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开阳县青干公社整风整社工作情况总结

　　（上缺）……进了革命阵营，又得到原县委第一书记朱庚申的“尝识”，培养入党，最后窃取公社第一党委书记职务。杨绍奎钻进来后，把他的亲戚、亲信一个一个地拉进来，经其亲自介绍和批准入党的59党员中就有地主3 人，富农2人，惯匪、土匪13人，伪军官3 人，伪军9 人，红帮成员16人。杨绍奎把他们安置在公社党委龙广管理区和号称“米窝坝”的禾丰大队，担任领导职务，利用职权，进行残酷的阶级 报复，破坏党的方针，盗窃贪污国家资财，破坏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制度，造成生产连续下降，食堂大量垮台，病人剧增，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耕牛大批倒冬和被盗被杀，生产完全停顿，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谣言甚多，五类份子公开 进行破坏活动。去年开阳县委 在贵阳市委再三督促下，撤换了杨绍奎为首的一批坏人，但搞得很不彻底，因而各种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故，仍然不断发生，有的甚至有所发展。从工作队进村以后，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逐步弄清的情况来看，5个管理区有4个三类，16个生产队有10个三类，189个小队有69个三类：公社党委、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中有钻进来的敌人37人（其中地主6人，富农4人，二地主、狗腿子6人，伪保甲长、乡丁5人，惯匪、土匪7人，伪军3人，坏份子6人），蜕化变质份子29人，死官僚份子34人，思想糊涂不称职的16人。

　　二、坏人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居重要职务借共产党之名，行（缺）

　　在斗争胜利结束 时候，进行群众性的反坏斗争总结，群众把斗争胜利归功于党的政策和组织起来的贫下中农队伍力量的强大。他们说：“党的政策加上群众的力量，任何敌人都 能打倒”。因此，群众不再害怕坏人了，群众思想 觉悟也有很大提高，生产情绪也高涨了。

　　三、反坏人斗争彻底 胜利，为横扫“五风”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反坏人斗争全面胜利的基础上，及进转入以反对“共产风”为首的“五风”。

　　青禾公社“五风”很严重。1958年公社成立以来就大刮其“共产风”，把大队、小队和社员个人的物资、现金、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收归社有以发展社有经济。1959年，曾经退赔过一次，但敷衍了事，很不彻底。1959年反瞒产，1960年公社搞“大食堂”，“大办养猪场”又刮了一次“共产风”，又采用“算自发”的办法使一部分贫下中农倾家荡产，王车大队一户社员编几个箩筐就被算了2,400多元。公社化以来，刮 “共产风”先后平调228,127.12元。由于瞎指挥生产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60年粮食作物总产量仅达970多万斤，比1958年产量1,300万斤，少收300多万斤。土桥大队高枧小队正常年景可收粮食36万斤，而1960年只收13万斤。那里因瞎指挥造成的后果严重，那里虚报浮夸也严重。新场大队由于瞎指挥去年减产，而小队干部姚家顺弄虚作假谎报粮食产量，却被评为“五好”干部，并从小队长一步登天，当上大队长。顶住浮夸风的长坡大队支书黄华英同志则被扣上“老右倾”的帽子，被“斗争”了三次，还要她“考虑自己的党藉”。强迫命令是普遍现象，据统计对待群众的方法有捆、吊、打、骂、跪、站、斗、集训、罚款、抄家、搜身、扣饭、苦役等等十几种，土桥大队支书张银书，一个晚上斗争 了7个社员，打了2个社员，第二天逼搬了9户。干群关系非常恶化。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的另一个表现是干部的特殊化作风，生产大队一级干部普遍脱离生产，没有作到“四同”。公社党委的特殊化更为严重，党委副书记吴发祥的宿舍时里，酒、肉、油、蛋、花生、点心等等经常不断，吴发祥还把商店当作他的私人仓库，要啥拿啥：到生产队工作时嫌食堂伙食不合口味而另立小灶。总之这个公社“五风”泛滥，干群关系紧张。

　　反对“五风”，特别是反对“共产风”，必须具有最大的决心，形成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彻底。反“五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办法，大揭“五风”盖子，经过几次反复，在退赔方面，公社党委在三月和四月召开了二次退赔兑现大会，各生产大队也先后召开了退赔兑现大会。据统计县、公社（包括管理区），大队共退赔了现金和实物折款205,185.70元占应退赔数的89%强。应退赔给社员的部分，一般都退赔到社员手中，退赔是比较彻底的。群众对这次退赔深感 满意，反映说：“这次是既打雷又下雨”。对犯有“五风”……（未完）

　　· 来源：

　　贵州省某档案馆