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谷霖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贵州、叶谷霖>

　　时间：1967年元月3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

　　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被采访者：叶谷霖(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采访时，任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记录如下：

　　“遵义事件”的前后，我了解情况不多。62年省委在花溪党校组织学习2、3个月，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照毛主席著作，现回忆一下。64年省委揭盖子又揭了一下，了解一些。我60年搞了半年的整风整社(在毕节)，也可介绍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不过开始发生在遵义。当时毕节专区也很严重，毕节、金沙、水城、大方都严重，特别是毕节金沙，62年又发现黔东南黄平、镇远也死人。黄平的重安江很严重。63年在揭省委盖子时又把铜仁的思南等地的情况揭出来了。黔南的都匀、望谟、罗甸也有问题，惟独安顺好一点。因此应叫“贵州事件”。

　　“遵义事件”在全国较突出的四省之中(安徽、河南、甘肃、贵州)是典型代表，是极其严重的。

　　事件的形成：58年大跃进，领导思想上没有数，强迫命令、五风一化，是一重要因素。搞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59年有的地方干旱、减产，上面压得紧，就虚报浮夸。省委要负责的是徐健生，他搞“捉鬼拿粮”，强制征购粮食，没有就开斗争会，搞假现场，假参观，把群众的粮都搞上来了。这以后发现了浮肿和死人的情况，但当时还不敢讲是饿死的。高指标、高征购是上面来的，在下面较好的干部说了真话减产，坚持真理，那就要反他的右倾，拔白旗。把那些说真话的人撤下去，虚报的就表扬。虚报浮夸是很严重的。59年冬开始发现死人，60年春，死人就较突出了。在开现场会时，仓库粮食是满满的，但看群众饿死就是不发给群众。干部都没有粮，不敢要粮。

　　毕节县(地)委书记孟子明(现在省政协工作)虽也搞“捉鬼拿粮”，但“捉鬼拿粮”是徐健生搞的。发现(死人情况)是吴实等在遵义发现的，而且是采取了一些措施。60年春带着粮下去，去解决。当时农村情况叫突出的是湄潭、金沙，王卿臣、赵广玉被判刑，因为这两个县死人多，较集中。遵义县也很严重。

　　60年春又有一个自然灾害，61年这现象还有继续。死人的数量，一个县都有几万人，金沙原30多万，现在只有20多万，湄潭(死人)也在10万人以上。省委总认为下面的粮食多。搞“捉鬼拿粮”，徐健生要负主要责任，周、苗也有关。搞“捉鬼拿粮”，干部打击面很广。

　　毛主席当时有个《党内通信》六条，讲过不要搞高指标，有的干部就是不相信毛主席的指示(如毕节孟子明)，因而犯错误。更主要的是省委，因为省委是掌舵的，云南和我们相邻两省，那时云南就好。

　　那时省委措施不力，主要是他们认识不到严重性，而且不准了解死人情况，省委没有如实向中央报此情况。反映情况也不老实。有些地方的严重性数字也没有如实的报。原来应是“贵州事件”但只叫成“遵义事件”，这就是怕暴露全省的情况。64年曾经揭出来，(说)周林说过：“要说成‘贵州事件’，那我们省委咋办”？

　　60年谢富治来调查，基本上了解了情况，谢富治的报告很好，对省委批判了，并叫吸取教训。

　　在死人后，省委采取措施不力，并且此问题发生后，省委就吓破了胆，以后“单干”就和“遵义事件”联系的。61年62年的单干直接来源于这点，省委又不敢管了。周林说：“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对三面红旗有所动摇了”，就是以后不敢搞阶级斗争。62年有一段很不像样，干部躺着不干也不管。

　　60年发现了事情严重，61年整风整社。60年冬天我们下到毕节恢复生产，安排群众生活。那时生活困难，60年冬到61年春，浮肿很严重。我带一个工作团500人在毕节金沙场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六条、十二条、六十条，整风正社搞了半年。

　　大搞食堂是苗春亭搞的坏点子。写假报告上报中央，还有批语的，流毒全国，后61年撤消。

　　61年整风整社以后，六十条下达，才逐渐恢复。61年浮肿情况开始下降。

　　处理情况：60年夏天揭问题时，因为直接执行“捉鬼拿粮”是基层干部，因此一开斗争会，群众对大队的干部很愤恨，就损害一批干部，把矛头对准了基层干部，而对省、地委的问题看得不够。60年冬撤了孟子明、李书波的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县委一级，湄潭、金沙、遵义县处理了一些。判刑的只有王卿臣、赵广玉。61年整风整社有把基层干部整了一下，一搞就是县、区、社、队的，打击面很广。法办了一批过去打死人的干部(在看他们的材料是很吓人，实际有些因为高指标、高征购，斗争时打了几下，有些不完全是被打死的)，整得不对头，所以62年来了一个大甄别，仅涉及到法律问题的平反都有一千多人，几次都没有整到省里干部，

　　62年这个平反是从上面下去的，怎么能彻底，作为政法方面的还能说得过。但更大量的是批判、斗争、撤职的。所以很多的积极分子不敢当干部，今天还不知道明天的下场。在“遵义事件”中也出现一些犯罪的，小偷小摸、自由市场等发生了问题，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结合新三反进行处理的，62~63年又搞了案件复查处理，这与监委有关部门。处理的数量你们可以查一个区的数量来了解。这些没有在我们那里备案。62年我们发出了一个宰杀耕牛着要法办的指示，那时很多人饿了杀牛的，我们也法办了一些。那时省委高高在上的发了一些指示，也损害了一些群众，后果是很严重的。

　　62年春天，中央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讲了话，但贵州省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大会的精神。在七千人大会后，省委、周林很麻痹，认为过关了，反正四川和其他省也有这个现象，中央也作了检查。因此周林传达时没有认真的作过干部思想工作，没有真正揭开省委的盖子。61年开始，粮食逐渐上升特别是六十条以后，七千人大会和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有好转。

　　前省委的罪恶很大，“事件”之所以造成就是不实事求是。高指标、高征购是省委的，当时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是周林表扬的好干部，结果是坏蛋，不调查研究。下面干部也不敢低报指标。

　　毛主席的“六条”是印发下去到农村支部的，但是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捉鬼拿粮”的经验是全省广播了的。发现了问题不是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掩掩盖盖。

　　60年群众死人，而省委、周林等人却在花溪修房子。

　　问：“富裕农民”是谁提的？

　　叶：“富裕农民”在遵义搞的最早，后来批判了，没有看见“论中农”的小册子。

　　问：关于分配问题，那时是集体经济还是半集体的伙食制加工资制？

　　叶：不知道。

　　问；枪毙容镜的问题是怎样一回事？

　　叶：这是省委在遵义开会后，李景膺(省监委书记)在60年夏天去上报中央的，周林也去了。主要是容镜在绥阳(场)烤烟棚里关了几十个浮肿病人(因为那时县委书记[会]在那开，他怕别人看见此情况)，后来这几十个人除几个人外全部被关死了。这一案件上报中央，没经过高级人民法院。

　　问：你对“遵义事件”的看法怎样？

　　叶：总的来说这事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是省委，从根本上没有作深入调查，下面不敢说真话，而假话成风。后来听说其他几个省有类似情况，如安徽、河南、甘肃的省委都有撤职的，而周林投机，在中央作了一个检查，那时中央也承担了一些责任。62年以后，周林就骄傲了。

　　我认为此处理不彻底，处理了大批基层干部，法律处分只有王卿臣、赵广玉，后又撤了两个县委书记的职，而省委在这个事情上没处理一个人。

　　周林的处理主要是64年在揭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其他问题时才处理的，周林处理是极轻的。

　　现在应该处理谁呢？要调查，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徐健生，再是周、苗、赵。64年三干会上(由李大章、钱瑛主持)基本上揭出来了，但处理不够。处理周林是清算他十多年的帐。

　　仅“遵义事件”周林就该撤职。以后65年周林还不老实，要翻案。

　　省三干会的简报，直接有一份给中央，毛主席会知道的。周林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知道。65年三干会上，谈到周林又到西南局当书记时，没有一个人是通的，总认为至少劳动几年再说，后来才知道中央作了决定。

　　处理问题，是不严肃的。全省一千七百万人是不满意的。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也作了检查，那时林彪同志讲：我们没有经验，在建设时期也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周林拉回来斗，挽回影响。

　　问：谢富治来之前，省委为啥要派赵欲樵去遵义？

　　叶：赵欲樵是谢富治来以前，60年5月到遵义，当时周林布置统一口径，瞒中央。三干会上几百份简报也说明了这点。

　　问：当时向中央如实汇报情况的信件被扣的情况导电是怎么回事？省委有否指示？

　　叶：桐梓县也出现扣人信件问题，我们处理了一个公社党委书记。那是一个专业军人向中央告状，被党委书记和公安部门扣下来了。

　　当时省委在这方面没有指示，我知道政法和公安部部门没有指示。我是和李景膺处理桐梓县的案件时才知道的。

　　公安部门在此事上可以直接插手来管。

　　问：揪“常、夏、李反党集团”对虚报浮夸起什么作用？

　　当时主要是把庐山会议的精神歪曲了，助长了虚报浮夸。

　　记录人：张再兴、刘福一。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