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鸣跃忠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贵州、鸣跃忠>

　　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3：00-4：30

　　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被采访者：鸣跃忠(“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现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

　　事宜：“遵义事件”有关情况

　　鸣跃忠同志口述：

　　“遵义事件”的起因，主要是高指标。1957年我去遵义，产量是22亿斤，58年24亿斤，不到25亿斤。59年吹到32亿和39亿斤以上，报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两番，这是不可能的。群众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没有粮食了。

　　省里批判“常、夏、李”的右倾，那时我去湄潭秋征。完成了往年的征购任务(数)以后就再上不去了。我接着去大方开会(搞多种经营如养蜂等)，杨绍荣去搞三天，入库两亿斤，还登了报。11月底到12月初，省里宣布反瞒产。1964年省里三干会简报说，“反瞒产”是一个电话会。地委布置反瞒产的电话会议记录已查出了。

　　59年12月，王普(原遵义妇联主任，现外贸办公室主任)在绥阳发现死人，她后去大方开会，在大会上讲了，李书波还批评了她。徐健生问我，因我先去开会，我不知道。粮食厅一个干部也发现了死人，秘书长问我，我说听说过这个情况，县委不承认，随后拨了七十万斤粮食。徐健生批评地委，地委就批评县委。绥阳魏明芳当书记，召集紧急会议，推诿死人的事实，说下面还有粮食，有富裕农民捣鬼，还反瞒产。

　　后遵义三合区发现死人，吴实去桐梓发现。吴实叫安排生活。李书波开电话会议，开完后，吴实批评李书波，开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习水，开了个电话会议，60年2月14日，当时死了约七千人，有人死在食堂无人埋。60年2月16日立刻召集地、县委开会。陈璞如、李书波都到会。又翻过来说下面还有粮食，死人是正常的死人。我说兴义死二千人都是事件，习水也应该称“事件”。陈克国说死人是得“乌鸦症”，死的人嘴巴舌头都是乌黑的。

　　省委张树成秘书长调查三合死人为三千人，后改为三百人向中央报告(64年三干会知道的)。

　　60年元月份，我和财贸书记何林参加了延安饭店的会议，省里要放卫星。我调了不少东西来。会上，县里的财贸书记都要的回销粮都多，何林请示李书波，李说，不要为难省委，省里给多少要多少。中央给省里两亿斤。各县要七、八千万斤，遵义财贸部门算算要六千万斤，后(省里)给四千万斤，县委书记都有意见。

　　60年2-3月份，省委苗春亭搞了食堂十条，完全是假的文件。4月份在遵义开现场会，省里财贸部长祝凯然带队参观，中央粮食部陈国栋来的。省委知道遵义情况，叫在市里开。可是李书波却叫在松林开，叫我带队参观。在遵义市郊军分区过去的路上就看见死了一个小孩。食堂是两三天内做成的锅灶，现把一些猪赶在一起，让大家在那吃了一顿饭。湖南粮食厅长和山东粮食厅长背后跟我说：“你们的生活不落实。”但会上只讲好话，陈国栋也说好。

　　遵义地委的各部长，差不多都被反了右倾，59年屈宪章最挨整得凶。“事件”后遵义只处理了一个耿焕民，他管农业。

　　1960年3-4月份省里开四级干部会，还吹歪风说有多少猪，问我要猪。我说哪里有猪？5月份赵欲樵兼任书记，实际是连治洁挂帅。1960年8月底我到市委。10月份中央监委一个女同志找我谈话，我报遵义死了7-8万人，市委只认3万，我被斗了一次。1964年三干会统计，遵义达30万人，全省上100万。确实数字不清。周林到西南局我们有意见。李大章如何向中央汇报，就不知道了。那时第一书记说了算，犯过错误的人，不敢说话，作谨慎君子。周林应揪回来。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