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芦启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芦启，河北省宣化市委第一书记。他在七千人大会张家口小组的讨论会上，尚未彻底平反的芦启提出了尖锐意见，着着实实地出了气。以下是华北区第36号会议简报（1962年2月3日）记载：]

　　河北宣化市委第一书记芦启同志在小组会上对河北省委提了一些意见，现将他的发言要点摘报如下：

## 一	关于群众生活的安排问题

　　1960年口粮标准低是必须的。可是全省不分具体情况，一律规定吃4两有问题。当时我曾在省委、地委干部会议上和电话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并申述了不吃4两而吃6两的理由。我们想把9月份的口粮挪到冬春来用，实在不行，再将8月份口粮挪用半个月。但省委根本不考虑这样的意见，要求必须按省委规定的每天每人吃4两的标准执行。我们只好噙着眼泪执行，市委不少书记和常委为此都哭过。

　　宣化市的口粮标准，在省委规定吃4两以前是5两左右，当时死人就已经不少了。如果在5两左右的基础上，再减1两就会造成大量死人的现象。事情的结果也正是如此。宣化市1960年1至10月份共死4,638人，平均每月死460多人，而12月就增至1,059人。1961年1月份达1,891人。在这种情况下，眼看着死人现象大量增加，我去了两个死人严重的生产大队，一是赵川公社义和庄大队，一是深井公社阳城子大队。去后，经过登门拜访和大队干部算粮食账，将5月份的口粮挪前，每天每人吃6两，死人情况马上有了好转。回市后向书记处作了汇报，有些同志说好是好，就是与省委指示不一致。看样子大家都不敢这样做。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说：“只要能救人，我情愿当坏人。”这也是后来对我进行斗争的把柄。

## 二	关于省委对宣化工作解剖麻雀的问题

　　1961年2月初，在一次省委书记处、地市委第一书记和省委驻宣化工作团副团长参加的会议上，一方面帮助宣化市解决了9月份的口粮可以挪用和可以吃6两等问题。一方面省委强调了阶级斗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会议开始就以审讯的方式问：宣化市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我要求做系统的汇报，子厚同志说：不要说情况，只说原因。态度十分严厉，当时确实有点蒙头转向。

　　当我说到口粮指标定的4两不行时，达开同志大发雷霆。后来竟说“你芦启对省委深恶痛绝，竟敢向中央告省委”。在会议过程中，经过激烈争辩，省委同意提高到日吃6两。子厚同志却说：“现在省委规定吃6两，但不是听了你芦启的意见。”这显然是对人不对事的态度。

　　当我说到宣化“反坏夺权”中已经撤职64个时，省委的同志却强调：为什么不重点抓这个问题，死人原因是坏人当道。根子是缺乏阶级分析，是阶级立场的问题等等。又说是我把群众引导的向上级要粮。

　　在省委召开的这次“解剖麻雀”会议后，对我召开了全市主要干部参加的斗争会，下面一下子就斗了355个坏人，其中撤职的232人。在对我的斗争会上，给我戴上了不少大帽子，什么“反党言行”啦，“起了阶级敌人不能起到的作用”呀，什么“历史上的罪人”呀。当时我觉得死人严重，斗争会长期开下去没有好处，不如先承认错误，把帽子戴上，以后再说，我就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接受的。这里我提出要求，戴着这些帽子究竟何时了？至今没了下文。请省委和华北局帮助解决。

## 三　关于大搞革命风暴，大搞生活革命的问题

　　在全省范围内提出“大搞革命风暴，大搞生活革命”的口号，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几乎普遍采取用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一度形成了无情斗争的局面。稍有迟疑，则扣以阶级斗争观念不正确的帽子。当时省委指示在三类食堂中开展生活革命，但三类食堂的标准中，没抽风灶也一度算是一条。结果三类食堂都成了革命对象。为了办好食堂，我们派了很多好党员好干部去领导，但赶上了“生活革命”浪潮，就很难避免挨斗。实际上一阵子就打击了355人。我与一些同志回忆，这355人，现在看来连一半坏人都没有。真正够批判标准的，最多不过67人。影响很坏！群众都不愿当干部了，1961年的生产也搞糟了。

　　达开同志为什么说“好，你芦启竟敢向中央告省委”的话，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说过：“把9月份的口粮向前挪，达开同志不解决就向华北局和中央反映。”二是建工部宋裕和副部长到宣化时，我提出过吃4两粮食死人的问题。他向中央反映了。华北局派解学恭同志去了解情况，宋副部长把我的意见转告给解学恭。因而引起达开同志的不满。这是我的主观分析和判断。

　　我总的意见是，今后省委在解决问题时，应该听听下边同志们的意见，发扬民主。特别是在生活安排上，最好自下而上，本着克服困难的精神，让下边特别是群众自己安排，再不要像1960年那样，4两、5两、6两全由省委直接管了。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