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卿臣谈“湄潭事件”时的检查（记录稿）

　　<贵州、王卿臣>

　　时间：1967年1月24日早上6点

　　地点：遵义大饭店210房间

　　记录人：张再兴、何传训

　　(王卿臣：“湄潭事件”时任中共湄潭县委第一书记)

　　[早上6点，冬天的天气，天还未亮，我们正在洗漱，王卿臣同志就找到了我们，希望同我们进行交谈，于是，就有这篇访谈资料留了下来。]

　　问：你恐怕有些想法。

　　王：有。

　　问：那你按照你的想法讲吧。

　　王：“湄潭事件”是很严重的，第一是我要负责。……(哭)。我有罪于湄潭人民，我有罪于党。从“湄潭事件”来看，杀我王卿臣的头都是完全应该的。“湄潭事件”是怎样形成的呢？准备从58年邓小平来贵州谈起。当时邓提出几个问题：1，县不宜太多，可以并一并，区也是如此；2，县里搞出点特色，深耕。并县和邓的指示有关，我们专区取消了三个县的编制。我原是道真县委书记，道真合并到正安以后，余庆、凤岗、湄潭并为湄潭县。组织上调我任湄潭县书，当时我不愿去湄潭。李书波说：“是规定了，你去吧！”结果我去了。到县后，问题就更大了。县大，地广，那时电话线不通，三县各是各的电话线，在湄潭开电话会，就不能传到三县。结果，凤(岗)、余(庆)成了空白点。地委耿焕民、倪仲珍经常在湄潭(地委没断过人。耿、倪是地委副书记)。59年夏季，是吴肃省长在湄潭，还带了一个处长。他们住的时间很久，接近秋收才走的，吴走后，又去了王连江，是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县大，地广，就在余庆设立办事处，凤岗也一样。

　　“湄潭事件”的形成，当时组织上给我定罪：

　　1，虚报浮夸；2，反瞒产；3，解放食堂；4，大修街道；5，重用坏人。

　　虚报浮夸是怎样来的呢？59年连续两个月未下雨，吴肃在湄潭亲自领导抗旱。在秋收时省委召开三干会，主要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周小舟揪出来了，还有张闻天、黄克诚。这个会议9月份当然不单是解决这几个问题，而是有关巩固人民公社的指示。58年成立人民公社，59年如何分配？体制问题，经营管理，我们相信中央是有指示的。但周林却只贯彻反右倾，捉拿小彭德怀。这样，到会的同志心情很紧张。时间是9月下旬，提出在国庆节以前完成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这会议的后期，就叫你们把县委排个队，回去就反。我们县就确定反王春志(这个同志我现在认为还好)。为何要反他的右倾呢？主要是认为：“凤岗是扛着红旗并县、湄潭是扛着白旗并县的，统一不起来，就成了理由了。因而王春志就在这个问题上有包袱。”现在看起来我们反他的右倾是有问题的。

　　在这会上，周林强调贵州是一片大好形势，并估计全省是增产的。就这样，我们回到县里。

　　我们回去后，任务完成80%。在三干会期间，我们县倪仲珍在那里抓，他当时在庙堂蹲点。我们当时确定开会，把秋征完成，但这个任务一直拖着未完成，后来我到永兴区去蹲点搞分配，结果搞不下去。三个小队只有一个小队分配下去。他们有一个小队完成任务后所剩无几，两个小队不分也完不成任务。我心情很紧张，向地委汇报，地委说我工作不到家。于是又重新新去整那个可以完成公、余粮的小队的分配材料。是耿焕民下去搞的。有材料上报，地委打印来说明完成任务后还有分配。这个材料是没有代表性的，我当时想不通。后来地委派廖华锋(省农科所的)到永兴去传达反瞒产的经验。廖对我说：“正安的条件比湄潭差，正安无粮是遭大嘴老鸦吃了，我就不相信这里没有粮食”。住了很久，搞去搞来，结果还是搞不出粮食来。只听到下边的说“这个队长把粮分到哪里去了，那个队长把粮分到哪里去了”等线索，但还是搞不出来。廖华锋还不相信，说：“正安那个条件都有，我不相信永兴这种坝子还没有”。

　　59年11月份，地委召开分配会议，第二把手柳耀华(现赤水书记)和我参加会议。这个会议重点批判了息烽的杨静山和赤水的王秋池，也点了遵义(县)的陈耀华和我的名。当时说息烽、赤水只完成征购任务的60%左右，遵义、湄潭只完成80%左右。李书波讲：“你们遵义、湄潭差20%就不得了，当别人一个县”。会上表扬了正安县，说他们完成了征购还超额。“正安的条件你们不知道吗？遵义、湄潭的条件比人家如何呢？为什么完不成任务”？大刮一顿，我的心情很难过。“你们湄潭今年增产没有”？我但是很矛盾。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反瞒产会。会上贯彻了正安的反瞒产经验。我们回去也开了三干会，名为分配会议，实际也搞成了反瞒产会。在这期间，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说仁怀、桐梓等反出了产。他们一报就是几亿斤，不是千把几千万斤的问题，我当时拿我们的条件和他们比，他们条件不好有粮食，湄潭条件好反而没有粮食，结果就(下决心)反瞒产。

　　出乱子和反瞒产有直接的关系，郭文如、容镜两个人他们包凤岗那一片，在会议结束的头一天，就去绥阳场了。他带了绥阳场的干部去兑现粮食。由于在县上就过逼，要兑现粮食，大家报了一些，实际没有，郭、容带的人还未到绥阳场就跑了一半人，主要是在会上硬逼出来的数字。在绥阳场又开了会，结果还是搞不出粮食。大家上来碰头，实在无粮，我感到很恼火，地委又不承认下面没有粮食，但我们搞分配又分不下去，郭文如就打来电话了，说粮食兑现了。说在哪在哪。并且郭还说他亲眼见到了粮食，说得活灵活现的，结果使我相信了。我思想上也有变化，于是晚上召开了县直属机关大会(湄潭礼堂)，传达了绥阳的反瞒产经验，大家很吃惊。我把情况向地委汇报了，准备在绥阳场召开现场会。地委耿焕民去湄潭，问我情况实在不实在，我说可能是真的。耿说：“我去看一下，行就开，不行就算了”。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行，他就去务川了。我就打电话给地委开现场会，进行了参观。跑了几个点，有地仓装的、黄桶装的、草盖的。耿叫整个材料，叫郭文如整的，整了几次耿才满意了。

　　反瞒产时，在路上我们发现了浮肿病人，有人向着我们要粮票，这是没有粮食的象征，而郭、容又拿得出粮(指反得出)，这件事是相当矛盾的，我过分相信郭和容，就这样胡里胡涂的过去了。

　　解散食堂：食堂开不起伙，没有粮，办不下去了，就解散了食堂。解散食堂，主席有指示，是李书波在宾馆传达的，是阳历60年3月份。我听了，说主席的指示，感到太好了，回去要马上贯彻。但也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如锅瓢碗筷、园地的问题都无法解决。王春志去蹲点的，并写了材料报地委，地委未表态。妇联写了报告给省妇联，省妇联的就批评我们，批得很厉害，说省委不同意。我又想不通了。又是主席指示，而省委又不同意。

　　修房撤道：那时遵义大撤房子修道是实，而湄潭车站附近，曾压死两个人，准备修一修。我报到地委，李叫我们去找交通厅。后来有设计的人交了图样，第一次不行，第二次才点头。李不放心，后来到湄潭亲自看了，反而叫我们把山削了，把路移一移，这样工作量更大，我反对。湄潭修路是地委李书波批准的，但当时撤房子是错误的，造成群众更困难。

　　容镜问题：根据柳耀华的意见提成了副县长。

　　湄潭死人是水库上最严重。湄潭杨家坪水库是省办的，未并县前就动工了。原计划是22-24公尺，徐建生去视察过现场，看在洪水期前完不成任务，就叫只修18公尺。徐说：“怕洪水期来了修不好，万一出了问题，永兴地区就要被淹”。叫修到18公尺就停。就叫人去挖渠道，打歼灭战。修渠道集中这么多人，要有吃的才行。结果每人每天半斤粮，叫队里带半斤，柳耀华说：“粮食指标都过了，怎么办”？

　　59年12月份，在遵义文化宫由李书波主持，靳文哉在遵义饭店开茶叶会，同时布置几大：大办养猪、大办茶场。茶业工作会布置就更具体。接着我到北京参观。

　　我从北京回来，在桐梓看见吴实在桐梓视察(铁路民工)，发现了死人，叫我快点回去，说湄潭也有问题。我回去看见了死人，我马上向地委要粮，接着，我们自己就开仓了。首先解决水库上的发粮。我叫柳耀华、周健芳检查水库粮食安排。周回答：“停止供应了，是柳耀华布置的。”我心一急，就追问：“为什么停了”？说“指标完了”。我问“为什么不反映”？周说：“不行，反映了也不行”。柳耀华说“周林在电话会上说的，谁私自开仓，以党纪国法论”。我说：“开”！柳又重说了一遍周的指示，我叫坚决开仓。共发十几万斤粮食。接着就开粮食局的干部会议，叫他们从黄家坝到永兴区，一边走一边发购粮单，这样到处都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周健芳开会慢慢分配，我还发了火。但当时也不行，死人不断。当时修水库、大建茶园，造成人口集中，他们家中无人照顾，人口流动大，人就死得快。当然，根本原因是搞了高(估)产量、高征购，没有粮食所致。

　　湄潭事件后，组织上对我的处理是应得的，就是杀头也是应该的。但李书波、周林企图压制下面，堵一堵口。周不承认“贵州事件”，李不承认“遵义事件”。但是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贵州一千几百万人民要找他清算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一定会得到贫下中农的拥护。

　　问：搞“富裕农民”是什么一回事？

　　王：59年夏天，苗春亭、陈耀华在南白搞了一个材料，后来在绥阳县慕阳区开县书会，就传达这个材料。这个会上有两个材料，还有正安的龚贵衡的材料，龚不敢和“富裕农民”斗争。

　　问：“湄潭事件”造成了，你感到应如何解决才好？

　　王：“湄潭事件”是“遵义事件”的一部分，“贵州事件”周林等要负责，“遵义事件”李书波和地委负责，“湄潭事件”由我负责。当时把我逮捕，判了我一年半徒刑，我认为是宽大的。周、李不承担责任，我相信是要清算他们的帐的。当时准备杀掉我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没有杀我。后来，以“隐瞒成分、隐瞒历史、杀了人，立不住脚才参加工作”处分我。问他们第一、二个问题，他们无法答。第三个问题答了，但是不符合事实。我的堂叔是还乡团，抢了我们的枪，打了我们的。我后来去把他杀了。我是问地监委的，他们不正面回答。后来写信问省监委杨用信，杨答，成分问题没有问题，二历史也没有问题(杨去调查，杨和我相隔几十里路，一同工作过)，三说混进党我没有听说过。

　　我认为“湄潭事件”杀我王卿臣的头是可以的，但不能不正视现实。

　　问：他们向中央汇报了“遵义事件”及“贵州事件”的情况了吗？

　　王：不但没有，反而是一直隐瞒的。省、地、市都知道死人的，宾馆外死两人，周林经常派人下来，他们没有看见吗？他随时派人到路上来检查，发现有死人就叫人拖开。他在息烽看见有死人，就去刮杨静山说：“你们路上死了人为什么不处理”？我听说一件事，中央有人到贵州来，他派车去接。他给开车的说，你看见死人，不准停车。一次一个中央部长来，看见死人，叫停车，司机不停，部长发了火，结果后来停下来了。

　　60年春天，何林主持开“花园会议”，我汇报了死人情况。我估计3万人(湄潭，实际不止)。何说：“得了啊”！李洪涛也说：“这怎么得了”？我说：“恐怕还不止呢”！何林从房间这头到那头来回走。马上给李书波汇报了，他从省里赶回来，把我叫到宾馆二楼，说“死人你调查了没有？”我说：“路上都看得见，你去看嘛！”他说：“数字呢？”我说：“估计的。”李刮了我一顿，问“怎样解决”。我说“发粮”。他问“多少数字”。我说“你看嘛，我们50多万农业人口，要700-800万斤(50多万计算，每人每天半斤)”。李一算，一天25万，一月就是几百万，他就发火了。那次未给，实际上他手头也确实无粮，而且周林下过命令，不准开仓。这个情况(死人的严峻形势)他反映了。会后，他拨给我120万斤，他发报给我，我接报后就软下来了。我开了很大的口才要来这么一点，四天就完了(哭)……我躺在椅子上说,干脆把我关进班房里去好了。我就坐在椅子上坐了三个钟头。这件事是很寒心的，严重得很。我看见死那么多人，怎么办吗？谁个没有妻室儿女，越想越惨痛，心如刀绞。当时我打主意坐班房，但坐班房还是要死人嘛！稍有点人性的，看见了都要伤心。李几次去湄潭，多次叫我检查私自发粮的罪过和不准往外调粮的事。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吗？我又不敢向中央反映，地委又压。我有私心杂念，就不敢抵制。湄潭人民如果要千刀万剐我我都去，我愿去请罪。我希望我们这么个组织搞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问：现省委说“遵义事件”中央几次处理了，不应再搞。

　　王：这是个大阴谋，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是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什么不造？昨天我去地委，地委不主张和你们谈。

　　59-60年春(春节是商购)3-4月份发了一些粮，60年夏收过后，小麦不好。

　　问：你觉得你有罪，甚至可以杀头，那你的罪过主要在哪里？

　　王：1，对党、对毛主席不忠实，不把情况报告给中央和毛主席；2，重视执行省委、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不关心群众生活痛痒，没有人民，只有官。

　　“贵州事件”的真相，根本没有反映到中央，(他们)不承认“贵州事件”。周说：“我还不是四大名单(注：指河南、甘肃等四省)之一”，其实，他把事情隐瞒了。

　　结束。(结束后，王卿臣同志就回去了。我们希望王卿臣同志另外写点资料，后来，中央文革叫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也就失去了联系。)

　　 1967年1月24日于遵义大饭店210房间

　　记录、整理人张再兴、何传训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