弃，老年人在谈到这样天一半、地一半的糟蹋时，无不叹息，但为了寒饱肚子，他（她）本人也继续干这样的伤天害理暴殄天物的事。农民在闲谈或评论干部对偷窃的批评时则说吃饱了谁愿意偷？土改后那几年有几个人偷东西？连自己的庄稼还愁收不回来，哪有闲心去想偷别人的东西！

　　每人都能回忆起偷盗风的发展过程。去年收小春时，六级劳动力每天吃1.2斤原粮，因不能吃青，只好在田野吃几粒生豆，但决不吃生麦，谴或偶尔吃点火烧豆，但决不或极少拿回家，而且舆论对此是谴责的。收谷以后口粮极急剧减少，六级劳动力每天吃两斤红苕，人们就把红苕偷回家在深夜吃一顿，而把食堂分得的两餐红苕做一餐吃，因食堂每天只吃两餐。从此，舆论对于偷窃采取原谅，同情态度，在谈到捉住某人时则说：肚子饿了，能偷到东西吃就会偷的。并引用古老评语：“衣食足才礼义兴，衣食不足扯‘衿衿’”指扯烂衣服。对盗窃者的态度，也可从以下看出。公社规定：凡犯过偷窃的人，不准吃青。当食堂吃嫩葫豆时，无论干部和群众都没提到这一决定，虽然这使大多数人可以多吃些粒豆，这在饥饿时很重要。这是由于他们是劳动者，根本不同于天良泯灭者，而是最善良的人，以虔诚的佛教徒的慈悲来原宥一切可以原宥的人，何况他们也有类似行为，因而对不幸被发觉的同伙只有同情，并对他们所受损失表示惋惜。

　　红苕收获完毕，无物可偷，人们就开始吃观音土，这已经是连续二年的实践了，因而水肿病开始猖獗，60-70%的人口，有的全家得这种病，死亡率大大提高。去年9月双龙管区有1300人，现有1240人，其中包括从城市、工矿回乡的人，据计算这半年死了约100人。而且应该指出和周围比较，隆昌决不是最坏的地区，而光荣公社在全县也算较好的，双龙管区也列入中上地位。比如凤林桥管区二食堂有300人，而去冬今春就死亡42人。农民称水肿病为饿痨病，认为饭是最好的药，每天有两顿稀饭吃，要不了一个月就会好。

　　偷窃风对生产当然起着极大的影响。收获时为筹备下一餐口粮而考虑，又怕被捉住，因而影响工效。此外还影响下一季生产，如在播种时隐藏种子，虽然用了比需要多得多的种子，但秧苗仍然不足。种子不仅在保管、播种时被盗，播下以后也不可靠，如花生用药剂拌种，但仍被挖食，红苕种长出苗后还被小孩挖食。

　　从去年秋天就采取种种措施来制止偷盗：

　　加倍赔偿。首先是没收家禽，再就是没收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或衣物，农民称之为倾家的办法。破产是可怕的，但这仅对有产的人来说，在失去仅有的三、两只家禽后也就再不害怕什么了。

　　按偷一粒豆罚0.1-1元或每次扣4斤口粮：

　　组织民兵或者人巡逻，每天补助二斤粮。这对大量职业盗窃也许有效，但对只装满衣服荷包的收割者当然无可奈何；

　　突击抄家搜查，怕彼此包庇而由各队交叉进行；

　　由县、社举办偷窃者学习班，农民称之为土劳改。

　　以上措施对偷窃起了抑止作用，据熟悉黑市市场的人谈，豌、葫豆是不多见的。此外，当然就不可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在这样偷盗风之下，干部中有的就吃“大口饮食”，不仅大吃，而且将所余出售，这是黑市存在的根源之一；至于最诚实、善良的好干部也最多自己不盗窃，而对家人的这种行为装眼瞎，并被骂为“吃现成”的人。这是由于他们和群众一样挨饿，特别是基层干部，不仅需要担任公职，而且要和社员一样劳动。三天不吃饭已很难装作卖米汉，人们的毅力要做得更多当然就更困难了！

　　偷窃是应被谴责的罪恶行为，但在长期人为的饥饿面前，它却立了功，为社会保存了劳动力。农民说，去冬人们黄皮剐瘦，皮包骨头，走路都提不起脚，近个把月，小春熟了，人们脸色才好些，在比较其它地区死人较少时，则说，要不是在山上打些野食还不是死一样多人，而且现在也不会有这样多的人能出工，因而使土地能多种庄稼，为在以后有东西可偷却成了鼓舞生产劳动的巨大力量。人们互相提醒：应该干活路，否则会像××地区样遍地光生生的，草都少见，想偷都偷不到一点东西吃，人都会饿死！

　　农民有了自留地，农畜产品价格高，又能打野食，这使城镇居民开始羡慕，而且愿意当农民，有的学生也不愿再读书，而愿搞农业生产，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虽然是不愉快的！

　　这里的人不承认根本不存在的自然灾害，而造成这些以及其它恶果的原因除已经总结为理论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外，人们切实感到的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1958年取消自留地和饲料地，因而对沪州专区地委书记邓自力抱着极大的怀念和留恋，把它当作为他们偷天火而被锁的克罗米休士，因为他主张分给农民自留地和饲料地而被当作右倾、倒退的例子在农民中宣传。人们现在说，照邓自力的办法不但不饿饭，连肉也会吃不完，而且传说他当了更大的干部；

　　其次，是执行省规定2×3、3×4的插秧规格和县提出的消灭中稻的口号。按规格栽一亩双季稻要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动，而收成只及中稻的60-70%，晚稻要多费同样的工，收成最多只有30-40%，有时无收。集中力量栽双季稻，而使高粮、红苕减少。密植的双季稻绝大部分倒伏，不仅粮食减产，而且无草喂牛，使50头死去1/3。由于密植要求达到荒谬程度，而按这种要求所用的谷种全管区就浪费了四、五万斤，几乎相当于两个月口粮。

　　农村工作通讯第三期刊载了改变耕作制度方面的“先进”队，而在产量方面是落后队的事例，这里也流传着对官僚主义的种种指示实行阳奉阴违的队，从而减少了损失，这样的生产队长受到崇敬。

　　1946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中央的决议，谴责了实际上不让社员决定农庄生活中的问题的做法。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在1955年3月9日《关于改变农业计划的决议》也指责了计委、农业部、采购部在农业计划工作中存在着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正是这样一些性质完全相同的问题，在我们实践中造成了悲惨的恶果，虽然这早已明显地感到了，但迟迟没得到承认，而要对此进行严厉而公正的谴责，恐怕只有期待于下一次党代会的召开。而那些明确意识到这点，并企图防止可能造成恶果的人却被歪曲并受到打击，他们能活到理智完全取得胜利的日子吗？有人理会并描述这一悲剧吗？这还有待于历史的证明。[跋注]三。

　　人民的双手完全有力量摆脱强加于它们的劫难，为此必须取消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农产品征购实践，在新的条件下贯彻党的三定粮食政策，在三包及确定农村人口最低口粮标准的基础上规定义务征购额，为了防止歪曲而用国家立法形式公布。各管区、队的征购额，即使相当于已往的最高水平也会起鼓舞生产的定心作用。对因增产而超额出售的农产品规定更高的采购价格，比如高50%。

　　双龙管区各队都订了三包合同，也宣布了征购义务，而且决定管区和队共同保管粮食，各队自行加工。农民对征购额虽然半信半疑（怕屙尿阿屎在一次小便的时间内变动），对生产仍然起了定心的鼓舞作用，但以下措施却起了消极作用。怕被私分和偷盗，管区又集中保管粮食，集中加工，这不仅增加了往返运输量，而且使农民顾虑：怕生产再多粮食仍然吃不饱。

　　· 来源：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