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我县农村整党工作的总结报告

## （一）

　　为了全面深入地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根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我县在党员骨干整风会议胜利结束之后，接着一个以公社为单位，分批地开展了农村整党工作。参加这次农村整党会议的有党员5467人，非党积极分子1587人。其中公社党员干部、公社各机关党员干部501人，管理区党员干部752 人，生产队党员干部和党员4214人。这次整党会议第一批有中一、宋埠、白果三个公社和宋埠镇。从11月2日开始，大体在7、8号先后结束，第二批有东木、张家畈、龟山、云务、乘马、福田河、铁门等七个公社。于7、8号左右开始，在12号左右结束。最后一批有阎河、城关、三河等三个公社和城关镇，于9号开始，到14号左右结束。会议一般开了5天左右，最长也只开了8天。

## （二）

　　这次农村整党会议，在省、地委的正确、及时、具体的领导下，取得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我们坚决认真地贯彻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以及具体结合我县召开的党员骨干整风会议精神，通过学习文件，听报告，提高思想认识，并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坚决而又拥护大跃进、拥护总路线、拥护人民公社的广大积极分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会与小会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地重点地狠狠揭露与批判了林质彬、熊克明、林生辉、刘厚发、甘本荣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了总路线，保卫了大跃进，保卫了人民公社。

　　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中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英明、正确、及时。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使我们每个党员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和总路线的大教育。揭露和粉碎了在党内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组织上纯洁了党的队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了党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进一步从思想上解决了“三个万岁”“两个彻底”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了党的立场，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坚决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

## （三）

　　从这次农村整党会议反映的情况分析，到会的[原有留空]个党员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党的领导、群众运动问题，立场坚定，思想好，态度积极有[原有留空]人，占总人数的[原有留空]%。他们对那些恶毒地猖狂地污蔑攻击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表示万分愤慨，并以自己亲身创造的大跃进、办好人民公社的铁的事实，狠狠地批驳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经不起“冷空气”袭击，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等表现动摇，并曾一度散布过严重右倾言行的有[原有留空]人，占总数的[原有留空]%。这些人在经过学习文件，提高思想和小组分析批判后，很快觉悟过来了，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悔恨自己没有听党的话，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有的后来成为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反对过总路线、反对过大跃进、反对过人民公社，攻击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原有留空]人，占总人数的[原有留空]%。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革命人生没有正确树立起来，经不起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考验，因此，他们站在与党相反的立场，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攻击党的领导。他们反党的社会主义论点与手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大跃进，攻击高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和攻击大跃进说：“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不实事求是”；“大跃进是假的”；“劲头跃进了，产量没有跃进；表报数字跃进了，收入没跃进”；“现在不如过去”；“高产卫星是打肿脸充胖子”，如此等等。他们的手法是攻击高产，压低产量，捏造产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生辉（中一公社中一管理区副书记）攻击大跃进说：“1958年大跃进是县委和公社党委爱面子吹起来的”。他恶毒攻击棉花模范林世猛和水稻模范王全成，污蔑说：“林世猛的棉花高产是假的，王全成吹了一个‘三万六’，没有饭吃”。他还压低中一管理区1959年粮食生产总量1,200万斤，上报800万斤，以否定大跃进。张家畈公社张家畈管理区二队支书屈家福否定大跃进说：“1958年不如1959年；1959年不如1957年”。张家畈管理区占世朗污蔑说：“58年干劲跃进了，产量没跃进，报表数字跃进了，收入没跃进”。福田河公社夏德剑说：“生产放卫星是打肿脸充胖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绪炎（阎河公社秘书）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反对大跃进。他有意以压低产量，阎河公社58年粮食总产3,300万斤，他说各管理区不实事求是，虚报产量。竟擅自改为上报2,500万斤。更毒辣的是攻击先进人物的先进典型。阎河管理区“八一”生产队支书阳永良创亩产3万斤红苕高产向县委报喜，县委通知阎河公社作为验收准备。张绪炎竟连夜与农技站刘保元一路去阳永良地理到处找最小的红苕，否定高产。结果满地址找到10棵小苕，拿回来称后，10 棵苕有15斤。他一以此做依据说：“这算什么高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万家学（城关许家小学教员）污蔑说：“大跃进把群众的生活搞苦了”。他代历史课，他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生活太苦了的缘故”。他怕群众暴动，竟不敢一人睡觉。更其恶毒的是铁门公社铁门管理区副书记张桂堂歪曲事实地污蔑说：“大跃进不如不大跃进，大跃进生活越搞越苦。长褂改短褂，短褂剪短改小衣（裤子），一块未补上，一块现肉”。

　　2，反对人民公社，破坏人民公社体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说：“人民公社办快了”；“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办得一团糟”；“人民公社是空的，与高级社没有什么区别”等等。其破坏人民公社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极其毒辣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国斌（宋埠公社岐亭管理区副主任）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阎河管理区主任甘本荣（中农成分）攻击人民公社说：“[影印件被遮6个字]四大自由，五大限制：（1）生产不自由；（2）吃饭不自由；（3）睡觉不自由；（4）[影印件被遮4个字]不自由。（1）限制发展私有；（2）限制粮食；（3）限制了土地；（4）限制了鱼塘藕池；（5）限制叫零工”。他恶毒地说：“我看不惯人民公社，看了就恼火”。右倾机会主义分组刘厚发（城关公社许家管理区副书记）污蔑说：“人民公社办快了。人民公社搞乱了生产秩序，降低了生产水平，连买牛绳子的钱都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生辉说：“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是空的，公社与高级社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加了5%的提成”。 更其恶毒的是坏分子雷中兴（城关公社管理区副主任）谩骂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十不捨：一不捨房屋迁拆×××；二不捨家园从此丢弃；三不捨吃锅巴，不能到口；四不捨扣人财产；五不捨一律没收；六不捨菜地归食堂所有；七不捨接媳妇当初；八不捨小孩泪珠双流；九不捨老母鸡也没收；十不捨接连好媳妇难以分手。他还恶毒地造谣说：“一家睡四处，儿媳妇打单身，父母不能见儿面，夫妻两人伤感情”。在破坏人民公社的体制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极力削弱集体经济，发展私有，解散公共食堂，扩大自留地，把鱼塘藕池下放，主张与推广多产到户。三河公社舒家畈管理区党员陶承先一家九口人自留地一亩五分，全生产队各分自留地38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周美玹（宋埠公社拜郊管理区副书记）带头扩大自留地，发展私有。他本人在家里带头种了一亩多地的苕和一亩多地的杂粮，影响了社员群众大搞自留地，不专心搞队里生产。走马岗管理区党员陈才立扩大自留地，自己收稻谷800多斤。更其严重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搞包产到户。铁门公社冯家凉亭管理区队支书邬裕芳有意把130亩荞麦包产到户，并号召谁种谁收，扩大私有。陶元管理区七队支书夏桂生把140亩萝卜、80亩红苕全部包产到户。对人民公社的公共福利事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大力攻击的。张家畈公社梅花园管理区二队支书田继单污蔑说：“组织食堂一团糟，粮食浪费第一条，社员一天做到死，起早放黑鼓劲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厚发，竟硬逼着许家管理区一队的食堂全部解散。铁门公社王岗管理区团总支书记彭勤学说：“不办食堂有四大好处：（1）能节约粮食；（2）干部少讨麻烦；（3）能多养猪；（4）能多种菜”。这次农村整党会议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是极其尖锐的。至现在还有党员搞投机生意，放高利贷，抬高物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大搞资本主义。铁门公社××元管理区七队支书夏桂生到新洲贩卖萝卜、草子交易达6千多元，他们在草子种里渗油菜籽22斤，萝卜子里渗铁砂100多斤，从中剥削生利1千7百多元。张家畈公社余家河副主任项恺华今年还在放高利贷和抬高物价，进行资本主义活动。项恺华放高利贷黄丝六斤，现款10余元。社员项士申1958年借他2元，今年还3元。刘静香借黄丝1斤，每年还黄丝利息1斤。今年春季项恺华还存有400多斤陈粮，经过反复的教育动员，他只卖了180斤粮食给公共食堂，其余220斤粮食，以高价私自卖给社员。社员鲍青松买他的7斤小麦，顶币2元。社员鲍文伢买4斤小麦，顶币1元2角。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尖锐斗争。

　　3，反对总路线，反对技术革新。反对多快好省，主张少慢差费。说多快就不是好省，好省就不能多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熊克明（龟山公社团委副书记）反对总路线，主张产量越低越好，任务越少越好。他说山区不能搞多快好省，因为山区条件差，群众思想落后，要求高了办不到，公社分配他到综合农场搞多种经济生产，发展万头牲畜，他不接受这个任务。说不从实际出发，要求高了办不到。中一公社副社长林质彬反对总路线说：“多快好省有毛病，多快就不能好省，好省就不能多快。总路线应该修改两个字，要多就不能快，要好就不能省”。东木公社石头坳管理区副书记汪显文污蔑说：“总路线比天上的云彩还飞得快，叫人跟不上，跑不赢”。更其恶毒的是福田河公社四道河管理区七队支书王安平说：总路线是十要：“要粮食、要棉花、要油料、要生猪、要废牛、要鸡鸭、要鸡鸭蛋、要干部参加生产、要劳动力大协作、要农具大协作”。他最后说：“这一切要求太高，做不到还要挨整”。阎河管理区主任甘本荣污蔑地说：“总路线是三多：吃苦多、熬夜多、受批评多”。在反对总路线的手法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极力攻击技术革新，攻击先进人物，反对高产试验，反对农业“八字宪法”。中一公社一管理区二队队长林德全组织后进党员林世谷、林德元和富裕中农林世健、林世玉等集中攻击全国棉花模范林世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富裕中农一起竟提出什么1959年生产要“老掌柜的”上台，意思是说要富裕中农上台，要新掌柜下台，意思是反对林世猛领导。因此他们在1959年的大跃进中，极力反对棉花红旗林世猛大搞百亩棉花高产试验。林德全是生产队长，他和富裕中农一起，采取五长办法，破坏林世猛同志的百亩棉花试验。五长是：：（1）长面积；（2）长肥料；（3）长劳力；（4）长骨干；（5）长工具。但是林世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下，发挥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战胜了多种困难，最终获得了百亩棉花亩产籽棉600斤的，其中一亩多亩产籽棉一千六百斤的高产。有力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富裕中农的进攻，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乘胜前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总路线，还表现在反对技术革新、“农业八字宪法”方面。中一管理区副书记林生辉今年在七生产队召开插6×8稀秧的现场会，反对密植。福田河公社新屋河生产队秘书蔡达义反对技术革新说：“技术革新管来劳力紧张，日夜加班，是‘四多’‘一少’。四多是：劳力多、肥料多、费工多、种子多。一少是产量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一农技站站长周新民反对技术革新，反对办高产试验。公社党委要求大搞深翻，他大搞成耕。公社党委要求搞条播，他搞宽箱条播。公社党委办高产试验，他另搞一块低产试验，与公社党委唱对台戏。乘马公社茶厂胡应德反对“八字宪法”，说：“生产要实事求是，要稳当点来。说是说，做是做。”他今年搞8～1尺的稀植和搞小麦点播。

　　4，反对大办钢铁，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大协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甘本荣说大搞钢铁是劳民伤财，炼的铁没有人多（污蔑炼的钢铁没有上马的人多）。乘马公社江淑民恶毒地攻击说：“大办钢铁是‘四光’：锅打光、树砍光、鸡杀光、钱用光”。龟山公社食品干部严大启反对大办钢铁说：“各业各行大办钢铁，停止一切，百事冒得”。东木公社石头坳管理区副书记汪显文污蔑说：“大办钢铁又不能吃钢喝钢，有什么用？”因此，他长期不让办钢铁的劳力上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生辉说大协作是声势轰烈，形式主义，表面好看，实际做事不多。林质彬反对大搞群众运动说是脑子发热。

　　5，反对党的领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生辉不仅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更毒辣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指示决议。赵金良同志代表县委指示中一管理区在水稻抗旱的同时，要大搞棉花抗旱。林生辉反抗说：“赵书记光拉蛮，不从实际出发，搞水稻抗旱，又要搞棉花抗旱，怎样做得到？”为了取得抗旱斗争的全部胜利，县委坚决开破汇河水库到中一管理区的渠道。林生辉又反抗说：“渠开通了砍我的头”。他还经常在干部中煽动说：“上级布置任务莫管他，自己按自己的办，各人要坚持立场，哪怕是犯了错误杀我的头也是不同意的”。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领导。他污蔑说：“赵书记是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光拉蛮，哪个爱吹就爱哪个”。污蔑中一公社党委书记郑建军同志是赵金良同志的徒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熊克明污蔑龟山公社党委不民主，不平等。他给公社党委画像说：“蔡书记独断专横不民主，很难接近”。说：“沈书记文化水平太低，看不出问题，光吹牛说瞎话。”说：“公社党委一员程龙凤你病了， 工作不行得很”。 三河公社长广河管理区秘书曾强州拉拢和唆使一些曾犯过错误的干部攻击总支领导。今年6月他向犯过错误的干部曾祥元、陈朝明等攻击总支书记说：“胡书记偏爱干部，抓住他这点把他搞垮，才有我的位子”。他向新调到的主任罗务田、信用部主任占世煽动说：“你们莫向胡书记提意见，他爱打击报复”。这样来挑拨总支干部不团结，企图分裂、攻垮总支领导。更恶毒的是铁门公社王岗管理区x队支书王大元（富裕中农）咒骂共产党，他骂共产党对群众是五待政策：吃饭当猫待；吃肉当斋公待；穿衣当花子待；生产当牛待；打谷当强偷待。

　　（这次农村整党为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胜利，是在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虽然世间短，但运动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我们反出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卫了总路线，保卫了大跃进，保卫了人民公社。在这次农村整党会议过程中，我们对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和有严重右倾思想言行的同志，自始至终贯穿执行了党中央指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本着“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说理斗争，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在大会斗争和小组批判。会议中大会斗争83人，小组批判827人。在这次农村整党会议的过程中，县委除了加强对各公社的具体指导，保证重点，指导全面外，在方法上，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1，领导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有12字不清），在斗争中，我们抓住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领导、群众运动等根本问题，通过讲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进行说理斗争和分析批判。挖根子，分析危害，搞深搞透，从而解决了阶级立场、观点、革命人生观。承认“三个万岁”“两个彻底”的问题。这种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的说理斗争的方法，对教育基层干部和农村党员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阎河公社“八一”生产队人多地少，历来是个缺粮队。自1956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连年大跃进，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56年政府供应这个队的粮食32万斤，57年供应25万斤，58年供应12万斤，59年原计划供应35,000斤，但59年大跃进的结果，这个队不但不要供应，反而卖出余粮75,000斤。“八一”生产队支书阳永良以这些铁的事实批驳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甘本荣等说的“大跃进是假的，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等反党言行。甘本荣在事实面前也低头认输了。铁门公社揭发和批驳了张贵堂说解放后不如解放前的忘本论。他过去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给地主看粮，解放后得了土地房屋，结了老婆，生了小孩子，有困难，政府救济他。现在当上了管理区的副书记，大家当场把他身上穿的值50多元的皮袄翻出来说：“你是睁开眼睛说瞎话，这是长褂改短褂吗？”经过这一回忆对比，张贵堂包头大哭，承认了反党错误，并向党委表示决心，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

　　2，为了深刻的具体的教育全体党员，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言行，各公社都采取了大会斗争与小组批判相结合的办法。中一公社在大会上揭发和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质彬（公社副社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具体地生动地教育了每个党员。通过大会斗争，提高与锻炼了积极分子，加强了战斗力，为全面开展小组分析批判创造了条件。

　　3，先破后立，边破边立，抓典型，插红旗，开展学习饶兴礼、林世猛运动，这是教育农村党员提高认识、批判错误的有效方法。在集中地重点地批判斗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观点、立场错误以后，破了资本主义，教育了党员辨别哪是错误的；同时高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行总路线的红旗，在全县开展学习饶兴礼、林世猛运动，指明了全体党员前进的方向。各公社、管理区还结合本地区的先进人物，插红旗、树标兵、开展学习。城关公社采用了这种方法，抓住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刘厚发的坏典型，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党的话创造了奇迹的好支部书记唐辉林。开展对比分析，使到会党员受到生动的社会主义和总路线的教育。

　　4，参观、展览的方法，用铁的实施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言行。同时，也生动地教育着每个党员。阎河公社在会议期间，组织全体到会干部参观阎河八一生产队在阳永良同志的领导下，全体社员反掉右倾，鼓干劲，改变200亩沙滩为良田的事实，参观了阳永良同志的亩产3万斤红苕高产试验，和他们生产队的幼儿园、公共食堂等社会福利事业，这些都深刻地教育了每个党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也低头认罪了。甘本荣说：“参观八一生产队我心服口服了，我以前是睁开眼睛说瞎话”。

　　（5，会内与会外相结合，互相影响，互相推动。整风会议把反右倾鼓干劲的消息传告给广大群众了，变成了广大群众搞好生产的巨大物质力量。群众用心的生产成绩，又教育了整风会议的全体党员。三河公社用报喜、参观的方法，掀起学习、生产两大高潮。社员日夜突击种小麦6,220亩，和全面完成生猪、废牛、鸡的上调任务和上交公税金32,960元。敲锣打鼓向公社报喜。铁门公社在五天的整风时间，广大社员鼓足干劲，深翻7853亩，开荒8629亩，播种小麦12,570亩，积肥23万担。）

　　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获得了全党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以后，到会的干部都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制定了各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的生产规划，和提出了今冬明春以“三治”、“五改”为中心的冬季生产任务，向大别山进军，改造大别山，根治举水、巴水，改变麻城面貌，互相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挑战竞赛。目前我县大规模地群众性的“三治”、“五改”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已全面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社员树立雄心壮志，正以冲天的干劲和改造地球的坚强决心，信心百倍实现1960年持续全面地大跃进。

　　中共麻城县委员会

　　1960年12月5日

　　·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