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泸西检查组检查前泸西县违法乱纪问题总结报告

　　（省委监委：）

　　根据省委指示，省、地、县联合检查组于58年11月22日开始重点检查了泸西县中樞、金马两个公社的违法乱纪，同时对全县各公社作了一般的了解，于59年1月25日检查结束，历时两月另3天。

　　检查组的工作是在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党支部进行的，首先通过公社党委会、支部会、干部会，传达省委对这次检查的目的和政策界限的指示。消除顾虑，然后通过支部会、干部会、贫农座谈会、个别访问等方式，揭发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同公社党委对全体党员和全体队长以上干部进行全面排队。中樞、金马两个公社共28个管理区，我们在半数以上生产队中召开了贫农座谈会，或个别访问了中、贫农，听取他们内心的意见，凡是属于一般性强迫命令、作风不好等问题，我们一面建议干部向群众作检讨，一面向群众作解释，解除干群之间的隔阂，个别民愤很大，又是属于严重违法乱纪和阶级敌对分子，我们就及时向公社党委和县委汇报，同时用书面向地委、省委反映，经县委批准集中反省。其中一部分情节极恶劣的，开了大会，斗争了14人，通过斗争，发动了群众，我们即将群众政治热情引向生产。这样做不但群众满意，也得到绝大多数干部拥护和支持。对于少数干部曾发生思想紧张和缩手缩脚的现象，我们除了通过会议反复交待政策外，还帮助有错误的同志在干部会上或群众会上主动检讨错误，放下包袱。对生产搞得好作风好的进行了表扬，干部转变了作风，对于个别不听指挥，不出工的社员，也初步学会运用辩论的方法解决，不再打人骂人了。

　　除了中樞、金马两个公社外，其余5个公社我们开了3次监委书记座谈会，传达省委指示，请各公社党委进行党员和干部排队，自己检查重点案件，我们根据各监委同志的汇报，作了一般了解。现将我们检查了解到的情况报告于后。

　　一年来全县人民和干部难苦奋斗的高昂斗志是空前没有的，劳动量超过了任何一年，昼夜苦干，群众的革命劲头是大的，大部分的党员和干部是忠心耿耿与群众同甘共苦，因此在去年严重干旱情况下，兴修了水利1,650件，整修2,618件，种植了各种庄稼41万6,070亩。

　　炼出土钢14吨，铁923吨，焦煤41,765吨。

　　总之在总路线的照耀下，通过这一年的努力，不仅工农业生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公社化，同时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取得建设社会主义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主要的，必须首先肯定，但由于对肿病和少数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解决处理的不好，结果给大跃进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农业上不仅没有增产反较57年减产12.5%，较56年则减的更多，少数干部严重脱离了群众，在政治上也造成一定损失。

　　一、 肿病死人情况

　　57年泸西上报产粮1亿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每人应有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但实际每人只分口粮245—310斤，个别地区达到400斤，说明57年上报产量虚假很大。由于58年劳动强度与往年大不相同，兴修水利时用粮较多，部分群众到2月间就没有口粮吃野菜，3月就偷吃青蚕豆，有的队长领着群众分吃青蚕豆，并已开始个别发生肿病，到收小春暂时解决了几天的问题，5月份便较为普遍地发生肿病死人，6月逐步上升，7月死人最多，8月份显著下降，9月基本制止。根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2月止，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他病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人口的7.34%，最高的金马公社共死亡4,422人，占总人口12%（中樞公社共死亡2,117人，占总人口8%，其他公社死亡较少）最高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人都达到总人口20%。由于没有粮食吃，群众吃过的野草、野菜、树根以及草煤等共有30多种。有的饿得无法，上吊自杀。有的带着孩子去找野菜，就把孩子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饿死在山上，大人饿死在家里。有的把死了埋掉的死牛掏出来煮吃，有的把死了的人煮吃掉，有的把孩子杀死本人向法院投案。总之，这一问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使党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直到省委发现了，指示大量供粮食，病人集中治疗以后，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计7月下半月到8月底共供应粮食（大米）400万斤。群众说：“党的领导又回来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们都要死完掉，一个都活不成”。

　　二、干部违法乱纪情况

　　重点检查的金马公社647个干部中，阶级敌对分子5人，包庇敌人、丧失立场的4人，贪污分子2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12人，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3人，共26人，占全体干部的4.2%，其中党员13人，占352个党员的3.7%，另有属于坏分子的民兵1人。

　　泸西县其他6个公社，初步了解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11人，坏分子8人，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6人，共25人，其中包括党员4个。县级机关干部中有阶级报复分子2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1人，共3人，都是党员。合计全县7个公社各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坏分子共52人，占全县队长以上干部3,018人的1.75%，其中包括党员24人，占全县党员1,376人的1.6%。另有属于坏分子的民兵1人。按级别分有区级干部4人，管理区正、副主任、支部正副书记5人，机关一般干部3人，其余都是生产队长，民兵队长等。此外，在人员排队中还发现成份不纯，应调离工作的12人。其中伪保长、劳改释放犯、土匪、富农、地主、商人、伪警察、大烟犯等。

　　对这些人的处理，我们都本着省委指示的精神根据问题的性质、民愤大小、情节是否恶劣及本人对错误的认识等方面，先与党支部研究，再提请公社党委讨论，提出具体意见，对于阶级敌对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从严惩处，基本上都是提出逮捕法办。对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打死人命情节恶劣的处理从严。对虽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打死人，而情节不太恶劣，没有不纯的动机，过去工作表现尚好，认识错误也较好的，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处理。对有意包庇敌人，情节恶劣的，提出开除党籍、撤销干部职务的处分。现各举一例如下：

　　阶级报复分子胡文明，家庭恶霸地主，本人学生，母亲在土改中被斗争，58年栽插中，指使民兵乱吊打农民，胡站在旁说：“你现在知道痛了，可还记得在土改时斗争地主？”“你哭那样！为那样不象土改时分地主东西那样欢天喜地？”，群众恨之入骨说“我们现在还受地主恶霸的压迫”，经他指使民兵吊打而造成死亡的有4人，都是农民，提出法办。朱小二，家庭出身贫农，54年参军，57年转业，共青团员，在担任治保主任期间，非刑吊打49人，其中贫农和中农40人，吊打手段毒辣，叫被打群众俟门俟户磕头等，被打后死亡2人、残废6人；利用职权，作威作福，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民愤很大，而又不坦白认错，我们认为是蜕化变质、品质恶劣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提出法办。袁志和，出身贫农，过去一贯工作尚好，担任治保主任期间，还得过奖，58年栽插时间，为怀疑反革命打死小偷1人，为怀疑凶杀干部参加打死农民1人，对偷点瓜菜的农民乱打乱罚款，并把罚款中一部分（30元）拿在干部中分掉，自己分得5元，我们分析其犯错误虽是严重违法乱纪，尚不属蜕化变质，并且本人对错误的认识比较好，所以提出党内给予留党察看，行政撤职的处分。何汝阳，党支部副书记，管理区副主任，其叔何炳义是恶霸地主，外逃后一贯与何汝阳有关系。住址、职业、改名换姓等何汝阳都知道，但是群众要求捕回斗争，公安机关长期追捕不知下落，治保主任几次问他，他都答应不知道，向他要何炳义儿子写给他的信，他说不在了，实际何炳义儿子把全家的情况和照片都寄给他了。58年打死农民唐老三，何汝阳是积极参加者和鼓动者。提出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撤职。这些都是初步意见，县委尚未讨论最后决定。

　　对这些人，虽然还没有最后处分，但经过检查后，群众讲出了心里话，干部受了深刻的教育，已经明显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例如山口管理区干部过去不参加劳动生产，现在都积极参加劳动，领导生产。队长唐建书，过去打人骂人厉害，检查中主动到各家登门道歉，向群众检讨错误，群众很满意。队长张正理，过去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生产上是落后队，现在亲自带领群众干活，转变为先进队。桃笑管理区开了斗争会后，群众说：“这回太阳又照到乐合堡来了，天气冷么冷，还是象穿上几件新棉衣一样，热呼呼的”。乐合堡的妇女说：“搬去这块大石板，担起七、八十斤重的草也轻飘的了”。过去早上出工要队长一家家去催，现在号音一响，群众就自动出工，这些都是检查后的一些反映，是转变的开始，现泸西正在与弥勒合并还不够就绪，就有些地区看，秧种搞的不算好，有的干部思想顾虑尚未最后解除，干劲还未鼓足，还必须结合整社，进一步教育群众和干部，想尽一切办法把生产搞好，以补救今年减产后，可能发生的问题。

　　三、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是天旱，今年的任务又重，劳动强度大，57年又减了产，在主观上我们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最根本的问题是某些县领导对大跃进认识不足，把生产和群众疾苦分开，把某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当成干劲，大跃进为了什么没有理解深透，因此虽然是拼命的干了一场，得到了很大成绩，却也造成了某些难以挽回的损失。57年泸西修水利时，群众干劲很大，水利也修得不错，增产信心也是大的，但5—7月正当栽插紧张时缺了口粮，劳动力大减，肿病死亡相继而来，当时如果充分发动群众，想些办法生产自救，国家再供应点，可以解决问题，如中樞公社凤华乡57年每人口粮只分得200斤，各农业社赶紧种洋芋、蔬菜，栽插期间有吃的，肿病只死12人，干部也不打人，真正的积极领导生产，群众情绪饱满，58年增产20%，第十一管理区增产57%，同一条件的桃笑乡采取的办法是不管死活，强迫出工，野菜都不叫吃，捆绑吊打结果死人多又减产43%，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县领导没有采取凤华乡的办法，而是限期完成栽插任务，要各种数字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第一书记袁书丹同志第二书记曹傅生同志，掌握重点乡金马、桃笑是死人最多违法乱纪最严重的地方，发生的问题不仅听说，而且亲眼看到。但他们确对反映缺粮的同志说：这是资本主义叫喊。说违法乱纪是“为了生产”，强迫就强迫点，秋后收起粮食再辩论。对基层干部动辄划促退派。这种对群众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实在令人难忍。若从思想上来分析，他们确为了要搞好生产，为了大跃进，拼命，结果事与愿违，从这方面看也就使人难以苛责了。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加上坏分子兴风作浪，便来了一阵捆绑吊打的恶风，初步了解全县有411人打过人，占干部总数的13.7%，生产减收了，还死了不少人。这一教训是太深刻了，必须很好吸取。

　　2、1956年泸西大丰收后，个别同志增长了骄傲情绪，57年减产而谎报没有减，实际工作又采取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个人主义的东西不断的纠缠，对上隐瞒，对下压服，主观的布置任务。如地改田，有的地区根本没有条件改田，也不准种包谷，基层干部一提意见种包谷就被就斥为动摇，结果稻谷种不成，节令也过才叫查荒灭荒。种上包谷和荞子等，棵粒不收，一部分地改田栽上秧，单产只有100—150斤，不如种包谷。脚册有621亩地群众要种包谷，干部直接找县委书记曹傅生同志讲，被曹批评不敢动，节令过了后才叫种包谷，结果毫无收成。特别突出的二区包谷薅铲问题，该区旱地63,989亩，水田3,430亩，水田只佔全部耕地面积5%，而包谷种下后，该薅铲不薅铲，主观规定该区中心任务是栽插，集中力量去车水栽秧，从20多里路上驮水去栽秧，浪费人力，不能种稻谷的高山也要搞地改田，等栽插结束转来抓薅铲时，包谷已经戴红帽，草长的比包谷还高。造成大量减产。

　　这些做法，看来领导自己也不通，但由于个人主义作怪，怕说左倾结果是党和群众受了损失。

　　3、基层组织不纯是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重要原因之一，如金马公社脚册乡清出各种坏分子18人，占干部总数1381人13%，那里的违法乱纪就最突出，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干部捆绑吊打过群众，死人占总人口20%，减产50%。由此可以看到违法乱纪分子和坏分子造成的恶果，显然不仅是直接打死的几个人，因为他们不但不领导群众设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反而在群众与生死作斗争的严重关头，作威作福，欺压群众，从多方面为难群众，使许多人本可不死而死了，本可劳动的不能劳动了，本来有干劲的没有干劲了，生产上自然要大大减产。

　　清理基层的工作金马、中樞两个公社是作了，是否彻底还需复查，其他社则搞的不多，尚需整社中继续进行。

　　 泸西检查组1959年2月28日

　　· 来源：

　　云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