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莆田县西林乡的一次反右派斗争

　　福建莆田县笏石区西林乡在七月初曾组织过一次反右派斗争。由于政策界线不线，掌握不好，发生了偏差。现将该县监委的检查报告刊载如下：

　　笏石区西林乡，工作基础较好，系区委重点乡。由于前一段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较差，今春以来乡内邪气日益上升（群众赌博、吵架、偷东西、社员闹退社等时常发生），使工作开展受到一定影响。

　　7月1日乡工作组张祖高（党员），由县参加扩干会还乡，接着于2日至6日，召开乡支部会、扩干会、群众大会进行传达贯彻，并布置乡内开展反右派斗争问题，由于张对县扩干会议精神领会不够全面，错误地认为县委布置的在农村中开展反右派斗争中的“点名批评”就是等于“开会斗争”，所以在4日下午就由张及乡支部书记徐玉喜二人主持召开支委会，把乡内右派分子进行初步研究站队，当时确定准备斗争的右派分子，有贫农社干张贤，劳改释放的预备社员林阿发，老上中农、单干农民林珍瑞等三人，并研究确定社员林华、张柳九、林金定、林谋、林士、周天明、黄倍及单干农民黄清泉等11人为“陪斗”对象。嗣后，即由支委分工，搜集整理材料。5日再召开支委会，作最后确定。张祖高为充实自己宣传内容，未经区委批准，擅自决定把贫农社干张贤、社员黄阿连二人划为“点名批评”对象（县委布置要经区委批准），在扩干会、群众会上进行点名“指责”“训斥”。7日下午，支书徐玉喜，工作组长张祖高即组织民兵12人，把上述所划的斗争和陪斗对象张贤、林阿发、张柳九、周天明、林谋、林华、黄倍、林士等8人，从家傅到乡，令其反省，不让回去；同时还通知全乡群众开“反右派斗争大会”，其中林阿发在山上浇地瓜，被叫下来，由民兵以绳绑带到乡，以此在路上进行示众教育，到乡后才放开。晚8时，上述8人，再由民兵从乡带到会场。会上首先由党支书徐玉喜说明会议意义，接着把确定的右派分子张贤、林阿发名单宣布，宣布后，张、林二人即被民兵6人推上台，迫其跪下、低头。随后林华等7人也由民兵带前站着，令其向群众低头。接着即由工作组张祖高报告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并宣读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张贤、林阿发的罪状，与本人当场逐条对证。在对质中，高级社会计徐文程，领导群众喊口号，遇有不承认的，就问群众说：有老实否？台下高喊“不老实”、“不坦白”、“要吊起”。这时台上看守民兵也就随着动手、动枪打张、林头部、嘴巴、腹部、背部，进行逼供。这时工作组张祖高，虽有劝阻，但因开始掌握不好，制止无效。至逼供承认后，由支书徐玉喜把被定为“陪斗”的陈魁等7人，亦进行宣布罪状，当场对证，责令其向群众作检讨、认错，表示态度。并把上述被划“陪斗”的每个人都扣上×××分子帽子一顶，如说：林华是“拉拢宗派分子”，周天明是“不务正业二流子分子”，陈魁是“管制不老实分子”，黄倍是“翻身忘本分子”，张柳九是“剥削阶级分子”，林谋是“改造不老实分子”，林士是“闹宗派分子”等。会场空气非常紧张，如土改斗争地主恶霸一样，大会到十二点半结束。会后，被斗争的张贤要自杀，林阿发因被痛打，三天还不能起来，干部自认说：“险点打死”，影响很不好。

　　次日下午上述违法行为，经县检察院下乡干部发现后即向区委用电话会报，同时区委亦派人下去进行检查了解制止，但因到乡较迟，终制止不住，故在8日晚上，又在霸津召开“反右派斗争大会”，共斗争5人。当晚斗争大会，干部虽注意防止乱打行为发生，但因掌握不住，仍继续发生捆绑、罚跪、拳打等违法行为。

　　在被斗争和陪斗14人中，贫农2人、中农11人，债务生活者1人，基本上都是农民，真正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都没有。有的根本没有什么罪恶。如贫农黄倍，就是因其思想落后，常说怪话，也被扣上“翻身忘本分子”帽子，在大会上“陪斗”。县监委除对上述有关人员将酌情研究给予处理外，并通报各区乡严格制止此类事情发生。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八O期）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