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等地农村的一些情况

　　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会议上反映了农村的一些情况：

　　一、鸣放对四川农村影响很大，尤其是落后地区、落后社影响更大，一般农民都三五成群地议论这事。南充有个农民说：“天下要大乱了，这么大的官儿都在骂共产党！”路上也有人说：“人民政府与国民党一样，乡干部、社干部与过去的保甲长一样，粮食统购把人卡得太死了”。富裕中农夸大干部缺点，说单干有六大优点，喊单干户万岁。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也十分嚣张，煽动中农闹事，抢看报纸。但对好的合作社影响不大。江津有个社成立已四年，这次也鸣放了一下，提的意见还不错，只有一个中农递了退社书。

　　四川在个别地区试验了一下农村反右派斗争的工作。如遂宁三台六个区开了群众大会，共斗了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地主65人、富农38人，还有反革命分子和管制分子，也有中农5人），斗后群众感到满意。在斗争会上有的罚跪，有的被打，有的受重伤，有的被打断了腿。

　　绵阳一个农业社，共有69户，其中有40%的社员做小生意，社里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他们把社员划分为四类：一、依靠对象；二、团结对象；三、争取对象；四、打击对象。属于打击的共五户，其中三户贫农，二户富农，被斗的都是对社干部意见最多的人，做小生意的人却未被斗。

　　涪陵整顿农业社，县上派人去帮助，选举整社代表，原来的社干部全落选，代表中有60-70%是意见最多的人，一开会就大鸣大放，攻击干部。富裕中农发言最多。会上对三个问题展开了争论：一、合作社生产比过去好不好；二、统购统销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农民对土改、肃反没有什么意见。会上对合作社生产好不好的争论有15人参加，12个贫农说比过去好，3个富裕中农说不好。还有一个被管制分子，控诉生产队长，就整得他好惨，结果改选了一个富裕中农当队长。

　　南充县将批判右派的材料，去重点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来参加批判，可是农民批判不起来，反而说右派固然不好，但我们合作社问题也不少。后来换了一个方式，将合作社的情形与过去相对比，有的将去年南充遭水灾的情形与满清、国民党时代受灾年相比较，说人民政府干部很好，粮食统购统销也很好，否则去年将饿死人。

　　四川的同志认为农村中的鸣放是可以进行的，但一定要有充分准备，有步骤地搞。上级应派选有经验并经过训练的工作组去帮助。

　　二、湖南农村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大放大鸣以后，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增多。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地大有发展。平江地委把农民的自留地比例加大到百分之八，原意是想解决牲口饲料问题，可是农民把地都种成“白术”了。“白术”每百斤当地能卖200多元，运到汉口能卖300多元，运到西南可卖700-800元，有些农民整天在外面跑卖药材，搞粮食生产的也不少。

　　农村干部糊涂思想和右派言论开始露头。沅江县大成乡党总支书记总结合作化的结果，说有十三变：1、田地变荒山；2、老实人变挑皮人；3、翻身忘本，没一个人说党好；4、友爱变仇恨；5、集体主义变为严重自私自利（指只精耕自留地）；6、好牛变坏牛；7、好农具变坏农具；8、精打细算自力更生变依赖思想；9、勤快人变懒人；10、内行变外行，不要质量不要技术；11、节约变浪费；12、富变穷、一同拖下去，同船翻；13、身上变得遍是烂布经。

　　三、在湖南，区乡干部有退坡思想，特别学生、复员军人下放后，区乡干部感到自己没前途，认为晚退不如早退。反右派斗争在城市展开后，农村区乡干部情绪有好转，因前个时期富农打干部情况很严重（武昌县有570人被打），干部不好当。

　　四、河南农民中资本主义思想有些抬头，区乡干部也有畏难情绪，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下达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农村宣传要点，农民只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感到兴趣。干部对经过教育坚持退社者准予退社一点，不敢向农民宣传。

　　五、江西农村里的赌博现象，超过解放前的任何一年，有输到上千块钱的。碰到债主硬一些，有的农民就倾家荡产。天主教在农村活动也较厉害，有个村原有教徒8人，最近发展到800人。算命、打卦等迷信事也有增多。贩卖布票、粮票的事也大量发生。布票卖到每尺三角，粮票卖到每斤1角5分（米每斤才1角1分）。转来转去造成不少混乱。萍乡的坏分子造谣说：农村是四声（鞭炮声、笑声、读书声、歌声）变来声（骂声）。

　　干部思想很混乱，江西临川县委第一副书记提出要退党，该县县长拒绝党委的领导，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长反对合作化，省委现准备把这个县委改组。

　　六、云南农村干部怕听矛盾，地富反攻倒算，说什么都是干部搞错了，干部也不了解鸣放是干什么的，反击右派以后，他们才明白一些。

　　七、甘肃反映，现在单干户有四大自由（劳动、行动、贸易、生产等方面自由），如果对他们没有限制，也还是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地。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八O期）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