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六级干部大会简报第4期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编> ## (3月11日上午分组讨论的情况)   今天上午各地区都是进行分组讨论。一般地是以县为单位划分小组。九江地区是把社以上的干部和队以下的干部分开,即县、社干部合在一起编组,队以下的干部另外编组。省委负责同志都分别参加了各小组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又列举了许多实际材料,进一步证明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为了使大会简报的篇幅不要弄得太长,许多材料只好割爱了。这一期把各小组的记录综合编在一起,是否合适,请阅读简报的同志随时指示。    编者1959年3月11日晚   ※ ※ ※ ## 对主席指示的反映   参加会议的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干部,有许多人在来开会前就听到过省委电话会议关于毛主席指示的传达,知道这次会议是研究公社问题。但也有少数人是不摸底的。如上高县有的干部认为这次大会无非又是鼓鼓干劲罢了,听了报告后才知道是要解决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在讨论中,对毛主席的指示一致拥护,从内心感到毛主席真伟大。许多同志认为这次会开得及时,开好这次会,是1959年更大跃进的关键。南昌市各县(区)、整社工作组的同志说:“没有这些措施(指14句话),累死了都干不出名堂。”认为主席的指示抓住了关键,找到了本质,方向明确,措施及时,因而心情振奋。临川县金坪公社党委书记说:“毛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我社情况,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肯定能把公社办好。”万载县县里开电话会议传达毛主席指示精神时,大队长级干部都鼓掌欢迎。该县鹅峰公社有的社员7天任务2天就完成了。 ## 问题确实严重   在讨论中,大家着重地联系本社本队的情况来说明主席指示的英明、正确。认为过去对农村的紧张情况,虽然不是熟视无睹,但总是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听了传达主席的讲话以后,深深感到这些问题不很快很好地解决,将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   第一,公社权力过分集中,穷富一拉平。宜丰南丰的干部说,队里买张纸,一个钉子,也要经过社的批准。南昌小蓝公社的干部说:“公社见钱就抓 ,家俱合用就搬”。进贤白均公社干部说:“统的过多,公社管不了,大队无事作,小队等事作;上边事务增多,下边积极性减少。”南昌县尤口公社大队长喻凤生说:“大队大长工,小队小长工,社员是零工;一切归公社,权力大集中。”永修滩溪社反映,“队上的东西多了,就要往上调,也不给钱。群众便把自己的旧农具卖了,等着公社买新的。”上饶地区有些大队长说:“大事公社管,小事小队管,大队是过路衙门”,又说:“既不管钱,又不管人,说话不灵。”有些大队级干部因手中无权,不愿当干部,要求下放参加生产,横峰港边公社何家大队有22个干部,有6名因没有权力不愿再干。   对于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不仅大队的干部不满,而且公社干部自己也感到权力太集中不好办。贵谿一个公社干部做了一首打油诗说:“公社分配样样包,开支多来不讨好。劳模懒汉无区别,长的矮的一般高。装病诉苦不生产,争吃争穿争棉袄 。”大余县吉林公社党委书记检查自己过去的认识说:过去把公社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事事都想统起来,事事都要多点“共产主义”。兴国县社富公社的党委书记也检查自己过去把“一拉平”当作“共同富裕,共同上升”的思想。资谿县委付书记也检查说,过去思想上是认为“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平越好,越包越好。”   在一拉平的平均主义思想支配下,穷队富队矛盾显得突出。大队劳动所得为公社无偿占有,新余罗坊公社有两个队卖了40万斤粮,没有得到一个钱,群众说: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呀!雀山公社搞付业,有的队搞到三、四千元,有的一、二千元,有的一个钱也没搞到,但钱都是统一分配的。弋阳弋江公社的水南大队原来积累了2万多元,转公社时全部交给公社。这样一来,很多地方的富队便咒骂说,这是给穷队作仔,是“供爷”,骂穷户“揩油”。而穷户则说,这是吃政府的,是揩毛主席的油,不是揩你的油。有的地方矛盾比较突出,不但富队不高兴,生产不积极,穷队自己也感到抬不起头来,感到对不起人。   第二,社员劳动积极性问题。由于平均主义的不良影响,有一部分社员认为“干不干,三餐饭”,劳动积极性不高。吉水县水南公社劳动力强的社员说:“吃得假,做得真,累了不甘心”。永新龙市公社一个生产队,送肥只有半里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只送了3次肥。赣县沙石公社一个生产队长说,我们一无钱,二无权,群众倒是“蛇有蛇路,蛙有蛙路”,可就是生产落个没搞好。   南昌县有的公社干部说,现在是“做事问队长,吃饭进食堂,到月拿工资,社员实好当”。蒋巷社员反映:“做不做,四块四(每人平均工资)”。“现在是靠天生产,凭心做事”。劳动态度上出现了“坐”(半劳动力坐着不劳动)、“等”(食堂等饭吃)、“混”(做事磨洋工)、“装”(装病、装月经)、“苦”(富裕中农认为劳动苦)。“老年望落雨,妇女望刮风,壮年望外出,少年把书读”。麻丘公社兴隆大队反映有八多、八少!吃饭的多,出勤的少;谈征粮的多,关心生产的少;趁早卖菜的多,赶早作事的少;在家的多,积肥的少;耕牛闲的多,晚田耕的少;禾场浪费多,过问的少;付业项目多,现金收入少;领工薪的多,做事卖力的少。南昌市西湖区顺化门公社进外大队社员推粪,1958年一天推三车,一车六桶,现在一天推二车,一车四桶。新建县生米公社贫农甘开态,过去一天铲十车草皮,现在铲二车草皮。   但是,对于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看法,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高安县小组开始有几个人发言,认为今年社员生产干劲很大。县委书记张万海同志便提出“劳动效率怎么样?”于是就谈到今年生产积极性是真大还是假大。第一种认为群众生产积极性高,主要是竞赛促成的,如打擂台,评上中下游,大家怕评下游,评到下游就哭。所以积极生产。第二种认为领导骨干强的,社员先进的,积极性就高,主要是政治挂了帅。第三种认为出勤率高,生产效率不高。杨圩公社生产队长说,当前生产积极性可以说大,也可以说不大,从出勤看,比往年增加了,因为都评了级,三级以上的要出工。具体分析就觉得干劲不够大,“出门一条龙,做事就窝工”,一个组20多个人去积肥,只几个人在做事,看到干部去了就大叫鼓干劲,都挑起土来,一担只四、五十斤,还有的地方鼓干劲是“空城计”,5点打鼓6点才零星出工,晚上光坐着打锣鼓的也有。有八、九十张车子不用,甯愿肩挑四、五十斤,图轻快。   九江地区小组反映,队里喂猪有两种待遇,食堂的猪都精心喂养,公社的猪则很随便,巴不得死了好吃肉。德安县车桥队据说40多头牛已经有40%瘦弱得不能使用了。   第三、劳动力问题   九江县委书记左凤岗说:现在劳动力不足一说就埋怨搞工业,但不完全是这样,除了搞钢铁占了一点劳动力外,主要是劳动力分配不合理。全县光放牛、煮饭、办福利事业的就占16000多人。修水库中做后勤工作的人占全体参加修水库劳动力的20%左右,这样直接参加劳动的比例不大。公社化以后,老年人过去能作些轻微劳动的,现在也不做了,要求进敬老院;小的要上学,不放牛,社里牛没人放了。庐山公社党委书记田宗仁说:公社有15000多人,要求上学的就有3千多人。还有一批轻微病人,不做事老去看病。九江县礼和大队有50多个劳动力一直未往上报,到年终发钱时才报。   星子县6个公社的书记反映,他们公社有剧团,人数都在20个以上。大部分不参加生产或只一部分时间参加了生产。   (第四、公社成立以后,很多部门都想“吃”公社,给公社背包袱,他们向公社要东西时是“全国一盘棋”“反对本位主义”,收贷收税都要放“卫星”,公社向他要东西,一句话就答复了:“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余江县马荃公社党委书记反映,下放到马荃公社的单位计有供销社、粮管所、卫生所、诊疗所、国药局、兽医站等,下放时资金全部上交,交的精光,人员开支却要公社负担。卫生所除了工资外,开口就向公社要经费4千元。全社1958年实征税(公粮在内)约25万元,1959年财政包干任务31.4万元,增加25%。) ## 几个问题   1、在少数干部中出现了完全取消供给部分的想法。遂川县云田公社党委书记洪道城说:“关于所有制问题,是不是定个比例;或者将公社的所有制,退回到高级社时的那样。”该县大汾公社党委书记唐泗川说:“为了使工资部分大些,激发社员生产积极性,是不是可以根本取消半供给制,和高级社时一样,完全实行按劳取酬。”赣县沙石公社沙石生产队长说:“要按劳取酬,最好是拿工分买饭票,小孩、老人也可以养头牛得工分。”许多人对怎样由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制过渡到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不明确。   2、有许多同志认为这样一来回去以后有些具体问题不好处理。如去年大办工业时,用了群众一些木料等,现在无账可查。毛猪集中饲养后,也搞不清是谁家的,过年时又杀了一些,无法清理。工业抗旱时,群众拿出了一批废铁,没登记就放在一起;去年工业投资,群众拿出一些金银饰物,分散存在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也有存在银行的,这些都无法清理。云山垦殖场党委书记游湘说:“所有制下放,森林是不是也下放,是不是大的不放,小片的零星的放下去?”   3、对于怎样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有些人存有疑虑。铜鼓社干邱超华说:“这次回去要作几天检讨,政府做事反覆不定,什么都是落在我们头上。”南昌县麻丘公社宝塔大队支书周喜春说:“每次拐弯都会乱一下,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也会乱一下。”麻丘公社黄丘大队支书张三保说:“政策今天这样做,明天就会那样做。”鲁溪大队队长魏令金说:“14句话很难贯彻,群众不相信;1958年收入归了社,今年各计盈亏,明年又会拿去。”宜春县小组讨论时,有的公社干部说,回去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不要说别的,至少有20天不能生产(群众会闹着退还东西)。   4、南昌市反映,在讨论中谈个人与集体关系较多,谈小集体与大集体关系少;谈现象多,联系实际思想少,不少同志发言不够大胆,原因:一是怕说错受批判、“辩论”,二是对传达报告精神还领会不够。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