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地主儿子的复仇日记

　　<新华社>

　　新华社昆明讯    最近，记者在丽江采访时看到一个地主儿子写的三本日记。此人叫赵文郁，白族，今年二十六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三区金江公社人。他的父亲在土改时被斗争过，后来病死，母亲被劳改过，现由群众监督生产。他本人1953年在高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参加劳动。这个在解放时只有十三岁的地主儿子，对新社会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从1962年初到1963年1月，写了三本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他系统地表达了反动地主阶级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思想感情。

　　诬蔑和反对土地改革运动，为地主父母翻案，反对在农村中划分阶级。

　　在回忆到土地改革运动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土地改革这些运动中，有些人确想消灭剥削阶级的肉体，将咱们这些无辜的小孩都灭光。但后来没有灭光，又把咱们视为缓期死刑犯一样。愿杀便杀，愿打就打，生活处于无比残酷的过程中。但是新的当权派又登上了旧时剥削和压迫阶级的老台，是旧社会当权派的继承者，而我们又成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对革命的要求，比‘旧无产者’更为彻底。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希望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社会，非要更新的革命政党不可。”

　　接着就为他的地主父母翻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父亲逝世十来年，我都处于饥寒交迫、形势动乱的时期，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来上坟。今天来到这里祭我的父亲，心中自然想起了你父亲的平生事迹。眼前现出了他在世的面容，他是我地的名医，专门治病救人，但是在社会改革中，将他当为恶霸看待，暗无天日的毒打，送他终身，冤死了我父亲，进一步要来冤我，想使我也和父亲同归于尽，绝根断苗。想起这些事情的经过，觉得甚是悲惨，怒气填胸。但是，悲与怒相结合起来，融成了坚定的志向，认识到今天的新敌人的毒辣，胜过旧社会恶霸惩穷人的毒辣手段。所以我今天眼光更是雪亮，将敌我分得一清二楚。”

　　关于他自己的阶级成分，也强烈地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地主（家庭成分）究竟从何而来呢？就是因为我在幼小的时期过了七八年地主生活。我从十五岁起就自食其力，直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受尽一切的痛苦，比过去穷人受地主的压迫可能还深万倍。过去受气只是受气，不戴什么帽子，穷就背穷的名。而我呢，一无所有，却要戴地主的帽子。”“还要受政治上的歧视和种种压迫；将我视我封建主义的老根来专政……这就是我的一生中不能忘的血海深仇，是万难容忍的。”

## 攻击党，诬蔑三面红旗

　　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祖国的命运由共产党来掌握，搞来搞去成了世界上孤立的国家”。“为什么年青的中华儿女也与共产党有成见，到底我们是革命的死对头，还是共产党本身是马列主义真理的死对头，这得从根本上来分析它”。

　　赵文郁从仇恨党扩面到仇视党的三面红旗，他诬蔑大跃进是“暗无天日”、“开倒车”、“遭到失败”。他在日记中说：“暗无天日的空气，罩在三年的跃进过程中。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纯的青年的迫害更是层出不穷”。

## 赵文郁的反革命人生观

　　从对革命不满，到仇恨党和社会主义，最后，赵文郁更确定了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反革命人生观。

　　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今天这些敌人（按：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他们还披着革命的皮，借革命的名义，大肆欺压劳苦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剥削者的后代。非实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可。这个愿望的产生是和我的少年时直到今天的痛苦经历分不开的。”“这使我产生坚定不移的再革命思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生可贪的，有什么死可怕的。”

　　赵文郁的所谓“再革命”（即反革命），矛头指向谁？指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指向党。他的日记中公开宣称：“有些人想当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人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所谓干部之类。这种人就是最危险的革命的对头。”“我抱定要在这一生中推翻共产党，不管它如何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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