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立对“遵义事件调查团”的谈话 （记录稿） 　　<贵州、李立> 　　(李立：贵州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时间：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 　　地点：省委李立同志住地 　　参加者：李立同志(省长)、张思白及曹雪惠同志(李立同志的秘书) 　　被接见人：刘福一、廖昌明(“遵义事件调查团”联络员) 　　在座谈会开始时，我们谈了“遵义事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林、苗春亭、赵欲樵等，违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手造成的“遵义事件”，他给党和毛主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损失。我们“遵义事件调查团”为了挽回给党中央和毛主席造成的政治损失，揪出“遵义事件”的真正罪魁祸首周、苗、徐、赵，去搞农村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但省委12月25日给我们的信，叫我们“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理由是什么？又说谢富治同志来作(了)处理，又怎么看法？ 　　李：首先申明，我来贵州两年多，工作没做多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做了许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给贵州党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失。我是省委委员，要负责任。 　　第二，你们下去搞农村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欢迎。这是一个机会。 　　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突破阻力，很快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把运动搞开。你们下去是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遵义事件”由于我不在贵州，不大清楚。64年机关“四清”干部扩大会议，我管生产，知道有此事，不很清楚。 　　59年到60年春，由于省委没有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58年丰产了，有的地区就搞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说粮食多了就搞高征购；主观唯心主义，就瞎指挥、刮共产风。拿了老百姓的过多粮食。干部不听群众意见，个人主义，加上坏人捣乱，看见有人上山挖蕨巴、剐树皮，有粮食不发，有问题不解决，问题很严重，事件很悲痛。 　　1962年初，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主席说，这些作为我们的工作教训，中央做了处理。那次写信跟你们，不好写这个问题。中央派谢富治来作了检查，处理了一些。64年“四清”提出周林对“遵义事件”要负主要责任。他不如实向中央汇报，封锁中央。以苗春亭为首还写了个假报告。主要责任由省委负，由周、苗、赵负，这一点我很支持你们的意见。在下面作善后工作，如安置孤儿等。 　　“四清”的简报都直接报主席办公室的，主席知道。现在我才知道，整理的周林、苗春亭的材料报到彭真、邓小平那里被压下来了。 　　你们下去，应该搞农村文化大革命，不用调查团的名义，而用农村文化大革命组织名义，和贫下中农一起，搞群众运动。调查不请示中央，结果不好交代。你们以农村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发动农民起来，打倒当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反动路线批判来发动群众，解决当前问题。 　　廖、刘：我们去遵义“四清”，搞三史教育，农民不诉国民党的苦，而诉59年，这使我们寒心透了。有的农民用59年教育孩子，在他们的心里起什么影响？不挽回能行吗？ 　　（李：你们现在翻处理周林、苗春亭的处理，完全可以，我当时不在，我怕什么？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 　　(这时，李立同志的秘书曹雪惠、张思白过来一起谈) 　　曹：你们单独提“遵义事件”，没提文化大革命，当初写信跟你们，怕造成群众斗群众。是不是把心胸放远大些，从文化革命着眼。 　　李：我不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长期搞农村工作，农村工作很复杂，搞得不好，就成群众斗群众。 　　我的意见不叫“遵义事件造反团”，而叫什么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先搞文化大革命，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心任务搞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心任务搞了以后，再算老帐，把真实材料收集起来，向中央报告，写材料，达到打垮周、苗的目的。一个是讲究策略，一个是抓当权派。先搞当权派之后，再杀回马枪。 　　张：现在宣传这些(指周、苗的罪行)和搞这些，和当前中心有矛盾。 　　李：应该有一个主导思想。 　　曹：提翻某人的案可以，翻“遵义事件”的案不恰当。要翻就翻某些人。 　　廖、刘：我们主要出发点是挽回造成事件的政治损失，揪出罪魁周、苗等。 　　张：邓拓、吴晗当时写那些文章，利用天灾人祸来攻击毛主席，他们就是抓那些材料，给主席摸黑。 　　李：就是这样。 　　张：我们在湖南韶山搞“四清”时，都提党内个别坏蛋造成的，吴芝圃在河南也是撤职，调到XX局作书记处书记，山东、甘肃也是。周林耍了花招，一直拖到64年才处理。 　　李：主导思想应是搞文化大革命。要有个主导思想。以后把材料收集起来，要求重新处理。你们以后要看材料，我们可以给你们看。 　　李：建议：1，搞当前的工作，打文化革命的旗帜，把群众发动起来，事件自然就处理了；2，你们可以了解材料，向中央反映。收集斗当权派的材料，不专门去搞调查(遵义事件)；3，搞清楚后你们可以看周、苗、赵的专案材料；4，你们去遵义路费在学校报销。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给我们。 　　接见结束。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