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淳县大批农民为什么外流？

　　<华国桢>

　　最近几个月来，高淳县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又显得严重起来了。据民政、公安部门与派到外县的工作组的初步调查，全县已有二千五百余人外流，较为严重的漆桥、薛城、固城、北达和下坝等乡，差不多每乡都有一、二百人流入外地。群众外流的地区很广，有南京、上海、湖州三市，浙江长兴、安吉、孝丰、安徽广德、郎溪、宣城、太平、宁国、泾县、武康、临安等十二个县，最远的相距约一千多华里。其中尤以流入浙江省安吉、长兴等县为数最多，约达二千人左右。在长兴县泗安镇、梅溪镇上卖柴的、讨饭的很多都是高淳人，在个别村庄，高淳人甚至比当地人还多。

## 外流成员复杂　在外惹事生非

　　外流的成员很复杂，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分子、小偷、二流子、小商贩、撤职干部、转复军人、个别落后的党团员和少数落后农民。这些人大都住在公屋、公庙、牛囤屋、城镇菜市场、街道上，白天分散，晚上集中，成群结队碰到就是一家。其中除一般农民帮工、砍柴、小孩帮人放牛、惯偷、小商仍干老本行外，生活无靠的妇女、老人以讨饭为生，而且强讨硬要。在城镇上，也经常有高淳人进饭店吃了东西不付钱的事情发生。

　　为了骗取当地群众的同情，他们造谣说什么“高淳遭大水，家破人亡，政府置之不理，只好逃荒求生。”“高淳办了三年合作社，弄得大家都讨饭。”有的甚至挑拨说：“你们这里早晚也会变成高淳那样吧。”等等。当高淳干部去动员他们回去时，有些坏分子竟鼓动群众闹事。古柏乡转业军人江志修看到干部诸长源动员其他人回乡生产，即鼓动四十多人要打诸长源，后被当地干部制止。有的高淳人公开扬言要打“民政科长”，骂高淳干部比“土匪”还坏。表示坚决不回高淳去。

## 外流的后果

　　大批农村人口外流的后果很不好。

　　第一，给党和政府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给外县增加了不少困难，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不满。在长兴县梅溪、泗安等地，当地群众一看见高淳人，不是破口谩骂，便是关门避开。“高淳佬”几乎成了“小偷”“叫化子”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纷纷写信向中央控告。浙江省委为此也特地派民政厅长协助高淳县处理这一问题。这些地区的民政和公安部门的同志也常埋怨高淳的工作怎么搞得不好？

　　第二，农民外流已严重影响到某些农业社的巩固和生产的发展。漆桥乡保胜圩社年年因外流成灾，今年上半年最多时有九十二个劳力外流(将近半数)，社里的田地大片荒芜，致使三麦严重减产，每亩只收三十八斤，每个劳动日单价只值四分钱，每人只分二十七斤多一点的口粮，造成了人为的灾荒。

　　第三，不少外流群众，因举目无亲，求乞度日，生活异常困苦，有的甚至送卖子女。

## 外流原因

　　群众外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真正因生活困难而外流的比重并不大。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一部分过去依靠剥削为生的人(如地主、富农、投机商贩、反革命分子等)，他们抗拒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企图摆脱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管制与监督，因而外流，想在外地立足。固城乡后埠村被依法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王加浩，混入安吉县板桥农业社的哺坊当外交经理；薛城乡反革命分子邢光汉，隐瞒身分，在安吉县用四十元买了一块荒山，准备开荒住下。沧溪乡惯偷分子马金光刑满释放后，冒充复员军人，在长兴县梅溪镇作案十多起。在安吉县关帝庙内有两个高淳商贩，他们通过当地农民买黑市米，再高价卖给高淳人。少数坏分子则拐带了妇女外流，古柏乡驼头村剃头匠李代辉已拐带过两个妇女，个别的还企图将拐带妇女卖身。

　　(二)一贯游手好闲怕劳动的二流子、懒汉，不愿参加合作社劳动，想外出寻点轻便生活做做，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三)少数落后农民对合作化摇摆不定，再加上轻信“外地有工做，一天二块钱”等流言，跟随带头的地主、富农外流，上了当。

　　此外，某些乡、社乱打证明，也是造成外流严重的原因之一。个别乡社干部，对外流后回乡的群众不是耐心教育，而是讽刺打击，致使有些人复而外流。如有的社强调“六定”已定好，将他们拒绝于社外，不给予安排生活。还有的社订出“纪律”“规定”，如外流三个月，就不计口粮，外流者要罚工、扣工，等等。

　　目前，高淳县人委已组成工作组，分头到外流严重的地区，动员外流群众回乡生产。

　　 (原载新华日报8月23日“内部参考资料”)

　　来源：1957年8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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