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

## 一、 对全国成绩与缺点错误的看法和意见

　　党校有的同志说，全国总的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就农业说不是主要的，硬说是主要的就是思想僵化，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饭吃，还没有粮食，要吃进口粮，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有的认为，这几年的功过不应三、七开，而应四、六开，应该和三一年、三四年、土地革命时期的错误一样看待。有的说，对成绩与错误是不能用几开来估计，应该说成绩不少，错误严重。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但了解了全国情况后，觉得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内消除不了。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不应在三、七开，四、六开上打圈子。只停留在几开上不解决问题。说成绩是主要的，群众通不过有啥用。各省应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接受教训。

　　经委有的同志说，说成绩是主要的不实事求是，学费应该化，但是太大了。犯了错误，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说五亿人搞粮食不象话，现在六亿人没粮吃象话不象话？承认错误不容易，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

　　卫生厅有个别同志说，几年来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办坏了，不但物资上遭到破坏，政治道德上也倒退了。

　　省委财贸办公室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地区大，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没有问题。下边脑子热，中央脑子也热，形成恶性循环，愈热愈脱离实际，愈脱离实际问题就愈大。有的同志说，中央总结经验迟了，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甘报印刷厂有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象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面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较少，从下面找问题较多。

　　邮电局有个别同志说：关于错误的性质。少奇同志报告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但是从全国所发生错误的普遍性来看，是路线性的错误。

　　建工局、劳动局有的同志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农业上没过关，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但建国十二年来，我们采取的方针造成农业上的错误，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 二、 对中央工作和几次会议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轻工局有的同志说，几年来官僚主义有滋长，特别是五八年以后，中央很少组织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不了解情况。因此，有些干部以虚报浮夸代替了实事求是。

　　文教、政法等系统有的同志认为，“热”是从一九五五年成立高级社批判小脚女人时开始的；五八年中央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有些冒了；在大跃进中，中央曾说过，“是我们先过渡呢，还是苏联先过渡？我们不要抢先，让老大可先过渡吧”。这对下边求急图快的影响很大。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报导高产假卫星，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中央也没有及时纠正。

　　党校有的同志说，三大改造是对的，但其中手工业改造上有偏差，合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影响了手工业发展。现在又得退回来。中央政策太多变了，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说三十年不变，说这个干啥？将来脑子一热，说不定三、五年又变了。

　　政法、文教系统及党校等单位的少数同志认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的提法不妥当，给下面的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提到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对情况估计不确切，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会议规定的指标太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五年达到八千万吨，每人每年六百斤粮，一百斤肉，争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收回自留地的问题，决议中也有规定。武汉会议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县联社、吃饭不要钱、托儿所、供给制等都有些不明确或不适当的规定。同时在传达武汉会议时，说每人一年几套衬衣，有人就认为共产主义快到了。这些都助长了共产风。成都会议提出敢想、敢说、敢干，也助长了下面的虚报浮夸，而且中央对下面的虚报浮夸没及时纠正，反而表扬，形成说假话成风。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的提法，对高指标也有影响。

　　铁路设计院有的同志提出，五九年比例失调的现象，在农村问题上已露头，但刘主席、周总理的报告，都一致强调持续在跃进，不承认比例失调，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是有责任的。

　　计委有的同志说：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公社，这不能说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无关；大炼钢铁时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平坆、挖骨头造化肥，甘肃这样搞，河北也这样搞。

　　文教、工交系统及党校等单位有的同志认为，中央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考虑的不尽周到，多次反复。有时强调集中，有时又强调权力下放，特别是五八年以后，权力下放到无原则的程度，什么都下放，下边管不了就瞎指挥，造成了混乱，助长了分散主义。以前恢复时期大权集中，很快就恢复了，由此看来，小平同志在“八大”会议上讲，以前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了下边的积极性，这个提法是有片面性的。个别同志还说，分散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委员之间。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提出，大字报这种形式本身就不符合“和风细雨”的批评原则。特别是这几年运用上又有许多毛病，起的付作用很大。

## 三、对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人事局付局长周一飞同志说：主席说过，食堂是公社的心脏，中央转发了贵州的经验(主席亲自批的，一直发到公社党委)，例举了自留地归食堂的好处，并说贵州经验是科学的总结。

　　铁路第一设计院个别同志说：过去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脑子也是热的。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就说过：“粮食不是不够吃，是吃不了的问题”。有的同志说：我在党内二十多年相信中央、主席是正确的，但这几年也有些不相信，主席听到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真实了，头脑也热了。

　　粮食厅解信清同志(原油脂公司经理，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现工作职务未确定)说：主席说过“粮食多了吃不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这是听了汇报，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到晚年时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交通厅高鸿飞同志(原人事科长，反右派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已平反)、李生云(原交通厅付厅长，反右倾中，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说可能有些人把主席包围了，对有些问题的真象看不清。轻工局办公室付主任杜西林同志说，我在车上听见一个人公开骂毛主席光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毛主席钻到那个洞里去了，下边发生这些问题，他知道不知道？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说：(1)少奇同志过去强调总路线的核心是高速度，要求钢铁工业要翻一番。周总理说拼老命也要搞上去。(2)谭震林同志脑子也热得很，不考虑实际与可能，估计粮食产量八千亿斤，过高。在西安作报告时说的一些话，好象很快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来到甘肃说甘肃可以开荒一亿亩。省上接一亿亩的框框套，给张掖分配五千万亩，各县未接受。他是中央分管农业的书记，到兰州后对农业一字不提，大谈“四化”。(3)李富春同志五九年二月曾说，五个月内达到五七年的供应水平，并说共产党说到办到。(4)陈毅同志六○年八月从阿富汗回来路过兰州讲话时曾说，民主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死人。似乎死人是应该的。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甘肃死人问题，主席可能不知道，中央有些部门、有些负责同志是知道的，谭震林同志已知道通渭死了二万八千人，为什么不理会？难道中央一些同志也怕受打击吗？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周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上，批判“经济指标越低越好”的思想情绪，因此浮夸风大为抬头。总理还说：夸大公共食堂在初办时的某些缺点，加以指责和反对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就使不少同志在食堂问题上栽了斤斗。李先念同志说，“安排预算打一点赤字不要紧，有了问题号召六亿人民就解决了”。这个提法是错误的。58年甘肃粮食产量最高定为220亿斤，农业会议上廖鲁言同志说200亿斤可以上去，助长了浮夸。

　　党校有的同志说：谭震林同志是中央管农业的书记，农业上的浮夸等问题，他负有很大责任，在甘肃第三次党代会上讲，家庭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是个生育单位了，不要家庭了，影响很不好。有同志说：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几年以前，就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和不切合实际的指示，使错误普遍起来。还有同志提出：共产风是从中央刮起来的。当时陆定一同志说工资制度是反动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胡乔木同志说“剥开皮来看”是一篇“左”比右好的文章。

　　师大有的同志提出，康生同志说过，“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西北勘测设计院有同志提出，胡乔木同志过去给中央写过一封信，说小球藻几乎能治好多的病，中央把这封信转发了。康生、陆定一同志到太原时发表了工厂大力教育，又是工厂、又是学校的文章，引起各单位都大办教育，影响和效果都很不好。

　　省委工交办公室有同志说：有些中央负责同志过去讲的话，要是错了就是某个部门负责、个人负责，不代表中央。今后应该怎么办？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话是完全执行呢，还是要有分析的去执行？

　　兰州铁路局有同志提出，过去铁道部刘付部长、王志杰主任都讲，三年修铁路八万公里，七年修十五万公里，一九六七年通拉萨，听起来很舒服，但不考虑是否能办到。

　　水电设计院有同志说：水电部和设计总局对下边干部不关心，我院对总局有过许多请示报告都不答复，提出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开人事会议总局也不派人参加。

## 四、对反右倾和彭德怀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有少数同志提出：庐山会议开得不是成功的，原来准备反“左”，后来反了右，更加助长了“左”的倾向，以致反右扩大化了，打击了一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个别同志说，庐山会议没有作出反“左”的决议，相反作出了反右的决议，这不是一个不足问题，而是失策。当时为什么这样轻率随便呢？是领导艺术问题还是一时注意不到，或者是对形势估计错误，脑子发热了呢？当时中央提出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与全国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在全国反右倾是没有根据的。还有的同志说，庐山会议既然发现彭德怀有国际背景，那就搞他的国际背景好了。但当时搞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攻击公社，搞了他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上行下效，下边就把提出“得不偿失”的当右倾机会主义搞。可是现在又说，允许其他同志说这个话，只是不允许彭德怀说，当时讲清这一点，也不致发生这么多问题。下边普遍反映反右倾扩大化了，中央不一定不知道。还有的同志认为，从全国人民利益考虑，当时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全国范围的反右和彭德怀的问题处理后，对纠正“左”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中央也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指导意见。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的一些同志提出，彭的问题应该反，问题是要考虑在什么时候反，采取什么办法反。既然早就发现隐患，为什么不早反？采取对高饶的办法可不可以呢？彭的问题，既然有国际背景，要篡党，那是敌我问题，为什么要和反右倾的党内问题混在一起？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去搞？少奇同志讲，彭反党蓄谋已久，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曾对他采取过什么措施？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好象是在对彭的那封信作解释，但理由不充足，如说彭隐藏在党内几十年，那他过去任付总理时，兵权在手，要造反还不容易吗？说他在国际有活动，又没有例子说服力不大。为什么早不解释呢？说彭的问题主要不是意见书，那么，当时中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对不对？原来说彭的意见书是“反党纲领”，好象有些勉强。军区还有个别同志说，不能说过去彭在西北战场上一点成绩也没有，战争的胜利，确实是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胜利，但命令是彭下的，能说彭一点成绩都没有吗？建议中央对彭德怀的问题再解释一次。

## 五、对一些口号和提法的意见

　　兰州铁路局有的同志说：有些全国性的口号提的有问题。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元帅带后勤，后勤带其他，一切为元帅让路”，“集中一切力量打歼灭战”，“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些提法有片面性。这几年来什么都要“星罗棋布”、“大办”，浪费不少。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虚实并举”，“一天等于廿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恰当。“虚实并举”与浮夸有关系；后两个口号必须有物质基础才行。有的同志认为“虚实并举”的口号还是对的，只是作法问题。

　　兰大有的同志提出，“政治挂帅第一，物质刺激第二”这个口号，对先进单位和党员提出可以，对一般群众提出就不合适，因为脱离经济条件空谈政治挂帅是不行的。

　　有的同志提出：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是中央提出的，并在党报上登过，是否妥当？

　　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电台也跟着广播。

　　有的同志说：土地耕作“三三制”、放“卫星”、“吃饭不要钱”等等，这些话是主席说的，还是其他同志说的？需要澄清。

## 六、对干部处理问题的意见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1)原西藏工委付书记范明同志，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开除党籍后，工资降为十六级，下放劳动，是否妥当？(2)姚会宾同志(现任省商业厅付厅长)在商业部所受之处分，要求甄别，至今没有结果。(3)对张仲良同志和霍维德同志的处理不公。怀疑中央包庇张仲良，是不是怕仲良同志揭中央的问题，因为仲良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开会时，中央首长讲的他都知道。有的同志说：是不是中央有错误承担了，而仲良同志是执行者，是好人作了坏事，因而处理轻呢？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王世泰是中央委员，高健君同志当第二书记是否恰当？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改变整下不整上的作风，要从中央作起。对下面整的有些过分，光在下面出气，对省上老佛爷宽大处理，有人不检查还住了医院，坐小卧车，对犯错误的同志，经常说“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想不通，要求中央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体委有同志说，以前广西省饿死了两百人，中央通报全国，省委书记、省长都撤了职。咱们省上饿死了这样多的人，张仲良同志的省委书记还当的一个劲儿的，处理不公平。张仲良同志的问题牵连到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所以才这样作，如果中央不知道的话，他的头早落地了。所以现在中央也检查。

## 七、有关甘肃问题上的意见

　　公安厅、省法院有的同志提出，过去甘肃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向中央反映，而是向中央反映的材料都给甘肃转回来了，这些材料中央不知道吗？有的同志说，给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信很多，不知这些领导同志看了没有？如贺靖苏向中央反映省委和张仲良的问题，就没有按中央的规定由中央调查处理，而原件转回来了，结果是反映情况的人受了打击。据说霍维德同志向中央反映过甘肃死了二千多人，结果是霍维德同志受到了省委的批判斗争，为什么反映了得不到支持呢？习仲勋同志曾在电话上向霍维德同志讲，你还怕什么，怕批判吗？还是怕给你戴上帽子呢？但是，霍维德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不知习仲勋同志查阅过没有？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五九年以来，中央负责同志来甘肃的不少，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彭德怀、耿飚等同志都来过，难道不知道甘肃有错误吗？

　　党校有的同志提出：批判和处理霍维德都经过中央批准，所以要中央负责。

　　铁路局有的同志说：中央犯了官僚主义。五八、五九年陇西、武山死人，中央也要负责。

　　党校有个别同志认为，甘肃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时间这么长，元帅、总理都来过，人口也有外流到别省的，中央也知道。霍维德同志的问题中央也批了，因此，怀疑中央有些负责同志封锁毛主席。

　　省委办公厅个别同志说：甘肃的许多问题和错误提法是有根据有来历的。如：(1)庐山会议前省委几次常委会都是反“左”，庐山会议提出右倾思潮必须反，主席讲话和主席对鞍山反右倾经验的批示精神，省委用很大力量才贯彻下去；(2)“说话要看方向，看是谁说的”，这是主席在庐山会议八月廿三日的讲话中讲的；(3)“左是方法问题，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是不革命的”，这是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剥开皮来看”两篇文章中来的；(4)“姓中的比姓右的还危险”，这是张达志同志从军委扩大会议上带回来的材料中讲的；(5)中央批转二机部的反右倾经验后，甘肃的反右倾运动跟着就大搞开了；(6)省委派人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提出“甘肃的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后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自己作了答复说：甘肃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并说甘肃反的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何承华等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的思想，写了“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的文章。因此，甘肃的错误中央有责任。

　　医学院、兰大、卫生厅等单位有少数同志认为，甘肃问题是严重的，但只不过比别的地方典型而已。事实上不单纯是一个省的问题，过去许多脱离实际的指标和口号都是中央提的，这说明中央是有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工作组来甘肃后，把一些县委书记和县长集中起来特训，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资产阶级复辟，过早，不客观。不同意这种说法和作法。

## 八、建议：

　　公安厅有的同志提出，中央决定今后五年内坚决停止修建楼、馆、堂、所、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过去已经修建快要竣工的工程应加以收尾，不然，放下浪费很大。

　　机械局有的同志说：本省山地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央在武山设了一个农业机械化试点，有六合拖拉机，进行选型定型工作。据说现在由科委领导，搞了付食品生产，这样下去不能发挥试点的作用，很可惜。

　　农村部一些同志认为，可以考虑把农民自留地再放宽一些，规定为百分之十。因为五七年中央曾这样宣布过。

　　经委有的同志提出，应适当增加自留地，作为口粮地，如果全国每人平均一亩，还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集体耕作地，仍能保证城镇口粮供应。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1)现在中央、省上真正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少，说空话的多。中央、省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对下面影响很大，上面应配备有实际经验的干部。(2)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意见，不能把提意见叫作“出气”，这样说会忽视正确的接受合理的意见。

　　经委有的同志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加以修改，对关心人民疾苦的问题应当作为一条纪律，不然有些人仍然会不关心人民生活。

　　交通厅有同志建议，党中央多作些细致的思想工作，少搞些政治运动。有些运动进行的粗糙，虽解决了好些问题，但出来的问题不少。

　　文教系统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弄清我国生产发展水平；对农民觉悟估计偏高；胜利冲昏了头脑；党内不民主。建议中央负责同志学习古人的私访巡察，了解实情。

　　轻工业局有人反映，陕西个别地方也有死人现象，牲口死亡竟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有些省，如吉林、安徽、云南、河南、宁夏赌博严重。建议中央派人检查一下。

　　农牧厅有的同志提出：(1)中央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究竟三者各占多大比例合适，应该有个明确的政策界限，否则，界限不清，执行中容易发生偏差；(2)中央提出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但具体执行中如何才能体现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真正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最好是能够划个道道，以免在实际工作中偏到一边，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

　　三工局有的同志说：十年设想中的几个指标，听了总感觉还不过瘾。指标上留的余地是不小的，经济上不能等待，应进一步调动积极性，走发愤图强的道路，不然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就困难。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